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飒飒兮木萧萧

除了要承受战乱、饥饿，繁重的家务、感情的折磨，萧红还要承受妇科病、怀孕的复担、产后的虚弱。这一点，被人们忽略了。在大家眼中，萧红只是一位女作家，很少有人想到她也是一个有血有肉的女性。在一个男性中心的社会里，萧红的悲剧是宿命的。而对根深蒂固的男性霸权，她只能是一个“软弱者”、一个“失败者”。

事实上，萧红打破文学陈规的创作，一直受到各方面的批评。这使得萧红常常深陷在不被认同的苦恼中。她的文学理念超越了救亡压倒启蒙的时代，因而也就不能被同时代人所理解。

――桑农《世人对萧红的误解》

从小学、初中到高中，从课内到课外，从必修到选修，语文教材如此频繁地选用一位作家的文章，可见其人其文地位之重要。

其实，萧红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曾经被忽略，并没有被视为举足轻重的作家。热情激越的萧红一辈子过的是寂寞生活。其作品显示的卓越才情和普通文学史对她的忽略这一对照，让人不由生出叹惋之情。不要说大陆过去出版的文学史，就连“发现”钱钟书、张爱玲、沈从文的美国学者夏志清在他的文学史里对萧红也是鲜有论及。近些年来，论及萧红作品的文章出现了不少，萧红传记也不断“推陈出新”，算是对这位享寿仅31载的作家的深情怀念。

萧红。本名张莹，1911年6月1日出生于哈尔滨。这一天是农历五月初五，五月初五按中国古代的说法，是两个阳数(单数为阳)的叠加，阳气极旺。端午节从节气的角度看也是万物阳气旺盛的时候，百虫滋生，所以百姓有在居所附近撒雄黄(杀虫)的习俗。传统习俗还认为，这一天生的孩子不吉祥。萧红从出生的那一天起就被打上了“原罪”的烙印。在她身后，许多无聊的传记还在喋喋不休地讨论她的生日到底是6月1日还是6月2日。一个20世纪的作家，生平就变得这么模糊，这也喻示了她命运的坎坷和生涯的寂寞。

《手》：求学时代的一个侧影

午餐的桌上，那青色的手已经抓到了馒头，她还想着“地理”课本：“墨西哥产白银……云南……唔，云南的大理石。”

夜里她躲在厕所里边读书，天将明的时候，她就坐在楼梯口。只要有一点光亮的地方，我常遇到过她。有一天下着大雪的早晨，窗外的树枝挂着白绒似的穗头，在宿舍的那边。长筒过道的尽头，窗台上似乎有人睡在那里了。

“谁呢?这地方多么凉!”我的皮鞋拍打着地板，发出一种空洞洞的嗡声，因是星期日的早晨，整个学校出现在特有的安宁里。一部分的同学在化着妆：一部分的同学还睡在眠床上。

还没走到她的旁边，我看到那摊在膝头上的书页被风翻动着。

“这是谁呢?礼拜日还这样用功!”正要唤醒她，忽然看到那青色的手了。

早晨，太阳停在颤抖的挂着雪的树枝上面，鸟雀刚出巢的时候，她的父亲来了。停在楼梯口，他放下肩上背来的大毡靴，他用围着脖子的白毛巾掳去胡须上的冰溜：“你落了榜吗?你……”冰溜在楼梯上融成小小的水珠。

“没有，还没考试，校长告诉我，说我不用考啦，不能及格的……”

这是萧红1936年3月创作的小说《手》中的片段。小说回忆了几年前的求学生活，讲述一个染坊的女儿王亚明，因为染布落得一双青色的手，家境贫寒，成绩又差，受到同学和老师的歧视，在旁人轻蔑的眼光里艰难求学，最终失败退学的故事。“我”同情她的遭遇，对她的种种苦况却是爱莫能助。

这是萧红写得较早的一篇小说，文中年轻的“新学生”和他们的祖辈一样，缺乏爱，没有温情，对弱者冷漠无情。这似乎是萧红作品的一个基调，尖锐深刻的眼光，冷静甚至刻薄的解剖。

