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ECD国家人口转变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

摘要：研究西方国家人口转变过程、分析其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有助于我们在世界人口变迁和全球化的背景之下思考和评价中国的人口结构变化以及更深层次的人口问题。 论文基于经济收敛理论构建了人口转变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模型，选取1950-2009年26个OECD国家的面板数据，分别建立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通过模型间与变量间的比较来考察人口结构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劳动力人口增长率与总人口增长率之差与人均GDP增长率是显著的正向关系；少儿抚养比与人均GDP增长率的关系是显著的负向关系，而老年抚养比与人均GDP的关系是不显著的。总体而言，人口转变因素解释了人均GDP增长中的18.7%；论文同时考察了OECD国家人口转变的过程中不同的历史时期人口转变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1965-1985年这一期间人口转变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最大；而受二战后婴儿潮的影响，1950-1965期间，人口结构转变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负向的，这为中国应对人口结构变化、制定适当的人口政策提供了借鉴。

关键词：人口结构； 经济增长； 人口红利； OECD； 少儿抚养比

中图分类号 C9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3）05-0106-07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305016

进入 20 世纪下半叶后，Kaa[1]指出欧美国家人口转变进入第四阶段，人口增长从低增长转变为零增长和负增长，人口结构变动成为影响人口增长和人口转变模式的主要因素。Jones等[2]指出中国在特定的人口政策背景下生育水平迅速下降，相比其他国家在更短的时间内完成了人口转变。人口转变的过程持续时间较长，且这一过程会伴随着人口的数量与结构剧烈的变动，也会带来经济、社会等因素的“共震”，李建新[3]指出中国应该首先将人口变迁和人口问题置于世界人口变迁和全球化的背景之下来思考。因此研究西方国家人口转变过程、分析其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其意义非同寻常。

西方人口转变是一种自发的过程，在现代化进程中，人口转变是工业化主导的经济、社会发展的产物，由生育决策主体根据自身所处的具体条件进行理性选择的结果。中国的人口转变虽然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但也遵循人口转变的一般规律。OECD自1961年成立以来就被赋予了世界经济发展引擎的角色，对世界经济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OECD国家的人口转型几近完成，有助于我们系统认识人口结构转变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及其呈现出来的规律性；同时OECD国家目前的人口老龄化等一系列人口问题，中国也即将面临，因此研究OECD国家人口结构转变与经济增长关系，有助于为中国未来人口政策提供政策制定的依据。

已有研究考察了OECD国家人口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Lindh等[4]将年龄结构因素引入SolowSwan模型，探讨了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1950-1990年OECD国家的经济增长的影响。他们的研究发现，50-64岁的劳动力人口比重上升显著促进了OECD国家的经济增长，而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对经济的影响是显著的负向。Andersson[5]利用时间序列数据分析了年龄结构变化对丹麦、挪威、瑞典等国家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发现，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上升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Batini等[6]的研究表明，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带来的人口老龄化会减缓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增长。ChongBum等[7]利用25个OECD国家41年（1960-2000年）的数据发现，人均GDP增长率与老年抚养比之间呈现出“倒U型”关系，即起初老年赡养负担的上升加快了经济增长，但在达到一定程度后经济增长因老年赡养负担的加重而趋于下降；同时还发现，人均GDP增长率也随着少儿抚养负担的下降先增加后下降。

可以看出，已有的研究尚有很大拓展空间：首先已有的研究或者将人口变量直接引入Solow-Swan模型，或者直接分析人口变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而关于人口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理论解释非常薄弱，这也使得研究的结论缺乏理论支撑，尽管我们最为关注人口结构转变的因素，但是它也仅仅是影响经济增长的一个变量而已，因此必须将其纳入已有的经济增长理论之中并且能够说明其与其他变量的关系。新古典增长模型假设在资本边际报酬率递减及各地区技术进步一致的条件下，落后地区比发达地区有更高的经济增长率，随着时间的推移，落后地区与发达地区的经济差距将会逐渐缩小，最终实现经济增长的趋同。假定技术进步外生，要素投入的边际收益递减，若各国偏好和技术不存在大的差异从而经济增长均衡状态相同，则欠发达国家的经济会具有比发达国家更高的增长速度，且二者最终到达同一均衡状态。俞培果等[8]指出迄今，研究者们已对几乎所有发达国家或区域，及部分欠发达国家或区域的数据作了收敛检验，所得结论较为一致，在同质国家或区域分组（美国的州、欧洲的区域、日本的县）中存在绝对收敛，即俱乐部收敛；在大型国家样本以及在大量区域或国家内部的样本中发现了条件β收敛，这提示我们应该结合已有的经济收敛理论来构建模型，分析人口结构转变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其次，在实证的层次，Kaa[1]指出20世纪后半期，欧美国家已经进入人口转变的第四阶段，而这一阶段至今仍然没有结束，且表现出一些新的特点，因此对样本时期的选择应该尽可能地包含其人口转变的整个过程，而已有的研究中样本时期跨度最大的也仅仅止于2000年，因此需要扩展至21世纪以包含人口转变的新特征；最后，OECD国家的人口转变与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一些重要的节点如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婴儿潮、石油危机等对人口的转变以及经济发展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不考虑这些重要的历史性节点则很难客观描述人口转变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本文结合已有的经济收敛理论，构建了人口转变与经济发展的模型，选取1950-2009年26个OECD国家的面板数据，研究人口结构转变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并重点考察了二次世界大战、石油危机等突发历史事件前后二者的关系，力图对OECD国家的人口转变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做清晰描述。

