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析政治下的非主流文学

一.文学规范下的“异质”因素

“十七年文学”更加强调文学的政治功利色彩，惟一有效的叙述方式便是文学配合政治的要求，反映国家的政策方针，即主流革命规范下的产物，表达了国家意识形态的声音。主流话语以一种近乎强制的方式渗透进作家们的头脑中，强调思想和创作的统一性，以达到思想改造的目的。然而在建构的革命文学话语秩序中，也存在着许多与规范相左的“异质”因素，表达出他们对国家、对人生的独特感受和领悟。“非主流”文学在这里指的是一些有意或无意地疏离甚至反抗主流意识形态或文艺规范的主张与实践。具有“异质”因素的“非主流”文学较多出现在以下几个时期：一是，在1956年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后，以《人民文学》为主阵地发表了一系列“干预生活”、“写真实”、“写人情”的文学作品。包括王蒙《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宗璞的《红豆》等。二是，60年代初文学规范相对放缓的时期里，出现了一个历史文学创作的小高潮，如冯至《白发生黑丝》；历史剧《海瑞罢官》、《蔡文姬》等。三是，“”期间，各种处于秘密、半秘密的创作和发表的地下文学，有“白洋淀诗群”的诗作；流传广泛的“手抄本小说”，如张扬的《第二次握手》等。以上三个时期较鲜明的代表了“十七年文学”中的与“主流文学”相左的“异端”因素，在此后的一些政治运动中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批判。此外50年代初萧也牧的《我们夫妇之间》及路翎的《洼地上的“战役”》等都因其所表现的内容与主流话语不符而受到指责。而散文领域一直是作家们表达自己真情实感的最佳领域，因此部分作家的散文也可以被划入“非主流”文学的范围内，如冰心在散文《海恋》中不自觉地流露了一个被隐藏起来的“自我”；巴金在《忆青野季吉先生》等篇表达对日本朋友的感情；丰子恺在散文《阿咪》中的个性表现。这些老作家们的名篇名著远离了政治的倾轧与权力的角逐，反映的是自己真实的生活和细腻的内心世界。这些“非主流”文学的特征，是作家们在情感抒发、身份认同、社会地位等方面艰难处境的最好说明。从中，我们看到这个时期作家的执着与反思、矛盾与挣扎，这可以说是他们独特的生存方式。

二.宏大叙事下的个人话语

宗璞的短篇《红豆》发表于“双百方针”颁布不久之后，属于20世纪“革命+恋爱”的传统主题，在当时冷寂的文坛上空升腾起绚丽的火花。其主题是关于一个年轻的女性在爱情与革命之间的犹豫与选择，经过小资产阶级式的徘徊之后，她战胜了个人的情感，认清了资产阶级情感的虚伪，而投身于革命。自古红豆就象征爱情，常用它来表达相思之情。宗璞将这样一个颇有浪漫气息的红豆作为小说的题目就暗示着作品的主题是爱情。与当时许多表现英雄人物的小说相比，确实给文坛带来了一阵清新的气息。《红豆》的主题是多层次的。首先它写出了青年人处于人生十字路口前的抉择。在把握这种选择的痛苦时，宗璞较尊重主人公的内心情感的真实性。充分描写了江玫面对爱情与革命做出选择时的痛苦，尤其是当齐虹要离开祖国时，作者毫不掩饰江玫的悲伤、失落，细腻的刻画出江玫对自己的克制以及内心的不舍。“江玫想说点什么，但说不出来，好像有千把刀子插在喉头。她心里想：‘我要撑过这一分钟，无论如何要撑过这一分钟’”。理智和情感的冲突也是小说最有魅力的地方。惟有写出女主人公内心激烈的斗争，才能塑造出一个更为真实的人物。50年代以来，充斥文坛的是大量的英雄形象，他们似乎生来就是无敌的，很少有自己的感情纠葛，往往形成了一些抽象的政治符号，造成了文学作品的枯燥。江玫这一形象的意义就在于她突破了那些“高大全”的僵化的英雄模式，以自己丰富细腻的内心感情充斥着文本，震撼着读者的心灵。其次，《红豆》内部存在着叙事的内部矛盾。作者以革命思想和个人情感的内在线索交替叙述。虽然试图以革命思想发展的逻辑自然地解决个人问题，但她还是看到了情感问题的复杂性。宗璞也站在个体的立场上，不自觉地被男女主人公的爱情所吸引，表现他们之间的真挚情感，开拓了这部作品的主题空间。小说是在革命斗争的背景下开展爱情故事的，政治倾向的不同加速了男女主人公的分手，但江玫对这段刻骨铭心的感情是悲伤不已的，这里作者并没有因为阶级立场批判他们之间的感情，而是表达了对这段爱情悲剧的同情，认可了爱情中的非阶级性因素。在表现江玫忧伤的同时也流露出作者对阶级社会里人的情感的关怀，开掘了作品人性的深度。这也是作品当时受到批判的原因，“爱情被革命迫害”、“在感情的细流里不健康”、“资产阶级人性”都是《红豆》犯的“错误”。