在留有萧红学生时代生活印记的作品中，《手》是很重要的一篇。今天，一些大学语文教材还收入这篇文章。萧红有着比较殷实的家境，相较于《手》中有着一双青色手而饱受蔑视的王亚明，她的学生生涯应该愉快得多。1925年，萧红到呼兰第一女子高小读书，1927年，到哈尔滨读中学。

萧红幼年丧母，父亲是民国时期黑龙江省教育厅的秘书，在社会上是谦谦君子，在家庭里却比较专制。只有祖父特别疼爱她。后院的花草虫子和祖父的童话。是她童年唯一的快乐，也是她一生不断溯源的精神滋养。1928年的寒假期间，家人给时年18岁的萧红订下了一桩亲事。男方是出身富户、师范毕业、相貌堂堂的王恩甲(一说姓“汪”)，萧红与对方见面，没有表示异议。汀婚后，萧红与王恩甲有过一段时间的亲密交往。不过，这些生活在她的作品里几无踪迹。

天性敏感的人最易孤独，萧红比别人更渴望友情，渴望得到关心，她的心永远是躁动的。在与王恩甲交往的同时，她身边出现了另一个人，当时已有妻室的陆哲舜。陆哲舜许诺带她到北平上学。相较于更为广阔的世界，萧红觉得自己是井底之蛙，出类拔萃的人总是永不满足。于是，1930年上半年，萧红向父亲提出到北平上学和解除婚约的想法。订婚之初，萧红没有不满意王恩甲，现在因为与一位有妇之夫过从甚密，提出解除婚约的要求，自认有着清白门风的父亲，不能接受。萧红反叛的性格把父亲和继母一下子推到了自己的对立面。继母无奈，请来萧红生母的弟弟，也就是萧红的大舅来劝教，萧红拿着菜刀从厨房里冲出来要和大舅拼命。

已有妻室的陆哲舜应该多一份理性。他不知道萧红对他的依赖并非儿女之情，只是想借助他到北平读书。可是，陆哲舜爱上了萧红。他先从哈尔滨退学到北平上学，为萧红到北平上学打好基础。一系列过激的行为之后，1930年暑假。倔强的萧红做了一个聪明的选择，为了到北平上学，她在父母面前假装妥协，答应不解除婚约。家里给了她一大笔钱，她还借此置办了不少漂亮的衣服。

《小城三月》：故乡短暂的青春记忆

在我的家，那里，春天是快的，五天不出屋，树发芽了，再过五天不看树，树长叶了，再过五天，这树就像绿得使人不认识它了。使人想，这棵树，就是前天的那棵树吗?

……春天总是跑得那么快。好像人能够看见似的，春天从老远的地方跑来了，跑到这个地方只向人的耳朵吹一句小小的声音：“我来了呵”，而后很快就跑过去了。

春，好像它不知有多么忙迫，好像无论什么地方都在招呼它，假若它晚到一刻，阳光会变色的，大地会干成石头，尤其是树木，那真是好像再多一刻工夫也不能忍耐，假若春天稍稍在什么地方留连了一下，就会误了不少的生命。

……春天的命运就是这么短。

年轻的姑娘们，她们三三两两，坐着马车，去选择衣料去了，因为就要换春装了。

她们热心地弄着剪刀，打着衣样，想装成自己心中想得出的那么好，她们白天黑夜地忙着，不久春装换起来了，只是不见载着翠姨的马车来。

《小城三月》写的是情感无法自主的翠姨的故事。“春天的命运

就是这么短”“春天稍稍在什么地方留连了一下，就会误了不少的生命”，翠姨所爱不能遂愿，郁郁而终，“翠姨坟头的草籽已经发芽了……坟头显出淡淡的青色，常常会有白色的山羊跑过”。

美丽的夭亡埋葬了多少深邃的情感，但脆弱的个体在命运面前总是无可奈何。我们无法猜测萧红早年的真实心路历程，但从她叙述别人的情感故事里也能看出她对青春匆遽的无限感喟。