1 理论模型

Bloom等[9]在研究人口结构转变对东亚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时首次提出“demographic gift”，即人口红利，指出生育率、死亡率的降低和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给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个经济快速发展、生活水平迅速提高的机会窗口。1998年，联合国人口基金委员会在《世界人口现状（1998）》中正式使用“人口红利”一词，使人口红利这一概念逐渐为学界认同和使用。

在微观个体层面，王丰[10]指出生产与消费随生命周期的阶段而变化，人们在生命之初以及在晚年都会有很长一段经济依赖期，在这些年龄段，一般认为，平均消费高于产出；而在主要的青壮年时期，则产出多于消费。既然每个年龄结构会有不同的消费和生产行为，则每个年龄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应不同。在宏观层面上，Fair等[11]、Lindh[4]和Batani[6]认为人口年龄结构变动会影响劳动力市场参与、储蓄与投资、资本流动、国际收支、房地产价格、收入分配等变量，最终对经济发展产生极大的影响。总体而言，人口转变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机制从两方面体现：一是供给，人口转变引起年龄结构变化，进而改变劳动力的供给市场；二是需求，人口结构转变将改变总消费、储蓄、投资、进出口和国际资本流动。

因此，Bloom等[9] 指出Solow-Swan模型忽视了一个关键的人口变量：人口的年龄结构。既然每个年龄结构会有不同的消费和生产行为，则每个年龄组的贡献是不同的，经济增长的可能会因此加速或者变缓。因此经济可能会随着劳动年龄快于总人口的增长而增长，随着老龄化的增加而减缓。将产出y进行简单地转换，可得：

yt：=[SX（]Yt[]Nt[SX）]=[SX（]Yt[]Lt[SX）]・[SX（]Lt[]Nt[SX）]=yt[SX（]Lt[]Nt[SX）]（1）

于是对（1）两边取ln得

lnyt=lnyt+lnLt-lnNt（2）

对（2）式两边关于时间t求导，令gz为人均产出的增长率，得到：

gz=gy+gL-gN（3）

式（3）将人均产出的增长分为两个部分，一是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部分；另一个是人口结构的变动部分。根据经济理论，平均产出y（t）在任一时间段t1到t2的增长率gy，在均衡状态下的平均产出y*的对数值与初始时间t1的平均产出y（t2）的对数值的差值成比例，于是

gy=[SX（]1[]t2-t1[SX）]ln（[SX（]y（t2）[]y（t1）[SX）]）=c1ln（[SX（]y*[]y（t1）[SX）]）（4）

由（4）不难看到，当影响两个地区最终稳态劳动生产率的因素相近时，经过相对较长时间的发展，能达到相似或相同的发展水平，如果两地区初始水平不同，那么初始生产率较低的地区将表现出比初始生产率较高的地区有更快的增长率，这反映了经济学上的追赶效应。因此控制住初始发展水平以后，（4）可以变换成（5）：

式6在经济收敛理论的基础上，在原有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之外，加入了人口转变因素，最终将人口转变因素纳入了已有的经济增长模型之中。因此人口因素通过两条路径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一是与人力资本、物质资本以及制度因素等共同影响潜在产出的水平，最终影响经济增长；二是以劳动力增长快于总人口增长的形式直接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

