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对方式和主观幸福感的中介效应:身体锻炼对大学女生心理健康影响的实验研究

摘要：为了探讨应对方式与主观幸福感在身体锻炼促进心理健康的中介作用，采用自然实验、心理测量、数理统计等研究方法，对106名大学女生进行健美操运动干预。结果表明：身体锻炼对心理健康的焦虑、社会攻击、性心理障碍产生直接效应；应对方式与主观幸福感的共同中介效应不显著；身体锻炼通过主观幸福感影响心理健康的路径模型比较显著。结论：身体锻炼是一种积极的应对方式；身体锻炼的持续时间可以直接降低焦虑、性心理障碍，身体锻炼的强度可以直接降低社会攻击、性心理障碍；身体锻炼强度和持续时间分别通过主观幸福感对焦虑、社会攻击、性心理障碍产生间接作用。

关键词：身体锻炼；大学女生；应对方式；主观幸福感；心理健康

中图分类号：G804.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4590(2011)05-0095-05

Abstract: In order to explore coping styles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in exercise to promote mental health intermediary role, using research methods of natural experiments, psychological measurement and statistics, the author has 207 of female college students for aerobics exercise intervention. Results: exercise on mental health dimensions of anxiety, social attack, sexual and psychological barriers has a direct effect. Coping styles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in common intermediary effects are not significantly. The path model of Physical exercise through subjective well-being affecting mental health is relatively significant. Conclusion: exercise is a positive coping style. Exercise duration can directly reduce mental health dimensions of anxiety, sexual and psychological barriers. The intensity of exercise can directly reduce the mental health dimensions of social attack, sexual and psychological barriers. Intensity and duration of exercise are produced the indirect effect through the subjective well-being.

Key words: exercise; female college student; coping styles; subjective well-being; mental health

1 引 言

影响大学女生心理健康的因素涉及到应对方式、主观幸福感、自尊、自我效能感［1-3］等主观因素和生活事件、家庭背景、社会支持［4-6］等客观因素。其中应对方式是一种缓解情绪紧张、维持心理平衡、调节行为表现使之符合外界要求的方法和手段，影响着应激反应的性质与强度，并进而调节应激与身心健康的关系，是影响个体环境适应性和心理健康的重要因素［7,8］。主观幸福感是个体对自己生活的整体评价与感受，是衡量个体生活质量的一个重要的综合性心理指标，也是影响心理健康的重要因素之一［9］，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把主观幸福感作为衡量心理健康的重要指标［10］。研究表明，身体锻炼对心理健康水平［11-13］、应对方式［14-16］和主观幸福感的某些维度［17-19］有积极作用。

但是，已有探讨身体锻炼、应对方式、主观幸福感和心理健康及其之间关系的研究，多是描述性的和单因素的分析，且研究中主要存在以下有待探索的方面：第一，缺乏身体锻炼改善心理健康心理机制的深入探讨。目前大量的调查结果仅可表明身体锻炼与心理健康之间存在相关关系，但尚无充分的证据说明二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而涉及其之间的中介变量或调节变量的探讨更少，因此尚需严格控制混淆变量、科学严谨设计的实验研究确立因果关系。第二，心理健康测量工具的可靠性有待提高。目前国内以SCL-90作为心理健康的测量工具似乎占据了锻炼与心理健康关系的主流地位，但症状自评量表（SCL-90）是用于医学临床的诊断性工具，是专门用于判别精神病人、神经症患者的［20］。然而大学生是充满活力、思维活跃的群体，他们所遇到的问题大多是发展性的问题，而不是精神疾病，所以用这些测量工具来测量大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是十分不准确的。依据SCL-90所测量的心理健康，实际上是“心理不健康”的状况，它的致命缺陷是无法测量“心理健康”的程度，而对身体活动或身体锻炼能否使“心理健康”的大学生提高心理健康水平的问题，是无法回答的。这也使得研究结果的可靠性受到质疑。第三，研究对象性别差异未引起重视。研究男女不同性别在心理上的差异及其性别差异造成的男女在不同领域所拥有的优势和弱点，一直都是心理学研究工作的关注点。如果能揭示不同性别之间的身体锻炼对心理健康影响的差异，并针对不同性别给予适当的教育和引导，对其心理健康水平的不断提高具有深远的意义。

