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在当今社会的意义

摘 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在当今越来越得到公众的普遍重视。我国一大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充分重视。安顺地戏作为屯堡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究竟得到了怎样的法律保护、其又效果如何？当代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究竟处于什么样的目的，将得到哪些现世收获？ 本文将围绕上述问题展开分析与探讨。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安顺地戏

一、安顺地戏的历史兴衰：

据考证，安顺地戏在元明清时期达到鼎盛，在20世纪中期之后逐渐走向衰落，至20世纪末达到谷底。进入21世纪之后，随着我国以昆曲、侗族大歌、花儿为代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经申请进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重点保护对象，安顺与贵州地方政府及中央文化部加强了对安顺地戏的保护。无论在立法方面、还是在执法与司法、日常行政管理方面，均提高了重视程度。同时，居民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知及认同度逐渐提升。安顺地戏近十年来再次得到兴盛。然而在历史上，安顺地戏曾经一度走向败落，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安顺地戏的地域广泛性

地戏使用安顺屯堡地区当地的方言表演，只有精通当地语言的军民才能理解，且部分唱词和约定俗成的短语难以用普通话翻译，造成了欣赏者接受信息存在困难，因此导致地戏的受众面较为狭窄。

（二）安顺地戏的受众年龄层次

表现形式为俗称的“跳神”，在先民表达对祖先和古今英雄，及天地万物灵性的崇拜与敬畏之时，一定程度上带有封建迷信色彩，其内容与表现形式在20世纪中后期尤其是期间被世人所“不屑”，遭受过较大的打击。即使在当代，也较难以为今人所理解与接收。这导致安顺地戏在青年一代中难以广泛流传。

（三）安顺地戏表达内容与形式的固定性

安顺地戏的内容多为尊天地、敬鬼神、崇拜战争英雄，古朴粗犷、阳刚豪放，从没有花前月下的浪漫缠绵，其思想内容和表达手法的难以变动，不能与时代相适应，因此导致了其内容难以为今人所理解和接收。

然而，正是由于安顺地戏自身存在这样的特点，才导致它几乎处于“与世隔绝”的状态，较少地被文化融合所取代其原汁原味，保留自身最原初的特点。安顺地戏经过自身的整合与时代的变迁，获得了一定的发展，主要表现在：。1在原本地戏仅限于男子表演，如今在安顺地区也成立了女子团、少儿团，呈现出于原本地戏迥异的表现形式与风格，为地戏表演注入新的生命活力。2.地戏进入课堂。安顺地戏作为具有地方特色的戏曲形式，已经进入安顺中小学课外普及读本。通过向青少年学生及社会各界介绍地戏，以扩大其影响力与认知度。3.延长产业链，制作地戏附加产品。面具是安顺地戏的特色与精髓。随着安顺地戏的知名度不断扩大，脸谱的制作工艺提升、类型增多，通过展示及出售脸谱、地戏道具等形式，扩大了地戏的公众认知与认可度。4.注册商标。安顺地戏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知识产权的一种，经过申请与审核，可以申请注册商标，通过法律途径予以保护，在创造文化与历史价值的同时，创造商业价值。

二安顺地戏引发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第一案

2011年5月，我国出现了第一起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纠纷的案件。纠纷的当事人正是安顺文化局诉张艺谋团队在电影《千里走单骑》中将安顺地戏误称为“云南面具戏”。

2005年12月16日，由当代著名导演张艺谋负责编剧和导演的电影《千里走单骑》在中国大陆公映。该电影讲述了一对日本父子在中国云南丽江拍摄“云南面具戏” 《千里走单骑》的曲折故事。而实际上，戏剧的演员是贵州省安顺市“三国戏曲演出队”，该片的戏剧表演内容实际上是安顺地戏传统剧目：《千里走单骑》、《战潼关》的片段。2010年1月，安顺市文化局在北京对电影《千里走单骑》的导演张艺谋、制片人张伟平、及发行北京新画面影业的有限公司提讼，提请法院判令上述三方为《千里走单骑》侵犯署名权消除影响，同时判令发行方停止发行《千里走单骑》电影。但最终，原告败诉，原因如下：第一，案件诉讼发生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尚未颁布，安顺文化局作为原告，仅得以侵犯知识产权作为诉讼理由，但该主张未得到法院认可。当然，在法律颁布后，原告可将侵犯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诉讼原因。