1930年9月新学期开学，萧红在北平的女师大附中读书。她和陆哲舜住在一个独院子里，对外称是甥舅关系。陆哲舜写信回家要和妻子离婚。萧红没有接纳他。萧红嘲弄了故乡古朴的民风。父亲和整个家族陷入了舆论的漩涡。父亲由于教子不严被贬职，张家子弟受不了舆论压力。纷纷转学，离开故乡。这些英勇的为自由奋战的小儿女都有一个致命的弱点，他们寄身于家族丰厚的财力上反抗家族，一旦家族断了其经济来源，所有斗志立即土崩瓦解。由于双方家庭的压力，仅仅一个学期，1930年底，陆哲舜收拾行装要回去了。萧红怨恨这个曾经豪情万丈的懦弱男人，她也只得回哈尔滨了。

幸运的是王恩甲知道她要回来，连忙赶到北平将她接回，安排在哈尔滨道外区东兴顺旅馆。两人在旅馆里度过了一段平静的日子。1931年初春，新学期开学，萧红说服王恩甲和她一起到北平上学。不料，王恩甲和萧红同居的行为也遭到了王家的强烈反对，王家恨王恩甲懦弱无能、辱没家门，断了王恩甲的经济来源，并且主动和萧红解除婚约。

张家义将女儿接回呼兰老家软禁起来。在陆哲舜的帮助下，萧红于1931年2月底从呼兰逃回了北平。不久，王恩甲居然也追到了北平。两人在北平呆了一个月，王恩甲不支持萧红的求学梦，萧红没有经济支援，3月末又回到了呼兰老家。这时的萧红，心灰意冷，求学梦彻底破灭。

父亲让萧红的继母带着萧红住到张家的发源地。这个地方很偏僻，父亲以为这样可以让女儿从此安定下来。谁料这年10月，萧红又一次出逃，从此，她切断了与家族的联系，一直处于流浪中。直至生命终结。父亲盛怒之下将其开除族籍，并严厉告诫萧红的弟弟不得与姐姐有任何来往。几年后父女在哈尔滨街头相遇，彼此视为陌路人。另一位稍微晚出的女作家张爱玲，童年也有着与萧红相似的遭遇，后来与父亲也是老死不相往来。个人感情上，张爱玲发现所爱非人后能够顿悟，随即彻底断念；而萧红则一直在情感的泥淖里挣扎，酿成终身不幸。两人杰出的作品也因此风格迥异。

刚到哈尔滨是10月天气，不久，严寒的冬季来临。这一次是彻底失去了经济支持。她想过做女工，但没有去做。她到同学家蹭饭，受尽屈辱。萧红在万般无奈之下，能找到的人还是王恩甲。王恩甲瞒着家庭仍然接纳了她。两人又住到了一年前住过的东兴顺旅馆。从1930年9月到1931年10月，短短一年间，萧红经历了青春期的躁动与抗争。离开了并无温暖的家庭。

萧红不像无知无识的翠姨，她能到哈尔滨、北平上学，她可以选择自己的情感对象，但是，她的情感世界仍是一片荒凉。

《商事街》：二萧甜蜜而苦难的恋情

1932年5月，王恩甲由于家庭原因不辞而别。其时萧红已怀上了王恩甲的孩子。加上哈尔滨正发大水，萧红向报馆求告，萧军其时正代主编处理来稿，了解了萧红的窘境。7月12日，萧军前来看望，一见之下，激情点燃。这是外人难以理解的一段惊世骇俗的爱情。虽然它的瞬间燃烧有些出人意料，但是，凡是真诚的情感。我们都应以敬重的心情去理解它。

萧军比萧红大4岁，行伍出身，爱好文学，性情直爽。热情浪漫。萧军初见萧红，可能更多的是怜悯，但很快被对方的谈吐所吸引。萧红经历了懦弱的陆哲舜、平庸的王恩甲，见到粗豪的萧军，正暗合她内心对男性的企望，两人很快产生不可遏止的激情。