建立在已有的研究结果和实践基础上，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身体锻炼可以直接影响大学女生的心理健康，也可以通过应对方式和主观幸福感这两个中介变量间接影响大学女生的心理健康。

2 实验方法

2.1 实验对象

抽取大学公共体育课一年级健美操选修班志愿者作为实验对象。分为小强度实验组35人、中等强度实验组37人和大强度实验组35人。

2.2 实验程序

被试在相同的时间、地点由同一教师指导。锻炼持续12周，每周2次，每次锻炼时间为45分钟（不包括准备活动和放松活动）。锻炼强度通过心率指标进行控制，每次锻炼选取4名学生佩戴Polar心率遥控仪。小强度锻炼干预心率控制在105-120次/min，中等强度锻炼干预心率控制在130-150次/min，大强度锻炼干预心率控制在155次/min以上［21］。要求各组在其他时间不参加身体锻炼。

在相同的时间、地点采用团体心理测量。实验前测量被试应对方式、主观幸福感和心理健康3项指标，在健美操运动干预6周和12周后分别采用相同量表再次测试被试应对方式、主观幸福感和心理健康3项指标。

2.3 测量工具

2.3.1 中国大学生心理健康量表

该量表由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郑日昌等教授编制［22］。采用李克特5点计分，共有104个问题，包括躯体化、焦虑、抑郁、自卑、社会退缩、社会攻击、性心理障碍、偏执、强迫、依赖、冲动、精神病倾向12个维度。各分量表内部一致性信度在0.7330-0.8552之间，各个分量表间相关系数在0.320-0.672之间。

2.3.2 大学生应对方式量表

该量表由我国学者刘凤娥编制［23］。采用李克特自评式5点量表记分，有64个问题，由问题解决、求助、转移、忍耐、逃避、幻想、抱怨、压抑、退缩等9个因素构成，其中将问题解决、求助和忍耐归为问题取向途径，抱怨和转移归为情绪取向途径，逃避、压抑、幻想和退缩归为回避途径。该量表重测信度为0.872，各因素与问卷总分的相关系数在0.343-0.610之间。

2.3.3 大学生主观幸福感量表

该量表由天津师范大学吉楠编写［24］。采用李克特5点计分，共41个题目，由自我满意、家庭满意、消极情绪、积极情绪、精力、生活满意、社会和人际关系8个维度构成。该量表的重测信度为0.864。

2.4 数据处理

使用SPSS17.0对回收的相关心理量表的测量结果进行统计，采用依次检验回归系数的方法对中介作用假设模型进行验证分析。统计显著性为P < 0. 05。

3 结果

3.1 应对方式与主观幸福感在身体锻炼影响心理健康的中介效应检验

根据我们呈现显著性的维度利用依次检验回归系数的方法检验大学女生应对方式、主观幸福感在身体锻炼与心理健康之间的中介效应。假设身体锻炼的持续时间、强度影响心理健康及各维度，同时身体锻炼的持续时间、强度也可以通过影响应对方式与主观幸福感来影响心理健康及各维度，则应对方式与主观幸福感是中介变量。根据温忠麟中介效应的检验程序［25］，本研究将身体锻炼持续时间和强度作为自变量，锻炼持续时间编码用C表示，强度编码用Q1、Q2表示（均采用虚拟变量表示）。心理健康及各维度作为因变量，主观幸福感（M1）、应对方式的问题取向(M21)、情绪取向(M22)和回避(M23)作为中介变量，依次进行回归分析（这里不考虑自变量、中介变量的交互作用）。

因为大学生心理健康量表的维度较多，为了便于表述，仅将身体锻炼对心理健康及各维度回归呈现显著性的列出。结果发现，身体锻炼对心理健康的焦虑（Y1）、社会攻击(Y2)、性心理健康(Y3)等维度的三个回归方程存在显著性（PY1=0.046，PY2=0.017，PY3=0.001）。

