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宋濂治心之学的功能

摘要：宋濂提出了“吾心为天下最大”的命题，他的理学着重探讨了“人心”与“天地之心”，并进而指出人们通过治心工夫的涵养便可以体认天道，使个体人生境界向更高层次精进。治心之学的功能还表现在：心既然是万物的主宰，决定着一个人的本质，那么透过对人心的观察，便能够帮助我们识人；通过治心工夫的涵养，或是通过圣贤文章，体认天地之心，存诚于心，可以成就一代文章大家。不仅如此，在政治实践中他还以治心之学中的人格修养学说来启发引导朱元璋摒弃自身的刚猛与暴戾，通过理论中的阴柔元素来化导朱元璋行事风格中的刚猛。

关键词：宋濂；治心之学；功能

中图分类号：B248.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12)03－0081－06

宋濂(1310－1381)，元末明初浙江金华人，字景濂，后改为濂，号潜溪。后世学者称潜溪先生，有《宋宪文公全集》传世，卒谥文宪。宋濂自幼英敏强识，曾在闻人梦吉等多位名师门下受业。在元末时期已经“籍然著闻”、“知名于时”，周文盛在其《成都宋先生祠堂记》中称宋濂“当元之叔世，自晦弗显，贤明已动乎海内……卓然为一代儒宗。”后跟随朱元璋，深受垂青，尊同太师，朱尝云：“朕以布衣为天子，卿亦起草莱列侍从，为开国文臣之首”，“一代礼乐制度，濂所裁定者居多”。全祖望更是称赞其“以开国巨公，首唱明三百年钟吕之音”。

宋濂的理学思想虽然为金华朱学正传，但对于佛老思想多有援取，并且注重对于心的探讨，是元明鼎革之际重要的思想家。在他的理学思想中，治心之学是其非常具有特色的理论之一，其中他对治心之学的功能又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

一、心为天下最大

宋濂的理学思想以治心之学见长，宋濂曾在其自传性文章《白牛生传》中有过相关的表述，明确地表明了自己的学术立场：“生学在治心，道在五伦，自以为至易至简。”在《育王山广利禅寺涂田记》一诗中，他还以形象的比喻说明治心之学的重要性：“我心有如田，诸种靡不纳。”在宋濂看来，人心就如田地一般，需要自我不断进行耕耘，而且“诸种靡不纳”，具有极大的开放性与包容性，并且通过个人的努力修为，“忍辱”、“布施”、“精进”、“智慧”、“禅定”等，进而实现体悟天道的“道乃成”境界。

在宋濂看来，心本身具有极为丰富的内涵，他从多个角度对心的本体进行了阐发。他认为，“人心至灵，一念之感，其小者草木，或无根而生华；其大者日星，或退舍而见异。况于天地之神出有人无，块圠纷纭，又何所不有乎?”就是说人心是非常具有灵性的，能够对外界的事物形成感应，小到草木大到日星，都是心所感应的对象。不仅如此，心还能够体悟到更为高深的东西，包括“天地之神出有入无，块圠纷纭”都是心的能力之所及。

在《萝山杂言》中，他对心做了更为具体的描述：“至虚至灵者心，视之无形，听之无声，探之不见其所庐。一或触焉，缤缤乎萃也，炎炎乎燕也，莽莽乎驰弗息也。”在宋濂看来，心的本体实际上是一种虚灵的存在，人们观察不到它的形迹，听不到它的声响，更探究不到它的所处所在。但这并不意味着心就是无法捉摸体认的了，而是需要一种外界的激发互动，一旦与外物相接，心就会马上感应而动，出现“缤缤乎萃也”、“炎炎乎燕也”、“莽莽乎驰弗息也”的状态，霎时间便展现出它灵动的一面。

宋濂认为，心就像镜子一样能够将世间万物展现出来，他在《全有堂箴》中说：“无者有之对，其谓之有者何?心中本具，不假外求也。其谓全有者何?天德也，天德之著也，如鉴之明也，万里森然，随物而应之也。”人心中本具天德，而天德就像一面镜子，但是这面镜子却又不是一面普普通通的镜子，它里面自然包含着森然万物，并能够与外界实在的客体呼应鼓动，从而与世间万物相互交感，助人体认天德。