不久，萧红与萧军同居。

但是等着他们的不是什么幸福的日子。

火炉烧起又灭，灭了再弄着，灭到第三次，我恼了!我再不能抑止我的愤怒，我想冻死吧，饿死吧，火也点不着，饭也烧不熟。……

烧晚饭时，只剩一块木袢，一块木袢怎么能生火呢?……

脱掉袜子，腿在被子里面团蜷着。想要把自己的脚放到自己肚子上面暖一暖，但是不可能，腿生得太长了，实在感到不便，腿实在是无用。在被子里面也要颤抖似的。……

第二天，仍是一块木袢。他说，借吧!……有了木拌，还没有米，等什么?越等越饿。他教完武术，又跑出去借钱，等他借了钱买了一大块厚饼回来，木拌又只剩了一块。这可怎么办?晚饭又不能吃。

这篇《最末的一块木桦》记载的是他和萧军的真实生活。这一时期的散文后来收入散文集《商市街》。在这本散文集里，我们经常会读到萧红在饿得受不了的冬夜“用刷牙缸装一些冷水来喝”。在《他去追求职业》《家庭教师》这些文章里，她常常提到爱人出去借钱或是找工作。她自己宛如可怜的小猫，在家里饿着肚子，看着对门的邻居打开门接过送外卖的手中的美味，伤心着急地等待着爱人能快回来，带来可吃的东西。

在哈尔滨的流浪生活中，长期受到饥饿的威胁，在《提篮者》中，她写面包怎样吸引她。但是“挤满面包的大篮子又等在过道，我始终没推开门，门外有别人在买，即使不开门我也好像嗅到麦香。对面包我害怕起来，不是我想吃面包，怕是面包要吞了我”。在《饿》里，她甚至写到饥饿得实在难以忍耐的时候。想要去偷，“肚子好像被踢打放了气的皮球”，她对着空荡荡的屋子，发出了“我拿什么来喂肚子呢?桌子可以吃吗々草褥子可以吃吗?”的感叹。

回忆起童年，萧红却也没有什么温暖的记忆。只是记得祖父一边哄她一边说要快快长大，长大就不会这样苦了。哪知真的长大到了外面的世界，过的却是更加饥寒交迫的生活。

1932年8月底，贫病交加中的萧红生下一个女婴，萧军一直在旁伺候。孩子生下后，22岁初为人母的萧红拒绝与女儿见面，几天后，一个三十多岁的妇人将婴儿抱走，从此杳无音信。萧红拒绝看一眼女儿，是否意味着她要彻底割裂与过去的联系呢?

尽管生活相当贫苦，他们好不容易组建的小家也时刻处于动荡之中。其时，有一位漂亮时尚、俄语流利、生活优裕的少女闯进了萧军的生活。这个女孩在萧红的笔下叫汪林，是房东的女儿。

在收入《商市街》里的散文《夏夜》里，萧红这样写道：

汪林在院心坐了很长的时间了。小狗在她的脚下打着滚睡了，

夜晚又是在院心乘凉，我的胳臂为着摇船而痛了，头觉得发胀。我不能再听那一些话感到趣味。什么恋爱啦，谁的未婚夫怎样啦。某某同学结婚，跳舞……我什么也不听了，只是想睡。

“你们谈吧，我可非睡觉不可。”我向她和郎华告辞。

睡在我脚下的小狗，我误踏

了它。小狗还在狺狺地叫着，我就关了门。……只要接近着床，我什么全忘了。汪林那红色的嘴，那少女的烦闷……夜夜我不知道郎华什么时候回屋来睡觉。就这样，我不知过了几天了。

“她对我要好，真是……少女们。”

“谁呢?”

“那你还不知道!”

“我还不知道。”我其实知道。

很穷的家庭教师，那样好看的有钱的女人竟向他要好了。

“我坦白地对她说了：我们不能够相爱的，一方面有吟，一方面我们彼此相差得太远……你沉静点吧……”他告诉我。

文中的“郎华”就是萧军，“吟”则是萧红，萧红曾用过“悄吟”的笔名。

萧红用跳跃的文笔，节制的叙述，清晰地再现了萧军和汪林之间发生的一切。萧红纯粹真切地爱着萧军，萧军辜负了她的一片真情。萧红在与萧军多年的情感熬煎中，写下这些追忆性的文字，心情一定是沉痛的。不过，粗看上去，云淡风轻。萧红追怀往事，表达了她对商市街的生活无比珍视和怀念，也表现了她对萧军的深情。1941年底，香港陷落，孤苦无依、病入膏肓的萧红对身边的人说：“倘若萧军还在重庆，我写了信去，他一定会赶来救我吧。”萧红终身未能忘情于萧军。