3.1.1 应对方式与主观幸福感在身体锻炼影响焦虑的中介效应检验

根据温忠麟中介效应的检验程序，第一步身体锻炼持续时间对焦虑的回归系数显著（t=-2.431）。但是由于依次检验中的第二步M21、M22、M23对C的回归系数不显著，第三步中M1对焦虑的回归系数不显著，必须进行Sobel检验，计算得ZM21=0.101，ZM22=-0.197，ZM23=-0.182，ZM1=0.04； PM21>0.05，PM22>0.05，PM23>0.05，PM1>0.05，表明应对方式与主观幸福感两因素在身体锻炼持续时间影响焦虑的中介效应不显著。

第一步身体锻炼强度回归系数不显著（tQ1=-0.276，tQ2=-1.519），检验终止。表明应对方式与主观幸福感两因素在身体锻炼强度影响焦虑的中介效应不显著。

3.1.2 应对方式与主观幸福感在身体锻炼影响社会支持的中介效应检验

第一步身体锻炼持续时间对社会攻击的回归系数不显著（t=-0.670），终止检验。表明应对方式与主观幸福感两因素在身体锻炼持续时间影响社会攻击的中介效应不显著。

第一步身体锻炼强度回归系数显著（t=-2.607），但是由于第二步M21、M22、M23对Q的回归系数不显著，第三步中M1对社会攻击的回归系数不显著，必须进行Sobel检验，计算得ZM21=-0.043，ZM22=0.035，ZM23=-0.014，ZM1=0.0195； pM21>0.05，pM22>0.05，pM23>0.05，PM1>0.05，表明应对方式与主观幸福感两因素在身体锻炼强度影响社会攻击的中介效应不显著。

3.1.3 应对方式与主观幸福感在身体锻炼影响性心理健康的中介效应检验

第一步身体锻炼持续时间对性心理障碍的回归系数显著（t=-3.150），但是由于第二步M21、M22、M23对C的回归系数不显著，第三步中M1对性心理障碍的回归系数不显著，必须进行Sobel检验，计算得ZM21=0.003，ZM22=0.079，ZM23=-0.185，ZM1=0.039；pM21>0.05，pM22>0.05，pM23>0.05，PM1>0.05，表明应对方式与主观幸福感两因素在身体锻炼持续时间影响性心理健康的中介效应不显著。

第一步身体锻炼强度对性心理障碍的回归系数显著（t=2.478），但是由于第二步M21、M22、M23对Q的回归系数不显著，第三步中M1对性心理障碍的回归系数不显著，必须进行Sobel检验，计算得ZM21=-0.015，ZM22=-0.092，ZM23=-0.028，ZM1=-0.129； pM21>0.05，pM22>0.05，pM23>0.05，pM1>0.05，表明应对方式与主观幸福感两因素在身体锻炼强度影响性心理健康的中介效应不显著。

3.2 应对方式在身体锻炼影响心理健康的中介效应检验

3.2.1 应对方式在身体锻炼影响焦虑的中介效应检验

第一步身体锻炼持续时间对焦虑的回归系数显著（t=-2.431）。但是由于第二步M21、M22、M23对C的回归系数不显著，进行Sobel检验，计算得ZM21=0. 0504，ZM22=-0.1026，ZM23=-0.0354； PM21>0.05，PM22>0.05，PM23>0.05，表明应对方式在身体锻炼持续时间对焦虑影响中不具中介作用。

第一步身体锻炼强度回归系数不显著（tQ1=-0.276，tQ2=-1.519），检验终止。表明应对方式在身体锻炼强度对焦虑影响中不具中介作用。

3.2.2 应对方式在身体锻炼影响社会攻击的中介效应检验

第一步身体锻炼持续时间对社会攻击的回归系数不显著（t=-0.670），终止检验。表明应对方式在身体锻炼持续时间对社会攻击影响中不具中介作用。

第一步身体锻炼强度回归系数显著（t=-2.607），但是由于第二步M21、M22、M23对Q的回归系数不显著，进行Sobel检验，计算得ZM21=0.0433，ZM22=0.0349，ZM23=0.0141； pM21>0.05，pM22>0.05，pM23>0.05，表明应对方式在身体锻炼强度对社会攻击影响中不具中介作用。