他在《空同外史传》一文中，借空同外史的口吻讲述了自己对于心与外物关系的看法，其中自然也不乏浓厚的释家色彩，文中说：“子求空同山于目者邪?吾则以其心尔。吾目虽不见山，而吾心未当无山。—凝之间，平岳邃林，森森而列吾前，喁喁而俟予后矣。彼以目而求山者，有山而始有山，未尝能无山而有山。盖有山则为山所碍，无山则何往而非山邪?吾心之所存，不翅千空同之多，奚止禹迹之内有三而已?”在这里，心似乎又具有了本体论的色彩，本身即具有山川于其中，甚至按照佛教的说法，还远不止现实中的有限世界，心乃是一种无限的自有。

宋濂在探讨治心之学的时候提出了一个与“人心”相对应的自然之心的概念，也即他所说的“天地之心”，人们能够通过体验“天地之心”从而体认天道，达到“与天地并运，与日月并明，与四时并行”的人生境界。人具有“人心”，而天地具有“天地之心”，这种天地之心生生不息、循环无穷，从而主宰着世间万物，一如程朱所推崇的理，宋濂自己也曾有过类似的表述：“吴穹上运，玄墟下处。风雨霜露得其平，日月星辰顺其轨。江河山岳，以流以峙，百物以生，万适咸叙。不发一言，而莫敢失其恒职者，以其本乎至诚之理也。”这种所谓的理寂然不动却主宰着天下万物，决定着风雨霜露、日月星辰的运行终始，影响着江河山岳万物的变化发展，其实质是与宋濂所谓的天地之心并无多大差别的。

鉴于天地本具此心，所以才能够成为天地本身，天地也因为此心的存在而运行有道，按规律运转：“天地之大德日生，夫生者乃天地之心。虽阴阳之所运行，有开合惨舒之不齐，然天地之心，生生而弗息者，恒循环于无穷。有如硕果不食，则其生道已具其中，俟时发荣，挺然而莫之遏矣。”天地之心生生不息，循环无穷地作用着，大道就在其中自然地存在，这不仅表现在它的主宰性与功能性上，甚至具有本质的决定作用：“天地之所以常存，古今之所以不灭，恃有此理耳。理，即人心也……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宋濂所提出的天地之心的概念也基本等同于在这里所说的理，甚至可以说与程朱理学的本体之理有着极大的相似性。他在这里所要表达的正是人心与天地之心间存在着较大的统一性，“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人的主观之心能够体味客观的天地之心，也即所谓的理。

宋濂还对人心与天地之心的感应同在做了更为细致的说明，认为人之所以能够做到与天地感应而动，也恰是因为人心本具太极，与天地之心的太极感应互动：“然而天地，一太极也；吾心，亦一太极也。风霆雷雨，皆心中所以具，苟有人焉，不参私伪，用符天道，则其应感之速，捷于桴鼓矣。由是可见，一心至灵，上下无间，而人特自昧之尔。”天地本身就是太极的运转往复，而人心也本具太极，所以天地因太极而产生的风雨雷霆，都是心中本来就具有的了，所以人心才能够与天地感应而动。当然，多数人之所以不能够达到这种心与外物的切合感应，并不是因为他们的心中没有太极，而是因为他们的心中掺杂了太多的“私伪”，如果破除这种后天的繁杂，净化本心使其重归洁净，那么便很容易与天地感应而动，达到心中太极与天地万物所有的太极之间的互动。实际上，宋濂在这里已经上升到了人的主观认识与客观世界的同一性问题了，当然以他的治心之学来说，并没能很好地阐释这个问题，诸如在主客之间如何能够实现同一上，他抛开客观世界的本质存在从而假定了“天地之心”，这样使得他的学说过于主观。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宋濂对于主客观统一性问题的阐释使得他的哲学思想更加具有了思辨色彩，这也是他在明初理学发展的过渡阶段所做出的贡献。