萧军和萧红两人性格差异太大，一个粗犷尚武，一个细腻柔弱。萧军长时间外出赚钱糊口，留下萧红独守空房，有家也似无家，彼此缺乏沟通，萧红的情感需要一直处于极度匮乏状态。萧红曾和朋友说：

我失望和寂寞着，虽然吃着烧饼。也好像要饿倒下来。

本来大家一同在患难中挣扎过来的，可是做他的妻子却太痛苦了!我不知道你们男子为什么那么大的脾气，为什么要拿自己的妻子做出气包，为什么要对自己的妻子不忠实!忍受屈辱，已经太久了……

萧红写《商市街》时，除了忆旧，应是有所寄托的，那就是希望萧军也能像自己一样珍重感情、不负初衷。可惜，事与愿违。

萧红一直渴望拥有稳定的坚实的爱。她现在还不明白，其实这样的爱根本不存在。在爱的领域，总是此消彼长，此长彼消。王恩甲曾经对她一往情深，她不爱王恩甲：陆哲舜为她疯狂了一阵子，她也不为所动。她遇到了萧军，以为萧军是她的真命天子，但萧军可以一夕之间对她激情澎湃，也会在别的青春靓丽的女子身上一再上演他源源不断的痴情。萧红对萧军身边出现的年轻女子充满了醋意。萧军永远春风得意。虽然那些走马灯似的女子只是为了新鲜才对萧军表示兴趣，萧红也知道那些小姐不可能对贫穷的萧军有真实的情意，不过，萧军只是需要一个情感倾泻的对象，并不像萧红，要的是长久相依。

1934年6月，萧红萧军离开哈尔滨来到青岛。萧军在10月写完他的长篇小说《八月的乡村》。这个月，他俩给鲁迅先生写了一封信。先生很快回信。11月，他们来到上海，不久与鲁迅先生结识，经先生推介，二人步入上海文坛。

在鲁迅的支持下，《生死场》于1935年12月在上海出版，鲁迅亲自为它写序。先生的部分序言是这样写的：

这本稿子到了我的桌上，已是今年的春天。我早重回闸北……但却看见了五年以前，以及更早的哈尔滨。速自然还不过是略图。叙事和写景，胜于人物的描写，然而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女性作者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

1935年，由于鲁迅先生的大力奖掖，萧红逐步在上海文坛立住脚跟，一直处于饥饿流亡状态的萧红终于衣食无虞了。

这对患难知己本应该从此走上生活和事业的坦途，可是，情感和个性的差异总是让生活像脱缰野马，又如平地泄水，从来不按良好的愿望稳步向前。

1936年初，萧军又与一些年轻女子在情感上牵缠，萧红十分敏感，她要的是情感的纯粹与忠诚。萧军不能给她。萧红的情绪开始变坏。为了让两人的情感不至于走进死胡同，他们决定分开一阵子。萧红于1936年夏天只身东渡日本，鲁迅先生设宴送行。

遗憾的是，空间的分离没能医治萧红的感情之伤。她仍然无限思念萧军。书信不断，牵挂不已。陌生的异国，平添更深重的寂寞。

萧军在萧红远走日本后，又有了新的情感对象。萧军性格粗豪，拿得起放得下。这一次他钟情于密友的妻子，且使对方怀孕。同时，他对萧红是有信必复，扮演着多情三郎(三郎是萧军的笔名)的角色。一直到萧红临回国，他才遮遮掩掩说起这段故事。

1936年10月，鲁迅先生去世。萧红在日本听到噩耗，十分悲痛。鲁迅先生长萧红30岁，在萧红的记忆里，先生一直像长辈一样宠着她，先生不在了，萧红觉得精神上再无依托。萧红饱蘸激情，写下了《回忆鲁迅先生》，文章长达两万余字，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散文名篇。

1937年1月，在日本只待了半年的萧红启程回国。

本来分开是为了各自反省，谁知萧军我行我素，变本加厉。无论萧军在这一次风花雪月的故事里是不是真爱，他都无法对萧红作出交代。作为身上有勇武之气的男子，既然他的爱的哲学是“爱就爱，不爱就丢开”，他如果不爱萧红，为什么要态度暧昧在朋友圈里还冒充“情圣”呢?