3.2.3 应对方式在身体锻炼影响性心理障碍的中介效应检验

第一步身体锻炼持续时间对性心理障碍的回归系数显著（t=-3.150），但是由于第二步M21、M22、M23对C的回归系数不显著，进行Sobel检验，计算得ZM21=-0. 0504，ZM22=0.1017，ZM23=0.0353；pM21>0.05，pM22>0.05，pM23>0.05，表明应对方式在身体锻炼持续时间对性心理障碍影响中不具中介作用。

第一步身体锻炼强度对性心理障碍的回归系数显著（t=2.478），但是由于第二步M21、M22、M23对Q的回归系数不显著，进行Sobel检验，计算得ZM21=0.0149，ZM22=-0.0921，ZM23=-0.0278； pM21>0.05，pM22>0.05，pM23>0.05，表明应对方式在身体锻炼强度对性心理障碍影响中不具中介作用。

3.3 主观幸福感在身体锻炼影响心理健康的中介效应检验

3.3.1 主观幸福感在身体锻炼影响焦虑的中介效应检验

主观幸福感影响焦虑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见表1。假设身体锻炼的持续时间会影响大学女生的焦虑程度，同时又可以通过影响她们的主观幸福感来影响其焦虑水平，那么主观幸福感就是中介变量。其中的结果是标准化解，由于依次检验(指第一步中的C、第二步中的C、第三步中的M1的回归系数)都显著，表明主观幸福感的中介效应显著。由于第三步中M1的回归系数也显著，表明是部分中介效应，主观幸福感影响焦虑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为0.226×0.229/0.183=28.28%。

身体锻炼强度对焦虑的影响不显著，终止检验。

3.3.2 主观幸福感在身体锻炼影响社会支持的中介效应检验

主观幸福感影响社会攻击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见表2。身体锻炼持续时间对社会攻击的影响不显著，所以终止检验。

假设身体锻炼的强度会影响大学女生的社会攻击，同时又可以通过影响她们的主观幸福感来影响其社会攻击，那么主观幸福感就是中介变量。表2中的结果是标准化解。由于依次检验(指第一步中的Q2、第二步中的Q1、第三步中的M1的回归系数)都显著，表明主观幸福感的中介效应显著。由于第三步中Q2的回归系数也显著，表明是部分中介效应，主观幸福感影响社会攻击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为0.044×0.234/0.224=4.6%。

3.3.3 主观幸福感在身体锻炼影响性心理障碍的中介效应检验

主观幸福感影响性心理健康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见表3。假设身体锻炼的持续时间会影响大学女生的性心理健康，同时又可以通过影响她们的主观幸福感来影响其性心理健康，那么主观幸福感就是中介变量。表3中的结果是标准化解。由于依次检验(指第一步中的C、第二步中的C、第三步中的M1的回归系数)都是显著的，表明主观幸福感的中介效应显著。由于第三步中C的回归系数也是显著，表明是部分中介效应，主观幸福感影响性心理障碍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为0.226×0.166/0.231=16.24%。

假设身体锻炼的强度会影响大学女生的性心理健康，同时又可以通过影响她们的主观幸福感来影响其性心理健康，那么主观幸福感就是中介变量。由于依次检验(指第一步中的Q1、第二步中的Q1、第三步中的M1的回归系数)都显著，表明主观幸福感的中介效应显著。由于第三步中Q1的回归系数不显著，表明是完全中介效应。

本研究结果显示：身体锻炼的持续时间和锻炼强度对焦虑、性心理障碍、社会攻击影响的路径如下：

从图1可见，身体锻炼的持续时间可以直接降低大学女生心理健康的焦虑、性心理障碍，身体锻炼的强度可以直接降低大学女生心理健康的社会攻击、性心理障碍；身体锻炼强度和持续时间还可分别通过主观幸福感对大学女生心理健康的焦虑、社会攻击、性心理障碍产生间接作用。