在宋濂看来，人心本具太极，并且能够与天地之心同生同在感应而动，具有本体论上的决定意义与认识论上的重大作用，那么它就应该拥有至高无上的尊荣地位，也就是所谓的心应为“天下最大”，它是世间万物的主宰。

他在《龙门子凝道记》中以问答的方式巧妙地回答了这个问题：“或问龙门子日：天下之物孰为大?曰：心为大。”在直接肯定的回答之后，宋濂接着做了详细的阐发：“仰观乎天，清明穹窿，日月之运行，阴阳之变化，其广矣，大矣!俯察乎地，广博持载，山川之融结，草木之繁芜，亦广矣，大矣!而此心直与之参，混合无间，万象森列而莫不备焉。非直与之参也，天地之所以位，由此心也；万物之所以育，由此心也……然而此心甚大也，未易治也，未易养也。欻然而西，忽焉而东，其妙不测，而乘气机出入者也。苟失正焉，翩然而风起，滃然而泉涌，有不可殚名者矣……夫然，故若天之覆也，地之载也，不知孰为天地也，孰为我心也，亦一而已矣!”在这里，宋濂提出了心与万物感应而动的两种情形，即直接相参应和与间接相参应和，但这些都只是形式上的区别，其根本的所在仍是心之本体已经具备了森然万象，亦即前面所指出的客体的存在原本早已蕴藏于主体之中了。所以论述到最后，几乎已经成了天地万物的“所以位”、“所以育”等一切行为都是“由此心”了。宋濂正是这样逐步深入地提出了心为天下最大的观点，表现出了一定的思辨色彩。

宋濂在强调治心修养上认为只有像尧舜、孔子那样的圣贤才能全有体认，而一般人很难达到这种境界，即“能体此心之量而践之者，圣人之事也，如羲、尧、舜、文、孔子是也。能知此心，欲践之而未至一间者，大贤之事也，如颜渊、孟轲是也。或存或亡，而其功未醇者，学者之事也，董仲舒、王通是也。全失是心，而唯游气所狗者，小人之事也，如盗跖、恶来是也。”但是他毕竟肯定了世人还是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达到这种体认本心的至高境界的，宋濂自己也认为“吾心与天地同大，吾性与圣贤同贵。”这很有点“人皆可以为尧舜”的意味，即宋濂并不否认甚至还相当推崇世人努力修习治心之学，从而追寻人生的这种至高境界，实现总体人格的提升，因此这在人文熏陶上也具有了相应的积极意义。

二、治心之学的功能

宋濂以“心”为“天下最大”，在他的理学思想中，心具有绝对的统摄性地位，他所谓的天地之心也往往具有程朱所说的理的味道，是一种类似于自然主宰的本体存在，具有本体论意义。但在这里需要明确的是，宋濂的治心之学并不是针对天地之心而进行的，他要治的恰是能够与天地之心相感应作用的“人心”。宋濂本人是在深厚的婺学文化中成长起来的思想家，深受浙东学派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想与陈亮事功之学的熏染，加之其本人为官入仕的政治地位，其理学思想往往更加偏重于对现实生活的指导性意义，因此宋濂对治心之学的功能探讨也是研究者不应忽视的非常重要的一方面。

(一)体认天道，提升人生境界

宋濂治心之学的重要作用之一在于通过治心，使人能够体认天道，实现个体人生境界向更高层次精进。如前所述，宋濂所说的心具有一定的本体论意义，它通过元气的运动产生万物和运动，整个自然界的生生不息恰是因为天地之心通过元气在发生作用。同时，人心本具太极，可以实现人心与天地之心的感应作用，进而实现“与天地并运，与日月并明，与四时并行”的更高的人生境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心实际上对于个体人格往往具有一定的主宰性意义。

