惠州古窑址历史及其价值初探

[摘 要]惠州古窑遗址是不可移动文物，是研究惠州古陶瓷历史不可或缺的实物见证，也为研究惠州悠久的历史提供了重要的科学依据。对古窑址及其出土陶瓷的价值进行挖掘，有利于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利用。

[关键词]古窑址 陶瓷 历史 价值

惠州古窑遗址是惠州古陶瓷制作、烧制的场所，是惠州陶瓷历史的缩影，是追寻惠州陶瓷艺术的根。作为一名文物工作者，笔者有幸参加了惠州市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实地调查了惠州市境内已经发现的古窑址，并查阅了大量的历史文献资料，现就惠州古窑遗址的历史、选址、窑口结构和价值等问题提出粗浅的看法。

一、惠州古窑址是研究惠州陶瓷制造历史的重要载体

陶器起源于原始农业，人类社会有了原始农业才有制陶技术的产生，农业是陶器产生的社会经济基础[1]。陶器的出现是新石器时代文化的重要标志[2]。从惠州市境内已经发现10多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通过考古发掘，博罗县葫芦岭、苏屋岗、何屋岗、惠城区潼湖等地的贝丘遗址中出土有石、石斧、石矛和敲砸器，以及大量饰有绳纹、方格纹、云雷纹的夹砂、泥质陶。以此证明，新石器时代中晚期惠州先民在东江流域从事渔猎采集和农耕，并已经使用或制造陶器。

先秦时期惠州地区的陶瓷制造业非常发达，春秋梅花墩窑址、银岗窑址的考古发掘成为最有力的实证。春秋梅花墩窑址位于博罗县圆洲镇田头村，南临东江，水上交通便利发达。1975年文物普查时发现该遗址，广东省考古研究所分别于1992年、1995年进行了考古发掘。该窑址出土遗物丰富，是一处以夔纹陶作为主要特征的文化遗存[3]。梅花墩窑址是广东省内首次发现和发掘的一座龙窑，从而把广东龙窑的历史提前了近两千年。迄今为止，广东省跨越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的先秦陶器制作工场当属博罗银岗窑址，始烧于西周，延续到战国晚期。目前发现有龙窑5座，出土了陶器600多件及大量夔纹陶和米字纹陶碎片，还发现有陶器加工场、码头等遗迹[4]。广东省有关考古专家认为，春秋战国时期的东江流域在相当长的时期中和相当大的范围内，均存在比较繁荣的陶业生产，理就成为我国南方地区陶器起源阶段研究的又一个重要区[5]。

秦汉时期尽管惠州市域内至今未发现有窑址，但本时期中国陶瓷已得到重要的发展，其中，以举世瞩目的秦兵马俑、汉代釉陶的大批量生产和青瓷器的不断成熟为标志。建国以来，经考古发掘，在惠州市境内发现了多座汉墓、南朝墓，并出土了大量陶瓷，为研究惠州地区这一时期的社会文化习俗和陶瓷历史提供了实物资料。唐代，我国的唐三彩非常著名，陶俑、青瓷制作也进一步成熟。这一时期在惠州境内墓葬出土的唐代青黄釉四系罐 、唐代葵瓣口碗、唐代武士俑等陶瓷成为惠州市博物馆馆藏收藏的精品。其中，武士俑为研究唐代造型艺术的特点、服饰、社会习俗、等级制度等提供珍贵的实物佐证[6]。

宋代已经是我国陶瓷历史发展的鼎盛时期。宋代名窑辈出，官窑、民窑各有千秋；青瓷、白瓷、彩瓷竞相发展，同放异彩，精美无比。其时，惠州陶瓷制造业也达到了一个历史高峰，其品种、产量和质量均远远超过唐代以前的陶瓷产品。在惠州境内已发现东平窑头山、朱屋村、三栋瓦窑岭等北宋窑址；南宋窑址有显岗窑址、飞鹅岭窑址、永平村窑址和矮围岭窑址。其中东平窑代表了当时惠州陶瓷制造业精湛的技艺水平。北宋东平窑出土的陶瓷有如下特点：一是种类多；二是造型美观、精巧，碗、碟多采用团形图案，线条生动灵活，富有变化；三是釉色多样，有青白釉、酱黑釉、青釉、酱黄釉、酱褐釉、青褐釉、淡黄釉、白陶衣等九种；四制作工艺以轮制和煅烧为主，胎体薄厚一致。有关专家认为，北宋惠州东平窑属当时较为先进的长方形“斜坡阶级窑”，生产规模大，烧窑时间长，窑具设备完善，制陶技术熟练，产品种类多，工艺水平高[7]。