三.备受争议的“创作逆流”

新中国以法律形式赋予了女性崭新的历史地位，但这场妇女解放运动一味地反对性别歧视，因而忽略了性别差异，导致模糊了性别的女性人物成为“十七年”文学中的女性形象的“楷模”。无论她们是女革命者、知识分子抑或是劳动妇女，都是革命把她们从小家庭吸引到了大社会，有着与男性一样的精力和热情，对革命、对敌人、对爱情、对家庭都与男性毫无差别，这也就是革命叙事话语中的“新女性”。特定的政治权力“总是直接控制它，干预它，给它打上标记，训练它，折磨它，强迫它完成某些任务，表现某些仪式和发出某些信号”。因此“新女性”的这些特征就是革命历史叙事对女性的种种规范和训诫，位于边缘位置的女性创作则突出表现为女性性别意识的淡薄和主体意识的缺失。而本时期也有一些不太符合宏大叙事基调的作品，着力表现的是革命战争中的人性人情，营造出一种清雅、隽永的氛围。《红豆》就是其中之一。宗璞从小受到清华和燕园的滋润熏陶，她较多地了解知识分子的生活，不太熟悉宏大叙事主题下的人群的生活。尽管当时政治不断侵入、干涉文化文学领域，宗璞的内心深处却依然保持着那一份不为世俗所污染的土地。因此她对“一体化”标准下的主流文学的反抗，是通过语言表现出来的。小说中间夹杂着太多的爱情元素，潜藏着一股深深的情感洪流。从字里行间，可以看出宗璞一直在寻找着艺术的创作方式和个体精神的自由。她凭借女性特有的细腻，用诗意盎然的语言来描绘因时代而造成的悲痛，展现女性独特的内心世界。本时期女性和知识分子这两种身份是一直处在一种边缘位置。而《红豆》恰恰展现了这双重身份在革命话语秩序下的徘徊选择与情感纠葛。也许任何时代的爱情都要被打上时代的烙印，但是人类心中这份真挚而美好的情感却怎能轻而易举地消失呢？如果说,江玫为了革命可以忘记齐虹，那么她还为什么要小心保存那两颗红豆，为什么再次见到红豆后会那样激动？这种撕心裂肺的痛，揭示了革命背景下的爱情过程的复杂，也为当时的革命文学所不容。在1957年夏天文艺界的“反运动”开始，《红豆》被打成“毒草”而淹没在历史的尘埃当中，它被批评家们称为“一股创作上的逆流”。正是这“逆流”让读者们看到了在高度一体化的时代，人情人性的美好绚烂，感情的细腻真实，选择的纠缠矛盾。这种对爱情的如泣如诉的书写在那个以颂歌为主的文学年代出现，的确是引人注目的。没有哪一篇像《红豆》那样把全部的笔力用于刻画男女青年如痴如醉缠绵悱恻的爱情，这一点正是这篇小说在今天仍然能打动读者的一个重要原因。

本文作者：裘甜工作单位：华中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