宋濂在《六经论》中明确提出了心的这种主宰性地位，在他看来，“六经皆心学也”，因为“心中之理无不具，故六经之言无不该。”这是一个相当大胆的设定，认为六经之学都是所谓的心学，这一点与陆九渊“六经注我”相一致，都有一种理论上的大胆假设与高度自信。他明确提出：“圣人之道，唯在乎治心。心一正，则众事无不正，犹将百万之卒在于一帅。帅正，则靡不从令；不正，则奔溃角逐，无所不至矣，尚何望其能却蔽哉?大哉心乎!正则治，邪则乱，不可不慎也。”圣人之道就在于治心，这里宋濂已经将治心看作是圣门的重要绝学之一了，他还将心比作三军统帅，以突出心在个体人格方面的统摄性地位：心一旦正，则身可正、事可成；心一旦不正，那么整个人的正常发展也都将受到阻碍。

宋濂认为，人“虽曰异形，实一身也。身之听命者，心耳。心欲左焉，而身从之；心欲右焉，而身又从之。至前后皆然，无相违者也。”心是身的主宰，身的行动都要听命于心。宋濂在论述心的主宰性的时候，与他所推崇的东南三贤之一的吕祖谦其实是不谋而合的，或者说宋濂的治心之学也在潜移默化中受到了吕祖谦的影响。吕祖谦也非常强调心的重要性，他在《宋督弑君与大夫》一文中说：“盖人心各有所主。……惟此心一荡，则纵横放肆，无所忌惮。”吕祖谦认为，宋督之所以会犯上作乱，就是因为他不去治心而放任自流，这样人也就自然肆无忌惮，终于做出违背礼义道德的大逆不道之事。吕祖谦所强调的正是人心都各有它的主宰，人们需要有目的地去治心才能够使心存于正位，心一正，则人也就自正了。人因为心本具天地，故能与天地通，从而体悟大道，实现理想的人格定位，所以心的重要性也正是一种对人自身的定位与主宰，正如宋濂借朋友的话所说的那样：“勿小吾圃，阴阳之理著焉；勿小吾体，心中具天地焉。具天地于一心，著阴阳于一圃，六合虽广，孰加焉?”人们虽然都是渺小的个体存在，但正是因为天地具于心中，大道与之参合，所以即使在广袤的宇宙间也依然不会迷失自我，同样能够实现个体的人生价值与定位。

(二)观人识人，明辨忠奸

治心之学除了具有能够帮助人们体认天道，实现个体境界的极大提升这种人性修养功用之外，还表现在，心既然是万物的主宰，人心决定着一个人的本质，那么通过对人心的观察，能够帮助我们识人。宋濂认为心不仅决定着身体，人的各种品质，也都是由心决定的。他认为“命，天使然；义，出于心。”像义这种品质就是由心统摄的。故而宋濂认为“观人之法，当察诸心，不可泥其迹，仕不仕有弗暇论。苟其心在朝廷，虽居韦布，操觚染翰，足以辅张鸿伟，上裨至化。”也就是说，观人的方法就在于体察他的心，不能只看他的形迹。总之，在宋濂看来，只有心才是人的主宰，其他一切外在的表现都可以作伪，唯有心才是不可掩饰的。但是他只是说明了观人之法在于观心，并没有具体地提出如何观心的方法。

(三)作用文章，成就大家

宋濂是个主张以文载道的理学家，虽然他自己极不愿意被视为一位文学家，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他的文学才华尤为出众，并且他的理学思想往往与其文学思想紧密相联。他的治心之学也不例外，他在自己的文论中就曾明确地表达过心与文二者之间的关系。譬如“诗，心之声也”，诗不仅言志，更是心声的表达。还有在对天道的探讨中，他也非常注重心发于文的重要：“天之道不可窥也，观乎日月星辰之晦明则知之；地之道不可测也，观乎草木虫鱼之生息则知之。圣人，天地也，其静也与道谋，其动也与神俱，苟非发于言语文章，何由而见天地之心乎?”天地大道神秘莫测不可窥见，但是圣人却可以体认，原因就在于他们的“静与道谋，动与神俱”，也就是宋濂所要表达的人心与天地之心的交互参印。但是圣人要将天道传达给人们依据的就是具体的文章，那么天地之心也就蕴藏在文章之中。

