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子良在西南运输总处

我的父亲庄汉定在伯父庄汉开的带领下，于1937年10月起，自始至终地参与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大的国际军运机构――“军事委员会西南进出口物资运输总经理处”（简称“西南运输总处”）工作，从而有机会以一名普通员工身份（伯父曾任香港分处业务科长等职，父亲先后在香港、新加坡、仰光分处工作，曾任八莫军运所运输科长等职），见证了宋子良在西南运输总处创建和营运中的一些事。

在父亲的记忆中，那段时日中的宋子良决不是一个如外界有时所传盛气凌人的“纨绔子弟”或光会动嘴的“公子哥儿”，而是面容清瘦，话语不多，但却内秀实干，不畏艰险，组织能力很强的一位历史人物；给父亲留下较深印象的有以下几件事情。

受命于危难之中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中国人民揭开了八年抗战的伟大序幕。

为了粉碎日军企图沿平汉线南下直攻武汉分割包抄的阴谋，1937年8月中国军队在上海发起八一三淞沪战役，军民联手浴血苦战，粉碎了日本“三个月”的狂妄计划。淞沪战役进行之中，又传来了八路军115师于1937年9月在平型关伏击日本第5师团的胜利消息，击破了“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

但随着战事的大规模展开，各个战区都面临武器弹药及军需物资严重不足的困境。从当时中日两国国力对比来看，中国远远落后于日本，自行研制能力远不能适应战场十万火急的需求。日军也同样看到了这一关系到抗战全局的关键所在，于1937年8月20日悍然宣布封锁中国沿海，以阻止其它国家援助中国，阻止抗战物资进入中国境内投入抗日战场。

因此如何开辟有效的对外国际军运通道，击破日军封锁，成为坚持抗战的当务之急和长远之计，西南运输总处便应运而生。

西南运输总处对外称西南运输公司，1937年10月1日在广州成立，由时任交通部次长和广州市长的曾养甫兼任主任。后因战事扩大军运需求和规模急剧上升，曾养甫越来越感到“力不从心”，便主动力荐由宋子良接任。

祖籍广东文昌的宋子良1899年生于上海浦东，1913年随父母流亡日本，在日本期间曾屡往孙中山住处为父亲传话。宋子良于1915年春回国，就读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后赴美留学；1921年毕业于美国范德比尔特大学。回国后先后担任政府外交部秘书及总务司司长、上海浚浦局局长、中国银行董事、广东财政厅厅长等职；1937年底被任命为西南运输总处的专职主任。

与曾养甫一样，宋子良前来西南运输总处是受命于危难之中。与他先前所熟悉的财政及银行系统不一样，西南运输总处是一个拼凑而成的机构，但其涉及面之广、承担任务之重、操作难度之高均属前所未见。

当听到对他的这一有点意外的任命后，宋子良没有迟疑和推托，二话没说就走马上任。千头万绪之中，宋子良以十分虚心的态度倚重在他上任之前就已在西南运输总处工作的同仁。每逢作出大的决定之前，都会与吴琢之、刘吉生、龚学遂、陈体诚等副主任一起商量；对中高层干部也都能注意给予尊重、信任，放手让他们主持所分管的工作，因此能在较短的时间内进入角色，保持和推动西南运输总处庞大系统中各个子系统的加速同步运转。

在依重诸位副手的同时，宋子良对于一些关键地区和关键工作亲历亲为。如仅在西南运输总处内部，他就兼任了香港分处处长、海防分处处长、运输人员训练所主任等。这些兼任并不只是挂名，更不是为了图名，而是为了能够保障相关工作的切实推进。

父亲曾说：没有宋子良以及他那批栋梁助手，就不会有西南运输总处最闪光的一段历史。

上任新官亲临一线

没过多久，随着忻口、南京等战役的展开，对于武器弹药等物资需求剧增。鉴于当时香港是港口规模及装卸设备均为上乘的国际海港，香港-广州是抗战初期最为重要的国际运输通道，所以西南运输总处设立伊始，便决定在香港设立分处。

1938年1月西南运输总处正式宣布开设香港分处，由宋子良自兼处长。对原兵工署香港办事处等单位的军运业务统一合并，由西南运输总处承担。

父亲回忆道：“西南运输总处香港分处成立后，因不单只兵工署一个机关，所以业务比较繁忙，业务方面军火运输仍是大宗”，“当时苏联运来军火，有五六船，其中有大批重武器，包括坦克车100辆等。这批军火全都是由苏联船长船只亲自送到香港。”

