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做的”与“不该做的”

我们要竭尽全力，坚持人格操守，坚决不做那些“不该做的”，而把“该做的”千方百计做好。

2009年8月28日，中国《中华新闻报》停办； 2011年7月10日，英国《世界新闻报》停办。把这样两件事情摆在一起，从情理上讲是不大合适的，从道理上讲似乎也不大合适。但是，既然同是“停办”——从存在到消失，总有许多东西值得总结、反思和借鉴。

一张报纸，同一个人一样，总要明白自己应该做什么和把它切实做好，同时,总要明白自己不应该做什么和不去做它。

对于《中华新闻报》的停办，《中国报业》2009年10月号曾经刊出记者长文《16年，〈中华新闻报〉的荣耀与悲哀》，文中引述了我的一段话：这张报纸上世纪90年代和新世纪开头几年，以中国记协的机关报身份出现，注重对全国新闻媒体的信息交流和新闻业务研究服务，是务正业的，在新闻界也逐步建立了威信。可是，大概三四年前改为“社会化”了，社会新闻占几个版，政经新闻占几个版，时评、历史、文化，什么都想掺和，这就搞歪了。你的专业性不集中，不权威，全国新闻界就不会买账。你的社会新闻，难道弄得过人家党报和晚报、都市报？其结果只能是“姥姥不疼舅舅不爱”，越来越走下坡路了。

——我把它小结为：“该做的”没有做好。

在欧美的法律环境中，非法窃听是相当严重的刑事犯罪。对于《世界新闻报》的停办，我曾经发表过几篇微博加以点评，其中一篇是《办报的歪道》：《世界新闻报》曾经在头版登出大标题《I know your secrets!》，“我知道你的秘密！”这不是黑社会的常用语吗？一张报纸竟然这样公然向世人宣告，说明探隐、侵权和卑鄙在这里通行无阻！

——我把它小结为：“不该做的”做得太多。

实事求是地讲，中国的《中华新闻报》也好，英国的《世界新闻报》也罢，它们的停刊一定有方方面面的更深层次的原因，但“该做的”没有做好与“不该做的”做得太多，总是重要的原因。

回到主题上来，值得咱们每个传媒人思考的，重要的一点在于：该做的，必须坚决做好；不该做的，坚决不去做。

对于今日的中国传媒人——

什么是“该做的”？为人民服务，为时代的进步鼓与呼，传播信息，布道解惑，坚持真理，扬清激浊，等等。

什么是“不该做的”？为了金钱、权势、私利，弄虚作假，胡编乱造，形式主义，低级趣味，等等。

在我们实际的传媒活动中，“该做的”没有做好与“不该做的”做了甚至做得太多的现象，同样存在着，而且在有的地方有的传媒有的情况下，问题还相当严重。

就“该做的”而论，比如“三贴近”，比如“认真精致”，比如“扶正祛邪”，比如“坚持真理，传道解惑”，比如“不畏权势压力，不被金钱左右”，等等，然而许多地方没有真正做到做好。

就“不该做的”而论，比如新闻作品的“广告化”和广告的“新闻作品化”，比如丧失原则，出卖版面（搞“地方专版”、“城市名片”等等，由相关的地方或者城市“自己组稿”，传媒连稿都不审，收了钱就原封不动地刊登或者播出）。比如记者甚至媒体的负责人与“大款”甚至与黑社会相互勾结。还比如新闻评奖中的种种歪风邪气，等等，都大不应该。还有一种“不该做的”， 就是我们有的记者总想着“制造新闻”，比如：2011年夏杭州吴菊萍奋勇接住坠楼女童的好事发生后，许多记者蜂拥而至，当吴菊萍所在企业奖给她20万元后，有记者就鼓动她捐出一部分，说那样就更有新闻了，吴菊萍以家庭、父母生活很困难委婉拒绝。我感到她做得好，实际上也“顶”了一下我们有些记者做“不该做的”事情……

做好“该做的”，不容易，因为要奋斗，要付出许多平常人付不出、不能付出甚至不愿付出的努力、辛苦和牺牲。

不做“不该做的”，也不容易，因为要“违世俗”、“反潮流”，会得不到许多“放松原则”就可以得到的东西。

“不容易”不等于“不可能”，我们要竭尽全力，坚持人格操守，坚决不做那些“不该做的”，而把“该做的”千方百计做好。

（作者为杂文报创始人，河北日报高级编辑、“杨柳青”言论专栏20年主笔，韬奋新闻奖获得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