人能够通过文章表达内心，通过圣贤的文章体认天地之心，一个人要成为一位文学大家，宋濂也非常强调治心的重要性：“昔之圣贤，初不暇于学文。措之于身心，见之于事业，秩然而不紊，粲然而可观者，即所谓文也。其文之明，由其德之立，其德之立，宏深而正大，则其见于言，自然光明而俊伟，此上焉者之事也。”他认为圣贤起初并不急于学习具体的行文方法，而是先让身心并举立德立业，让德行宏深俊伟，方能够成为一代文章大家。就算不能成为圣贤，哪怕是普通的文章高手，也要“俟心与理涵，行与心一，然后笔之于书。”

圣贤往往更加注重治心，让自己达到一种体认天道的境界，即宋濂所说的治心之学中的人心与天地之心的参合状态，即“圣贤非不学也，学其大不学其细也。穷乎天地之际，察乎阴阳之妙，远求乎千载之上，广索乎四海之内，无不知矣，无不尽矣，而不止乎此也。及之于身以观其诚，养之于心而欲其明，参之于气而致其平，推之为道而验其恒，蓄之为德而俟其成。德果成矣，道果至矣，视于其身俨乎其有威，烨乎其有仪，左礼而右乐，圆规而方矩，皆文也。”圣贤通过诚存于心，发之于气，两相参合，从而蓄德修业，成就一代文章大家。

宋濂批判今人为文的愚昧，也是从其治心之学的观点出发的。“今之为文者则不然，伪焉以驰其身，昧焉以汩其心，扰焉以乘其气，其道德蔑如也，其言行棼如也。文者果何繇而发乎，发乎心也。心乌在，主乎身也，身之不修而欲修其辞，心之不和而欲和其声，是犹击破缶而求合乎宫商，吹折苇而冀同乎有虞氏之箭韶也，决不可致矣。”那么圣贤之所以成为圣贤，乃是因为他们“心浸灌乎道德，涵泳乎仁义，道德仁义积而气因以充，气充，欲其文之不昌不可遏也。”圣贤注重养心治心，从而能够体认天道。而今人不能成为文章大家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他们只注重外在的身，而忽略了本质的心，从而心始终蒙昧，导致气不能顺发，德不能修成，必然不能达到人心与天地之心的两相参合，也就难以体认天道成为一代文章大家。

(四)劝谏君主，影响政治

从宋濂的师承关系看，他的思想受着浙东实学与陈亮事功之学的重要影响，同时，他作为朱明王朝的重臣之一，更肩负着重要的社会责任，他的治心之学也不例外。在当时，朱元璋大兴猛政，仅胡惟庸党案就延续了十多年，前后共诛戮三万多人，其中公侯一级的权贵就有二十二人之多，占明初分封公侯总数的三分之一。如此一来给朝廷内外造成了极大的恐慌，朱元璋也被认为是“雄猜之主”，加之对官吏施行严酷的管制，士人们时刻感到命悬一线，人人自危但求自保，根本无心从事政事，朱元璋征辟士人甚至如捕罪犯。在这种严酷的政治环境中，士人再也享受不到传统的礼遇，取而代之的是人格侮辱。明代士人夏伯巨上书中就有“以鞭笞捶楚为寻常之辱”一语，“廷杖”已经成为明代政治生态的一大特色，而士人的地位则相应又下降了许多。就是在这样严酷的政治环境下，宋濂仍不失一位经世儒者的本色，虽然没有直接地对朱元璋进行阻挠，却从学术角度进行思想上的劝谏。