萧红忍受了不能忍受的痛苦，萧军还对她报以拳脚。萧红在友人面前说被萧军打青的眼圈是自己不小心碰的。萧军大声说，碰什么碰，是我揍的。一句话说得众人面面相觑。

爱一个值得爱的人，坚守自己的情感底线，为自己而活着――这些意识在今天的都市女性身上已是基本共识，但萧红似乎还沉溺在对萧军的深深的依赖中。是爱得太深，还是个性发展不够成熟?或者，一个人的成长经历决定了她的情感模式，外人说什么都是隔靴搔痒。

如果萧红一往情深、死心塌地爱着这个虚幻的对象，其悲剧气息也足以打动芸芸众生，可不久的将来，一切局面又奇迹般被打乱，让后人“读其书，想见其为人”时一再茫然无措。

《生死场》《呼兰河传》之后：赍志而殁的憾恨

回国后，萧红在上海待了一段时间，心绪难平。萧军要照顾流产的情人，情人的丈夫还要和二萧保持朋友的身份，要在文艺圈子里保持体面。萧红受不了这种扭曲的情感，1937年春天，她到北平寻找求学时代的影子，期望平复伤痕累累的内心。一个月后，重返上海。不久，卢沟桥事变爆发。胡风、艾青等人与二萧创办抗战文艺刊物，以七七事变而命名为《七月》(刊名为萧红建议改的)。在杂志筹备会上，萧红认识了另一个东北作家，小萧红一岁、出身富家的端木蕻良(本名曹京平)。

九一八事变后，二萧与端木从上海逃难到汉口。短暂的安顿之后，萧红开始创作《呼兰河传》。这期间，端木逐渐引起了萧红的注意。

在萧军以大男子主义轻慢萧红的文学才华时，端木恰到好处地赞美了萧红。有一段时间，三人相处十分和谐，同处一室，因为条

件简陋，甚至同榻而眠。

萧红以姐姐的身份照顾端木，端木以弟弟的角色依恋萧红。这时的萧红是否因为在萧军身上的失意而移情于端木，很难确知，但萧红的细微变化也曾引发萧军的醋意。

1938年1月，萧红与萧军等人，随抗战洪流从汉口来到山西。2月，日军逼近临汾，在去留的问题上，双方意见分歧，萧军留在了临汾，萧红随丁玲去了西安。分别时萧红无限感伤。不久，萧军也从临汾辗转来到了西安，两人再次重逢。

二萧自1932年7月相识已有6年，中间磕磕碰碰，是是非非，萧红都一如既往地挺过来了。萧军的意思是，他绝不主动提出和萧红分手，但是萧红如果主动提出，他不会拒绝。但是这次萧红没有不久前分别的痛苦，她坦然走到萧军的房间。房子里还有其他人，萧红不避外人对萧军说：“三郎，我们永远分开吧!”萧军正在洗脸，他擦着脸，平静地说：“好。”

其时，萧红怀了萧军的孩子。萧军觉得受伤了，又来找端木决斗。端木不敢应战，萧红闻声赶来：“你要把他弄死，我也把你弄死!”萧军知道萧红的性格，暂时放手，但仍不罢休，凡是萧红和端木单独会面的时候，萧军就拿着一根大木棒跟在后面，让他们二人不得安生。

1938年4月，萧红和萧军正式分手。为躲开萧军，萧红和端木回到汉口。萧军则前往新疆，经过兰州时结识王德芬，又坠入爱河。6月5日萧军与王德芬结婚，从此白头到老。

但是萧红并没有找到自己的幸福。在汉口，端木与她举行了还算体面的婚礼。不久，武汉遭到日军大轰炸，文化名流大都转到重庆。萧红找到一张来之不易的船票，让端木先走，端木很听“姐姐”的话，欣然接纳，丢下有五个月身孕的萧红先到重庆去了。

