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卧车厢里的人生

每个人的一生中都会有那么几次奇遇，我也不例外。

大约6年前，我从昆明开完郑和航海研讨会，乘火车返回武汉。那次我是有意没有乘飞机的，虽说在海拔8000米的高度尽可以做云中漫步的遐想，但我更喜欢坐火车的感觉，喜欢坐在或躺在敞亮的车窗前，欣赏大地的风景。如果开着窗，它们还会夹带着旷野的风扑面而来。

那趟列车的软卧车厢里乘客不多，我坐的这间，除了我，只有一个陌生男人。他和我一样，自上车就出神地望着窗外，直到列车员进来送开水，他帮我递过水杯，我和他才有了开车两个小时以来的第一次对话，黄昏已经不知不觉地来了。

很巧，他说他也在武汉下车，还说想在武汉开一家做窗帘的小店，并向我打听这方面的行情。他不知道我的职业是记者，可以说我对做生意完全是外行。我只是提醒他，在武汉，这类窗帘店太多了，问他以前干没干过这一行。

他的回答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他年初才从监狱里放出来，犯的是刑事案，因为在家乡镇上参与团伙斗殴杀死一个人，被判了15年。我听到这里，低头喝了一口水，掩饰自己的紧张。

忽然，列车员在走廊上喊他出去验票。这时我才发现，门不知什么时候在列车的晃荡中被关上了，任他怎么使劲也扳不开。门外两个列车员也忙活了半天，才将门打开，她们笑嘻嘻地解释说，这个门的确有些问题，好在路途仅两天，让我们将就一点儿，有事就喊她们，万一听不见，就敲墙板――列车员的工作间在隔壁。

一会儿，他验完票回来了，我却满怀心思地出去了。虽说平日里不是个太胆小的女人，可是想到要和一个杀过人的男人待上整整一夜，我还是很不安，想悄悄找列车员调换个房间。

已经走到列车员工作间门口了，我又停下来，站在走廊里，内心挣扎了很久。素昧平生的他向我道出了实情，我却因此而不信任他。他肯定会猜到我中途调换房间的原因，这对他来说显然是个伤害。我甚至能想象到列车员听我道出缘由后，会用什么样的眼神看他。

我艰难地中止了调换房间的计划，若无其事地回到原来的铺位。他拿出一个红红的苹果，削得很干净，递给了我，继续说他做生意的事。这次到武汉，是他多年前一位牢友出的路费，那个朋友出狱后找不到工作，从小本买卖做起，后来主要经营窗帘，生意现在做得很大。他还告诉我，当年被判刑时，他的妻子刚刚怀孕。后来妻子南下广州打工，把女儿留给他生活在老家的父母照管。在牢里这么些年，父母省吃俭用，常常坐长途汽车到长沙附近的那座监狱探监，希望他好好改造，出狱后“重新做人”。因为他表现好，15年的牢狱刑罚减成了10年。这10年里，他的父母不算年迈，但已是满头银发，还因为他，在村里“不能抬头做人”。10年过去，他的女儿也从一个牙牙学语的婴孩儿长成了一个梳着小辫儿的四年级女生……

他说，重新做人就从一个儿子做起，让父母过上好日子；从一个丈夫做起，让妻子不再吃苦；从一个父亲做起，让女儿在学校里找回尊严。说这些的时候，他时而看向窗外，时而看着手里的水杯，目光里满是坚定与真诚。最后，他说，自己这辈子最对不住的人，就是那个被他和同伙在冲动之下杀死的年轻人。那个人吭都没吭一声就倒在了一大摊血水里，10年的牢狱生活中，那个画面经常浮现在他脑海里。对他来说，最大的惩罚就是那幅画面将一生伴随着他，让他的灵魂永世不安……

黑夜早已覆盖了黄昏。熄灯时，整条走廊上只有我们这间房的门一直都开着。早点儿休息吧，说过这句话后，他躺下来，将一只黑色的提包紧紧搂在胸前。

我将门“咔嗒”一声关上了。

列车在夜行，房间里渐渐响起他轻微的鼾声。我在夜色中睁着眼睛，心里很平静，眼前闪动着各种人生，各色风景。

第二天，我坐在铺上看书，他仍然出神地望着窗外，忽然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花开了。”我向窗外看去，漫山的梨树，一片粉白。

终点站武汉到了。下了火车，我们都没说“再见”，他单薄的身影被出站的人流裹挟着，很快就消失不见了。

不知道他最终是否留在了这座城市，开一间属于他的窗帘店。这些年里，每当路过那些窗帘店时，我都会忍不住想到他。

（钱哲雄摘自范春歌的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