2 样本与变量的选择

样本来自26个OECD国家。这些国家人口结构转变历程具有典型性。

关于人口变量的选取， Bloom等[9]选取了人口增长率和劳动人口增长率这两个变量；Kelley[12]等选取少儿抚养比、老年抚养比；人口密度和人口规模四个变量；Choudhry等[13]选取少儿抚养比、老年抚养比、人口增长率和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四个变量；本文遵循两个原则进行变量选择：一是选取已经被大多数学者研究证实，对经济增长有显著影响的变量；二是在公开发表的文献中可以查找的变量数据。最终本文选取期初人均GDP、劳动力增长率与总人口增长率之差、投资、少儿抚养比、老年抚养比、人力资本这六个变量进入模型，关于变量的基本信息见表1。

人均GDP数据来自格罗宁根增长与发展中心（http：//），并用不变的购买力平价（PPP）价格表示。人口变量数据来自世界发展指标（世界银行，

2010）。本文把劳动年龄人口定义为15-64岁的人口，而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率分别表示0-14岁的人口，年龄65岁及以上人口除以劳动年龄人口得到的比值。投资变量用以2005年不变购买力平价转化的人均GDP中投资份额表示，其数据来自宾夕法尼亚大学国际比较中心HestonSummers数据库（http：//pwt.econ.upenn.edu）。人力资本用平均受教育年限表示，此数据来自美国经济研究中心（http：///papers/w15902）。为了消除异方差和指数趋势的影响，我们对期初GDP、投资、人力资本、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取了对数。

本文采用1950年到2009年期间数据。若选择一年的时间作为跨度，如Islam[14]分析的，结果受到短期时间的干扰较大。因此对时间序列进行了初步处理，将1950-2009年按5年一期共分为12个时间跨度。本文分别建立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来考察人口结构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考虑到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不是模型的外生变量，可能会对结果产生干扰，因此在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中都分别设置两种形式，一种是加入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一种是去掉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

本文主要采用了LLC检验、IPS检验、Fisher-ADF检验、Fisher-PP检验四种方法对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六个变量的P值均大于0.05，因此拒绝原假设，说明变量不存在单位根，是平稳的。为了判断各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产生伪回归的问题，本文对六个变量进行了协整检验，Panel v、Panel rho、Panel PP、Panel ADF、Group rho、Group PP和Group ADF这7个统计量均在5%的显著水平上拒绝原假设（不存在协整关系）。因此设置回归模型是合适的。

3 结果及讨论

3.1 结果

结果显示，期初人均GDP在所有模型中都表现出显著的负向影响、投资在所有模型中都表现出显著的正向影响，而人力资本在所有模型中均不显著。在人口变量中，模型1中劳动力人口增长率与总人口增长率之差变量以及少儿抚养比的系数显著；模型2中劳动力人口增长率与总人口增长率之差变量的系数是显著的；在模型3中，劳动力人口增长率与总人口增长率之差变量以及少儿抚养

比的系数显著；在模型4中，劳动力人口增长率与总人口增长率之差变量的系数是显著的（见表2）。

儿抚养比后进行的固定效应模型回归；模型3表示包括全部七个变量进行的随机效应模型回归；模型4表示移除老年和少儿抚养比后进行的随机效应模型回归。

为了进一步在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中选择，对两组模型（模型1与模型3；模型2与模型4）进行了Hausman检验。首先进行零假设：随机效应模型成立，三组模型Hausman统计量的值分别是35.961和38.070，所对应的概率均为0.000 0，即拒绝原假设，提示我们建立固定效应模型是合适的。而在固定效应模型中模型1中主要的变量均表现出显著性，而且整体拟合优度高于其它模型，因此认为模型1在4个模型中是最为理想的。

3.2 讨论

Choudhry等[13]和Kelly等[12]认为考察经济收敛性的一个必要且充分的条件就是起初人均GDP的系数是负的。新古典增长模型用技术进步阐释各国经济增长水平差距，认为由于资本的边际产出呈现递减趋势，经济的发展最终将趋于稳定状态。经济增长理论把这种可能的现象称为经济增长的收敛。迄今，研究者们已对几乎所有发达国家或区域，及部分欠发达国家或区域的数据作了收敛检验，在同质国家或区域分组中存在绝对收敛，即俱乐部收敛；在大型国家样本，以及在大量区域或国家内部的样本中发现了条件β收敛。从我们的分析结果来看，在所有的模型中，期初的人均GDP系数都是负的，这表明在考虑到人口效应之后，经济存在着收敛性。