9月。萧红终于弄到了去重庆的船票。萧红大清早赶到渡口，不小心绊倒仰面跌倒在泥坑里，四野无人，她爬不起来，仰面看天上的星星。一直到天光大亮才被路人扶起。

11月，萧红生下又一个无辜的孩子，关于这个孩子的去向有不同的说法，一种说法是生下来就是死婴：但据胡风妻子梅志说，萧红告诉她孩子是三天后夭亡的：还有一种说法，萧红以牙痛为名问医生要来止痛亲手结束了孩子的生命。

这是萧红的第二个孩子。这个母亲总是以不同的方式与亲身骨肉分离。没有了孩子的阻隔，萧红和端木的感情并没有进一步加深。

萧红一开始对端木的人品和文品都很不看好。结婚后，因为身体的原因。仍是分居，萧红并未忘情于萧军。有一次到胡风家去，梅志把萧军写给胡风的信拿给萧红看，信中夹有萧军和王德芬在黄河边上亲密相依的照片。萧红看后脸色苍白，匆匆告辞。

端木有端木的才情，那时他是内迁重庆的复旦大学的教授，萧红成了教授夫人。1939年在重庆，端木教书、编稿、创作，生活很充实，萧红也写下了《长安寺》等一系列作品。端木埋头书斋，与外界交往不多。有一次为生活琐事，端木打了泼辣的四川女佣，是萧红跑到楼上找朋友摆平，端木则将门关得紧紧的不敢出来。

武汉沦陷，重庆又成了前线。警报严重影响了萧红的写作，她一直想寻找精神和生活上的安宁，想专心写她的作品。在彻底摆脱和萧军的情感纠葛后，萧红在端木这里得到了一丝平静。为了更好地完成她计划中的盛业，1940年1月，萧红夫妇到了香港。

1940年1月到1941年6月，短短的一年半时间，萧红写下了《呼兰河传》《马伯乐》等她一生中的巅峰之作。这些战火中的作品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抗战文学”。

2008年9月华东师大出版社出版的德国学者顾彬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用不少篇幅提到了《呼兰河传》《生死场》等作品：

她并没有把农民呈现为启蒙的对象或反抗的主体，她没有美化他们的生活。农村有一种让读者感到无所适从的幼稚、愚钝。

作家要表现的不是一个日本入侵前后的历史中国，而是在中国大陆上人类生存的一个示范性、象征性的场所。

1941年7月，萧红的身体出现严重不适。失眠，咳嗽，肺部结核已恶化。她一直住在医院里，那是一间面朝大海的房子，房子很大，很寂寞，没有什么人来探访。端木未能陪伴在旁。这年年底，香港陷落。

在萧红最后的日子里，陪伴在侧的是第三位东北作家骆宾基(本名张璞君，小萧红6岁)。萧红在神智清醒的时候跟他讲述自己短暂的一生，可能是料到自己来日无多，她强烈思念起东北故里，渴望亲人的怀抱。不久前，在《呼兰河传》里，她借着描绘故土风物人情，已将冷硬的父亲和继母的形象塑造得温馨亲切。

有一天，她说：“我不会这么死的，我还要写《呼兰河传》第二部，骆君，到那时你愿意娶我吗?”在生命的最后关头，她还在寻找男人的肩膀。

1942年1月22日萧红病死香港，历经短短31载人世沧桑，饥饿的身体和灵魂终得以安息。在写作上，她心比天高，临终前。她写道：“我将与蓝天碧水永处，留得那半部《红楼》给别人写了。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

萧红需要温暖，家庭无法给予她，她转而向爱情世界里寻找。在和男人的战争中，萧红一直伤痕累累。萧军、端木蕻良、骆宾基这几位作家事隔多年之后追忆萧红，都打上了强烈的个人色彩，也给萧红的生平带来了更多的迷雾。

今天，萧红的故里也将其视作这个城市的文化符号之一。只是，当年的血与泪，笑与哭，早就风干了。那些惨痛的故事也在岁月里逐渐沉寂，渐至于湮没无闻，只有《生死场》和《呼兰河传》还在吸引今天的读者。不过，普通读者不会再去关注发生在这些作品背后的故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