第二，安顺文化局这一政府部门作为原告未免欠妥，更恰当的做法为列传承人、民间保护组织为原告进行诉讼。

因此，本案中原告的败诉，恰恰说明了我国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漏洞与空白。此案不仅为文化部门就当地民族民间文化的保护及权利之维护予以警示，更推动了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的立法进程与全民重视程度。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意义：

当今社会中，非物质文化确实已经与现世生活之间存在差异。例如贵州省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如蜡染、苗绣、水书等代表着较为落后的生产力与生产组织形式；安顺地戏的表演一定程度上包含封建迷信、鬼神崇拜等消极成分。面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当今主流声音主要有两种观点：1、只保护先进文化；2、无论何种文化遗产都应予以保护。我个人站在保护文化多样性的立场上，主张无论何种文化遗产，都应予以保护。原因如下：

每一种文化意识形态与文化都有其存在的原因与价值。任何文化与思维方式的存在均有合理性，且与当时当地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自然人文状况、思维方式、生活方式、价值取向相适应，并关系密切。每一种流传下来的传统文化都是该时代的精华，具有无可替代的文化、历史、考古价值，无论是文化研究，抑或对当时人们的生活状况与思想状态做出考察，都有着无可替代的作用。因此我认为，任何文化形态应给予足够的尊重与理解。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弘扬传统文化与现代化进程并行不悖。扩大文化影响力可以采取延长产业链的方式，生产出高科技、种类多样化、高附加值的产品，在传统艺术表现形式与现代社会发展进程中巧妙结合。文化同样是社会生产力的表现形式，文化产业的发展不仅可以带动经济增长，更可以促进文化产业等第三产业的增长，促进整个社会形成尊重知识、尊重文化、尊重艺术的良好氛围；亦可为经济欠发达地区带来更多价值，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另外，随着当今人们视野的开阔、思想意识和觉悟的提高，越来越多的高级知识分子对我国传统文化表现出了越来越浓厚的兴趣。有了新鲜思想与文化理论作为实践的支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会取得更大的进展。

笔者发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和贵州省文化保护条例是保护安顺地戏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必要途径。但由于法律的笼统、概括，缺乏切实可行的执行操作措施，以及立法之初的稚嫩和法律与现实之间的鸿沟，导致了法律远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当然，非遗保护工作不能完全依赖于立法。正如当今社会的诸多问题远不是仅仅依靠立法方式或指定行政性法规予以规范指导就能够解决的。立法自身存在的不可避免的局限性，导致其已经颁布施行便落后于社会现实、难以满足其发展变化。同时，正是因为法律本身具有普适性、确定性、规范性的特点，其受众对象是相关领域的所有问题，并不提供针对性的解决方法，难以提供个性化的处理方案，导致个案很难通过适用法律得以彻底解决。因此，解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问题不能完全寄希望于立法及法律的完善，而是应当在现实非遗保护工作中，面对问题在实践中逐渐寻找、并形成较为成熟的解决方法。

文化保护与旅游开发和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造成政府文化局和旅游局之间的利益制衡与博弈；维持传统文化的纯粹性与文化创新这两种迥异的价值取向造成了保护操作对策上的分歧与博弈；只保护先进优秀文化与保护文化多样性两种思潮造成了保护对象之间的差异，及保护文化价值的取向的纠纷；文化表演获益者政府与当地居民获益的公平分配严重失衡使居民面对传统文化变味走样、使其本真却束手无策…上述问题都是当今文化保护中应该平衡和反复考量的焦点，也是造成当今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走出尴尬窘境的关键。

然而，值得庆幸的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已经得到社会各界的重视。相信经过政府各部门、专家学者、社会各界的重视，安顺、贵州以及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将突破瓶颈，走向一个新的里程碑。

参考文献：

[1]《贵州省安顺屯堡文化遗产保护条例》（2011年5月31日）.

[2]《贵州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2012年3月30日）.

[3]《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2011年3月1日）.

[4]《屯堡文化研究》李建军主编，贵州人民出版社 2010卷.

[5]《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论坛文集》王文章著，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

[6]《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理论与方法》乌丙安著，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