投资在四个模型中系数都表现出显著的正向影响，显示出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投资作为现代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之一，与经济发展关系之间关系之紧密是毋庸置疑的。无论是西方的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还是新经济增长理论，无不将资本积累作为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人力资本在四个模型中系数均不显著。关于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者们一直未能就人力资本能否显著推动经济增长给予确定性的结论。其中，Mankiw[15]和龙翠红[16]等人的研究支持了人力资本对经济发展的正向推动作用，并对其具体贡献进行了测算；也有部分研究显示，如Fuente等[17]，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并不显著，甚至表现出负向作用。Vandenbussche J.[18]研究了OECD国家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其研究结果表明，高级别的人力资本对于接近技术前沿的国家的经济发展有更大的推动作用，这提示我们研究人力资本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应该区分人力资本的异质性、以及所处国家的技术前沿水平。

在固定效应模型中，少儿扶养比的影响是显著和负向的，而老年抚养比的影响不显著，同时方向在各个模型中也是不确定的。这和Bloom[19]，Choudhry[13]和Kelly[12]的研究结论是一致的。一般认为如果少儿抚养比和老年负担比较高，那么消费的部分就会提高，储蓄份额会相应减少，从而削弱经济增长的动力。理论上，Coale[20]等人于 1958 年就提出了人口转变过程的“抚养负担假说”（DH）。该假说认为，婴儿死亡率的下降和生育率的居高不下导致人口迅速增长和少儿抚养负担上升，劳动年龄人口背负较重的抚养负担，从而降低储蓄并带来社会物质资本积累的下降；随着生育率的下降，经济活动人口急剧增加，少儿抚养负担减轻，随之经济发展加快；最后，人口年龄结构变动表现为巨大的老龄抚养负担，这将减缓经济增长。在我们研究的样本期内，还不能完整地反映出老年抚养比升高对经济增长的完整影响，即老龄化的负面影响还远远没有显现出来；另一个可能的解释是这反映了老年抚养比与少儿抚养比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的不同路径，有一些研究已经开始质疑人口老龄化是否一定会带来对经济的负面影响[21]。

劳动力人口增长率与总人口增长率之差系数显著。劳动力人口增长率与总人口增长率之差是劳动力人口快于总人口增长的部分，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为经济增长提供了机会：首先，生产性人口的增加意味着直接参与生产的劳动力人口供给的增加；第二，生育率的下降使得妇女从照顾孩子中解放，因此也会有更多的妇女参与劳动；第三，由于低死亡率以及期望寿命的增加，投资于人力资本的以及储蓄的意愿增加，因此使得劳动力的质量提升以及整个社会的投资增加。这些效应通称为人口红利，而我们的研究也证明了这种人口红利效应是存在的。

依据表2中模型1的系数，我们计算了人口结构转变对26个OECD国家经济增长的影响。人口结构转变对26个OECD国家经济增长的影响中，最大的部分来自于少儿抚养比的下降，人口转变对人均GDP增长总影响的90%以上，也就是说，人口结构转变对人均GDP增长的贡献中，绝大部分来自于少儿抚养比的下降。其次是来自劳动年龄人口快于总人口增长的部分，占总影响的5%左右。虽然老年抚养比系数不显著，但为了全面分析人口红利，本文也将其纳入计算。最后我们计算了人口转变对人均GDP的贡献，总体而言，26个

OECD国家在1950-2009年间的人均GDP平均增长率为2.64%，少儿抚养比增长率为-0.313%，老年抚养比增长率为0.279%，而劳动力增长率与总人口增长率之差为0.0081%，依表2中模型1的系数，我们计算了人口转变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即26个OECD国家在1950-2009年人口转变因素对人均GDP增长的贡献是18.7%。

我们同时结合OECD国家人口的主要指标，考察了各个历史时期人口结构转变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图1展示了OECD国家的人口的主要指标，可以看出其人口转变过程显著地分为三个阶段：1950-1965年，由于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婴儿潮的影响，少儿抚养比持续上升，如美国出现了一次

人口生育高潮（1946-1964年间），美国婴儿潮时代出生的人口约7 800万左右，其中3 978万女性

和3 822万男性，占美国成年人的35%，占美国劳动人口的41%[22]。由于新出生的孩子还未成长为劳动力，劳动力人口增长慢于总人口的增长，整个社会中消费性人口的比重上升，因此这一时期，人口转变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负的；1965-1985年期间，随着出生率的下降，少儿抚养比开始下降，而在上一期出生的孩子开始进入劳动力市场，整个人口结构中，生产性人口大于消费性人口，劳动力的增长快于总人口的增长，人口结构的转变带来了真正意义上的人口红利，这一时期，人口结构转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达到41.45%；从1985年起，劳动力的增长开始下降，同时，老年人口占比快速升高，少儿抚养比的下降的速度趋缓，大大减少了人口转变对经济增长的正向效应，这一时期，人口转变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下降到2693%。