他曾在《观心亭记》中记录了一段与朱元璋关于治心之学的探讨。一次，朱元璋召见宋濂并对他说：“人心虚灵，乘气机出入，操而存之为难。”朱元璋显然是在尝试治心修养的过程中遇到了一定问题。宋濂的回答却并不只是停留在个人修养上，而是在谈心性修养方法的同时，旁敲侧击，委婉地对朱元璋的猛政进行了劝谏。他讲到：“《书》有之，惟天惟亲，克敬为亲；民罔常怀，怀于有仁；鬼神无常享，享于克诚。日敬日仁日诚，皆忠心所具，非由外铄我也。此心若存，则动静合道，建中保极之原，清而弗扰，庶绩咸熙。否则天飞渊沦，凛乎若朽索之驭六马，唯欲之从，而罔克攸济，治忽之几，其始甚微，不可不慎也。”接下来，宋濂又讲到：“钦惟皇帝陛下，法天启运，乾乾终日，不遑暇食，十有五年，大统斯集，政平人和，休祥屡应，斯皆心之明验。古先哲王相传心法，所谓精一执中之训，亦不过此。圣子神孙，必来取法，当有不言而喻者矣!虽然，靡不有初，鲜克有终。臣愿陛下存神内居常如亭中时，则心与天为一，祥形敷正，壹出自天，衍亿万年无疆之休，亦永无疆之闻，不亦显哉!”他竭力向朱元璋推荐自己的治心之学，引经据典为自己的学说提供理论依据。他认为敬、仁、诚的至高人格修养境界都是通过治心获得的，并且通过按照古训中所讲的“精一执中之训”去治心，便会达到“心与天为一”的人格修养境界，从而可以体认天道与天地相参，那么“衍亿万年无疆之休，亦永无疆之闻”也就不再是什么难事了。

宋濂治心之学的一大特色就是注重心性的内向明悟和持敬，故而在修习过程中必然能够对于刚猛的性格起到一定的驯化作用。一方面，宋濂作为一代儒臣，深受传统儒家修齐治平的经世致用思想的熏染，因而当身为重臣的他看到朱元璋的猛政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不可能坐视不理；另一方面，宋濂又深知朱元璋本人乃是一位雄猜之主，不能直接提出建议，必须选择恰当的劝谏方式。所以他充分利用自身理学方面的优势，在平时与朱元璋的学术交流中向朱灌输这种向内悟求的心性修养原则，或是通过向朱推荐自身的治心之学以化解君主行事的刚猛。

结语

总之，在宋濂看来，治心之学的重要作用涵盖了体认天道的人格境界提升、观人识人的方法论价值、帮助人们成为文章大家的重要功用，还包括了通过改变君主性格影响政治的作用，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宋濂的治心之学作为宋明理学中内圣之学的发展，形成了更加成熟精致的心性修养体系，并专注于核心概念的探讨，提出了一系列的工夫修养原则，对于现实人生也是极富指导性意义的。

尤其是在理学发展史上，宋濂作为金华朱学的嫡传，并兼取佛老思想为己所用，对于整个理学的发展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如果联系明初其他几位重要思想家来看，他的这种贡献就更加明显了。学者唐宇元曾指出，宋濂与明初的几位理学大家如曹端等人实是从不同的方向改变了朱学的思想体系。尽管朱学已经被钦定为官学，但就其思想本身而言，却已经开始分流变迁，因此到了明代中期王学得以兴起。而王学的兴起则又同宋濂、吴与弼等人对朱学思想的发展不无关系，明代中期理学家薛方山就把宋濂放在了陆象山到王阳明之间的过渡环节。这也启发了我们，宋濂的治心之学乃至其整个的理学思想与学术走向，实则引导着明代朱学到王学之间变化的一种倾向，这也是研究宋濂治心之学的思想史意义中较为重要的一点。

前面已经谈到，宋濂的治心之学对当时的理学发展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同时还有着促进个体境界提升和观人识人等现实意义。在当今社会，其中的某些观点仍然非常具有借鉴价值。首先，宋濂的思想注重内在修为，着力于个人境界的提升，对克服当今社会中的浮躁情绪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可以成为治理社会、建立和谐秩序的一种历史精神资源；其次，他为人们提供了一系列具体的心性修养原则，按照这种方法进行自我涵养，可以适当缓解当今社会发展所带来的各种精神压力，有助于个体的精神健康；同时，他所讲的观人识人方法，在某种程度上有其合理的成分，也有助于当今社会中的人际交往与沟通。总之，宋濂的治心之学是一种十分珍贵的精神遗产，非常值得我们进行深入地挖掘与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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