元代青花瓷是我国古陶瓷的巅峰之作，已经成为陶瓷历史的神话，但目前惠州市内未发现有元代窑址的遗存，对元代惠州陶瓷的研究留下一个遗憾。明代，惠州路改为惠州府，惠州军事重镇的城市功能日益凸显。明代惠州府衙门前建有石牌坊，两边分别书有“岭东雄郡，梁化旧邦”八个大字。惠州岭东地位的稳固带动了惠州陶瓷业的持续发展，惠州境内分布有明代惠东安墩黄沙窑址群、明代惠东三官坑白马山窑群、龙门县三洞窑址和惠城区南新路肖屋岭古窑址。其中，安墩黄沙窑从明、清至民国初年，都有开窑生产，是惠东县境内烧窑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的窑址。这些窑址出土的陶瓷不但丰富了博物馆的馆藏，同时也是研究明、清惠州陶瓷史和惠州明、清陶瓷艺术的珍贵实物资料。

综上所述，惠州陶瓷可考的历史可追朔至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先秦时期，惠州地区的陶瓷制造业非常发达，甚至与中原地区同步。宋代，惠州东平窑与广州西村窑、潮州笔架山窑并称为广东宋代三大民窑。明、清两代，惠州古窑址的分布与陶瓷制造反映出清晰的时代特征。因此，惠州古窑址是惠州陶瓷制造历史的重要载体，也是研究惠州陶瓷历史的根本。

二、惠州古窑址的选址

为适应陶瓷生产的需要，惠州古窑址的选址有其自身的特点。

其一，惠州古代陶瓷窑址一般建在背山靠水的地方。窑址所在地应有充足的陶土（瓷土），有足够的水源，并且具有木材、煤炭等燃料。经统计，惠州古代陶瓷窑址的分布特点是以惠州东江或西枝江为主轴，大都建在东江和西枝边岸边不远的地方，对陶土（瓷土），水源，燃料的选用均非常方便。如：春秋梅花墩窑址、银岗窑址、永平村窑址、南宋矮围岭窑、北宋惠州东平窑均的选址在东江沿岸；宋三栋瓦窑岭窑、明肖屋岭古窑、明代白马窑、安墩黄沙窑均选在西枝江沿岸不远处。又如：惠东县安墩、白盆珠等地的“白泥”是高质量的瓷土，为白马窑、安墩黄沙窑等提供充足的陶瓷制造原料，是陶瓷的生产持续性的必要保障。

其二、惠州古代窑选址充分到考虑水路运输这个重要因素。古代陆路运输极不方便，依托东江航运使惠州本地生产的陶瓷销售大大提高了时效和降低了运输成本。经考古证实，在距离银岗窑址1公里的江中，遗存有大量的陶器，在粤东、粤中、粤北的遗址或墓葬中均有银岗窑的产品出土，正是经过东江航运满足广东其他地方的陶器销售需要。

三、惠州古窑址的结构

惠州古窑址的结构以龙窑和馒头窑为主，龙窑窑体一般由火堂、火道、窑床和窑尾组成。目前在惠州境内已发现的龙窑达10处之多，其中，北宋惠州东平窑、明代肖屋岭窑的窑道为斜坡级，有生产规模大，产品数量多，烧成温度高等特点。惠州明代的窑址多为“馒头窑”，此类窑址生产规模相对较小，但分布密集，数量较多。如：明代白马窑址群，在蜿蜒7公里的狭长山谷地带中分布着多处表征明显的废窑址。另外，有一部分古窑址，如：南宋矮围岭窑址，由于未找到窑口，其内部结构不清楚。

四、惠州古窑址及其出土陶瓷的研究价值

（一）古窑址为研究惠州悠久的历史和社会习俗提供重要的依据

先秦时期，地处东江流域的惠州是岭南地区经济政治最发达的地方之一。在今惠州博罗县一带有“缚娄”（又称“缚娄国”）部落之说。在悠长的历史进程中，缚娄古国为东江流域熏染上了厚重的文明基色。经考古证实，博罗横岭山墓地分布密集，排列有序，跨越时间长，极少叠压打破关系的现象，是一处严格管理和等级森严的墓地。该墓地出土的陶器与梅花墩春秋龙窑所生产的陶瓷器的造型、纹饰相同；战国墓葬的陶器造型、纹饰与银岗窑场所生产的陶器和原始瓷器一致。说明银岗窑址、梅花墩窑址的一部分陶瓷产品服务于当时的某个社会组织，这些珍贵的实物资料为揭示先秦“缚娄”古国的历史和社会习俗提供了重要佐证。

隋开皇十年（590年），废梁化郡，置循州，设总管府于山。在山循州总管府遗址（今惠城区中山公园一带）遗存有大批隋唐时期的筒瓦、板瓦和陶罐残片，这些收藏于惠州市博物馆的陶器沉积着惠州建城历史的记忆。明代，惠州路改为惠州府，惠州军事重镇的城市功能日益凸显。明代，惠州府城两次大面积扩建，需要大量的城砖，明代肖屋岭窑址出土的城砖及大量建筑艺术构件是明代城市建设的实物见证。肖屋岭窑址出土的城砖印花装饰多是官府专用之物，出土的多种规格的明代城砖，尤其是“景泰城砖”[8]，造型纹饰美观，工艺价值高，这些产品为研究惠州明代府城遗址及城垣历史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二）古窑址为研究惠州各时期的社会经济提供重要的实物资料