3.3 稳健性检验

本文采用两种方法对所有模型进行了Robust检验，由于模型1是最优模型，因此我们只报告基于模型1的稳健性检验结果。

首先，我们将面板数据处理的间隔时间周期由五年变为十年。结果可以看出，主要的因变量：投资、少儿抚养比以及劳动力增长率与总人口增长率之差仍然显著，而且方向与原有模型一致，且系数大小变化不大，因此可以说原有模型是稳健的。其次，我们采用常见的方法之一，即去掉数据中最大最小各百分之一的部分以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可以看出，主要的因变量投资、少儿抚养比以及劳动力增长率与总人口增长率之差仍然显著，而且方向与原有模型一致，且系数大小变化不大，因此可以说原有模型是稳健的。

4 结论及建议

本文以26个OECD国家、1950-2009年的数据为样本，研究了人口结构转变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劳动力人口增长率与总人口增长率之差对人均GDP增长率是显著的正向关系；少儿抚养比与人均GDP增长率的关系是显著的负向关系；老年抚养比与人均GDP增长率的关系不确定。总体而言，人口转变因素解释了人均GDP增长中的18.7%。

在人口转变的过程中由于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速度超过总人口的增长速度可能会带来人均收入的增加，这个值并不一定是正数，当人口转变进入到下一阶段，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速度慢于退休年龄人口，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作用则转变为抑制人均产出。同时，这一增长效应能否在事实上转化为实际的经济增长，还要借助于一国的产业政策、就业政策以及教育政策。对于劳动年龄人口快于总人口的增长所带来的经济增长效应以及这一效应有多大，需要谨慎地看待，片面夸大或忽视劳动年龄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和影响都是不可取的。作为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中国，人口问题一直处于争论的风口浪尖，人口政策的有效制定关乎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及社会和谐稳定。对于中国，人口机会窗口将在2020年左右关闭，距离现在还有八年左右，要抓住最后的机会，中国需要借鉴OECD国家人口转变的规律以及面对人口转变的经验，同时考虑到自身的基本国情，提出应对策略。

首先大力提高人口素质，推动我国由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转变。一是提高出生人口素质；二是提高全民健康素养；三是建立以预防为主的公共卫生体系；四是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加大对农村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的投入，提高全国受教育水平；五是提高全民思想道德素质，实施公民道德振兴计划。

其次必须充分开发人力资源，使广大劳动年龄人口都能对我国经济发展贡献力量。第一，进一步完善劳动力市场体系，推进劳动力市场的信息化、网络化、体系化和法制化，在促进人力资源的合理流动的同时，有效保障劳动力合法权益，规范市场秩序，创造公平的就业环境，促进劳动力通过市场实现就业。第二、优化产业结构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努力促进就业。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第三产业在促进就业方面将有更大的潜力可挖，要细化服务业分工，创新服务模式，找到更多的服务内容，发掘更多的就业岗位。第三，是积极推进城镇化战略，把解决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逐步在城镇就业和落户作为推进城镇化的重要任务，放宽中小城市和城镇户籍限制，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目前农村剩余劳动力仍有1.5-1.7亿人，大规模的劳动力流动将持续存在。按人口城镇化水平年均增长1个百分点测算，今后20年将有3亿农村人口陆续转化为城镇人口[23]，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将是我国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动力和源泉。

最后是积极面对老龄化问题。在未来50年里，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将急剧地老化，但各个时期的人口老化速度有很大的不同，本世纪三十年代老年抚养比的平均增长率将达到1.652%的最高值；充分发挥人口优势，保持经济增长，另一方面需要根据自身国情，积极完善制度体制，如教育制度、就业制度、户籍制度和养老保障制度 。这就使得老龄化对社会经济的压力转变为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动力。在积极老龄化背景下，积极开发和利用老年人力资源，尤其是城镇知识型老年人力资源，充分发挥老年人才的社会作用，已成为我国经济运行与增长和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的重要途径。开发老年人力资源，一是要树立“积极老龄化”观念，积极营造有利的社会舆论环境；二是建立健全政策法规；三是条件成熟时，尝试推行适当的弹性退休制度或推迟退休年龄；四是开拓老年劳动力市场，优化老年人力资源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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