研究结果验证了部分实验假设：身体锻炼可以直接改善大学女生的心理健康，如降低焦虑、社会攻击和性心理障碍等，也可以通过主观幸福感这一中介变量间接改善大学女生的心理健康。

4 讨 论

本研究发现，身体锻炼对心理健康总体不能起到预测作用，但是身体锻炼持续时间对心理健康的焦虑和性心理障碍起到很好的预测作用，身体锻炼强度对心理健康的社会攻击和性心理障碍起到很好的预测作用。也就是说，持续坚持身体锻炼可以降低焦虑和性心理障碍，增加身体锻炼强度可以降低社会攻击行为和性心理障碍。这与已有的研究结果存在差异［26］，其主要原因可能有：第一，心理测量工具不同。以往有关大学生心理健康的研究，一般是以SCL-90作为测量工具，由于测量工具不同，所以测量结果存在一定差异，且SCL-90量表实际上是测量 “心理不健康”状况。其二，本研究虽严格控制了实验额外变量，但是由于条件的限制，没能进行更长时间的实验研究，所以还不能更具体的说明身体锻炼的长期心理效益。但也有研究表明，身体锻炼可以有效的改善大学生心理健康的焦虑、敌对等维度［27,28］。虽然本研究结果没有显示身体锻炼能对心理健康总体有预测作用，但在不同维度上有一定的预测作用。所以，探讨身体锻炼的心理健康效益还需要持续更长时间的实验研究。

在身体锻炼影响心理健康的路径分析中，当把应对方式与主观幸福感两因素进行中介变量（指实验的自变量对因变量发生影响的中介，是自变量对因变量产生影响的实质性的、内在的原因。通俗地讲，就是自变量通过中介变量对因变量产生作用）检验时，发现应对方式与主观幸福感的共同中介效应不显著，也就是说身体锻炼提高心理健康不是通过主观幸福感和应对方式两个变量共同作用实现的。可能身体锻炼只是通过其中一个变量来影响大学女生心理健康，所以本研究又尝试单个中介变量的分析。在进行应对方式的中介变量检验时发现，应对方式在身体锻炼影响大学女生心理健康中不具中介作用，但其同时提示：身体锻炼本身可能是一种积极的应对方式。因为体育锻炼不仅是以神经兴奋为特点的一项活动，而且体育活动能够增强自我效能、自尊等心理资源［29,30］。进行身体锻炼可以使个体变得放松，注意力得到转移或心境得以改善，为应对应激提供了一种情绪调节或生理对抗，因此，有理由推断身体锻炼是一种积极的应对方式。我国学者毕业的研究发现，［31］身体锻炼作为应对策略，有助于学生采取积极的应对方式，缓解应激对人体的损害。本结果也证实了Failth等人提出的“身体锻炼是一种积极的应对方式”的观点［32,33］。

在进行主观幸福感的中介变量检验时发现，主观幸福感在身体锻炼影响大学女生心理健康中具有中介作用。研究结果还显示身体锻炼对心理健康的焦虑、社会攻击、性心理障碍有直接效应，而且身体锻炼可以通过主观幸福感这一中介变量对其产生间接的效应。具体表现为身体锻炼的持续时间可以直接预测心理健康的焦虑、性心理障碍，也可以通过主观幸福感这一中介变量间接影响心理健康的焦虑、性心理障碍。身体锻炼的强度可以直接预测心理健康的社会攻击、性心理障碍，也可以通过主观幸福感这一中介变量间接影响心理健康的社会攻击、性心理障碍。

5 结 论

5.1 身体锻炼是一种积极的应对方式。

5.2 身体锻炼持续时间可以直接或通过主观幸福感这一中介变量间接降低焦虑、性心理障碍，进而改善大学女生心理健康。

5.3 身体锻炼的强度可以直接或通过主观幸福感这一中介变量间接降低社会攻击、性心理障碍，进而改善大学女生心理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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