历代的陶瓷生产可以反映一个地方在一个时期内的经济活跃程度，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社会经济和生产力发展水平。银岗遗址面积达10万平方米，分为取土区、陶器加工场和运送陶器的码头，出土土大量罐、豆、鼎、瓿、盒、碗、杯、钵、陶珠等遗物。银岗遗址作为我国南方瓷器起源阶段的一个制陶工场遗址，为研究这一时期陶瓷生产工艺技术和产品特征提供了珍贵的素材[9]。在粤东、粤中、粤北的遗址或墓葬中均有银岗窑的产品出土，在深圳、香港等地也发现其产品，说明春秋战国时期惠州的制陶业已经相当发达。惠州生产的陶器不但足本地的生产、生活和陪葬需要，同时，先民利用东江水网作为运输渠道，满足广东其他地方的陶器销售需要。宋代，以惠州东平窑为代表的“惠州窑”以熟练的制陶技术、种类多样的陶瓷产品以及高超的工艺水平而远近闻名。现今已发现的惠州境内的宋代窑址有7处之多，仅东平窑头一年就可以生产150万件陶瓷产品。有资料显示，在南洋群岛出土了东平窑的产品，证实了东平窑的产品或许是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进行外销的，说明宋代惠州的经济比较繁荣，陶瓷出口贸易频繁，生活水平也得到较大的提高。

（三）惠州古窑址的考古发掘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经过考古发掘，证实春秋银岗窑址的地层分为早晚两期，早期文化遗存以“夔纹陶类型遗存”为主，时代在西周时期。晚期文化内涵称为“米字纹陶类遗存”，出土的硬陶器胎质细密坚硬，叩之声音清脆，时代推定为战国时期。为此，推断出以“夔纹陶类型遗存”早于“米字纹陶类遗存”的论断，解决了几十年来考古界的学术争议[10]。其二，北宋东平窑属长条“斜坡阶级窑”，纠正了以前认为阶级窑是明代以后才出现的说法[11]，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五、结 语

从上世纪七十年现和发掘的北宋东平窑开始，通过省、市、县文博和考古工作者的共同努力，陆续发现和发掘了惠州更多的古窑遗址。事实证明，惠州古窑址由于年代久远，历史研究价值颇高；北宋“惠州窑”陶瓷由于工艺高超，精妙绝轮，使人爱不释手。惠州古窑遗址为研究惠州悠久的历史提供了重要的科学依据，也是研究惠州古陶瓷艺术和科学价值不可或缺的实物见证。如果没有保存有古窑址，惠州陶瓷历史就变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保护文化遗产，守护精神家园”。古窑遗址属于不可移动的文物，具有重要的文物价值，是惠州作为历史文化名城重要的文化遗产之一。随着《文物保护法》的贯彻实施，随着政府文物部门和公众对古窑遗址认识的不断提高，目前，惠州不少古窑址已得到很好的保护和利用。如，春秋银岗遗址已被公布为广东省文物保护单位，惠州市政府与广东省文化厅签订了文物保护合作框架协议，为建造“春秋银岗遗址公园”打下坚实的基础。春秋梅花墩窑址、北宋东平窑址、三栋瓦窑岭窑址也被公布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其他古窑址也全部列入不可移动文物保护名录而公布于众。但同时也要看到，个别古窑址由于地处僻远，或产权不清，或缺少管理，或被人为占用而导致损坏严重。如：显岗窑址长期被水浸泡，矮围岭窑址、飞鹅岭窑址杂草丛生，处于自生生灭的状态。此外，有些古窑址由于未进行抢救性考古发掘，也未找到窑口，至今未探明古窑内部的文化遗存。我们相信，通过文物工作者和有识之士长期共同的不懈努力，惠州会有更多有价值的古窑址被人们发现和认识，并且这些古窑址一定能被更好地保护和利用。

参考文献：

[1]陈德富.中国古陶瓷鉴定基础.华龄出版社，2006年版，第9页；

[2]宋良壁.广东省博物馆藏陶瓷概述.广东省博物馆藏陶瓷选，文物出版社，1992年版，第5页；

[3]刘成基，杨少祥.广东博罗园州梅花墩窑址的发掘.考古.1998年7期，第40页；

[4]邓宏文.广东博罗银岗遗址第二次挖掘.文物.2000年第6期，第15；

[5]邓宏文.广东博罗银岗遗址第二次挖掘.文物.2000年第6期，第16页；

[6]邹永祥，吴定球.惠州文物志.1996年版，第97页；

[7]邹永祥，吴定球.惠州文物志.1996年版，第12页；

[8]惠州市博物馆.惠州文物志.岭南美术出版社，2009年版，第53页；

[9]邓宏文.广东博罗银岗遗址第二次挖掘.文物.2000年第6期，第15页；

[10]惠州市博物馆.惠州文物志.岭南美术出版社，2009年版，第47页；

[11]惠州市博物馆.惠州文物志.岭南美术出版社，2009年版，第45页。

作者简介：冯伟强（1966―），男，研究方向：馆藏文物、古建筑及其不可移动文物，曾负责编辑《惠州市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成果图片展图录》、《惠州市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报告》。现任广东省惠州市博物馆收藏研究部主任，惠州市直文物普查队副领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