宋子良兼任香港分处处长后不久，就来到设在香港皇后大道公主行二楼和三楼的处本部办公室，在原任兵工署香港办事处处长后、任西南运输总处香港分处副处长方兆镐的陪同下，和工作人员见了面，还到各办公室转了转，这是父亲随伯父从南京到香港参加抗日国际军运工作后不久，就幸运地第一次见到他。

宋子良上任后，在办公室中除保留原先就有的香港至广州运输线路图外，又增挂了一幅范围更大的，包括重庆、昆明、南宁及越南、缅甸、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在内的巨幅地图。香港分处设立之初的半年中，宋子良常来公主行（位于香港皇后大道）办公，还在此召开过几次总处的工作会议。

没过几天，还是在方兆镐的陪同下，穿着一身浅灰色工作服的宋子良来到正在卸一批迫击炮和重机枪的香港港口3号码头察看。宋子良向正在码头进行登记运单的父亲简单询问了该码头装卸及转运能力等情况。方兆镐向宋子良介绍说：“这是庄汉开的弟弟。”在香港分处同仁印象中平素比较严肃，不太苟言笑，甚至显得有一点忧郁的宋子良脸上显出笑容，伸出手来和父亲握了握手，并指着方兆镐（其弟弟方兆谐也在西南运输总处参加军运工作）说“我们三个都是兄弟抗战，抗战兄弟。”

又过了没多久的一天下午，为国际贷款事宜前来香港中环的宋子文也拐到公主行坐了坐。那天宋子良并不在，当方兆镐送他出来时，西装笔挺、系着一条蓝色领带的宋子文走过运输科大办公室，又折了回来，进门向正在处理业务的父亲他们挥挥手打了个招呼。

后来在1938年盛夏的一天，宋子良的夫人席曼英路过香港时也特意到办事处来看望了一下。不过父亲外出没有见到，但回到办公室后见到了席曼英赠送的好几十箱美国新出的盐汽水。父亲带了几瓶到码头，回赠给苏联船员喝。好像大家都是第一次喝到盐汽水，觉得味道有点怪，但感觉挺新鲜，气泡也很足，喝了颇能解渴。

决策招募爱国华侨机工

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作出重大贡献的中国抗日战争获得了国际社会的尊重与支持。在苏联之后，美英等国运来了大批卡车，世界各国的广大华侨也倾力捐赠，成为国际军运的重要力量。由于这些卡车就当时而言，属技术较为先进，不少装配、操作与维修的说明书用英文写就，驾驶和维修的专业人才一时十分欠缺，成为拓展军运的重大制约。

关键时刻，宋子良决定向广大的爱国侨胞求助。1938年7月时任西南运输总处新加坡分处处长的陈质平致函陈嘉庚：“奉总处宋主任东越代电拟请陈嘉庚先生代为招募华侨司机二百名，担任战区械弹给养补充输送事宜。任务至为重要，务祈惠赐代办，以裨战局”①。

陈嘉庚随即《南侨总会第六号通告》，号召华侨中的年轻司机和技工踊跃报名回国服务，与祖国同胞并肩抗战。这个通告很快就传遍东南亚各国，在广大侨胞中掀起一轮争相回国投身抗战的热潮。新加坡、马来西亚、荷印及暹逻等地大批华侨优秀青壮年踊跃应募，组成了在中华华侨史上著名的“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

1938年秋，日寇登陆大鹏湾，不久攻占广州，香港与大陆水陆交通断绝，拥有印度洋口岸的滇缅交通线的战略作用日益显现。1938年11月，父亲奉调来到西南运输总处新加坡分处，有幸参加了第一至第五批南洋机工回国抗战的接待和欢送工作，为他们的报国热情和无畏精神深深感动。

第一批80名南洋机工号称“八十先锋”，于1939年2月18日率先登上回国抗战征程；第二批207名，于3月16日出发；第三批594名，于3月27日出发；第四批158名，于4月10日出发；第五批530名，于5月22日出发；第六批124名，于6月19日出发；第七批118名，于7月13日出发；第八批336名，于7月17日出发；第九批507名，于8月14日出发；此外还有直接回国向西南运输总处报到的，总数高达3193名。《新华日报》刊登南洋机工的专评，热情地赞扬，“几乎每个人回国来参加抗战的经过，都是一段可歌可泣的史实”。

宋子良对南洋机工非常重视，不仅兼任了设在昆明潘家湾的西南运输总处机工训练所的所长，还亲自担任了“华侨机工互助社”的理事长。不仅数次接见华侨机工代表，勉励他们为国效劳，还细致地关心他们的生活和家庭。

因为华侨身份特殊，比较方便在境外承担国际军运任务，3000名南洋机工不久就成为滇缅公路国外段运输线上的主力军。他们“不顾个人安危，冒着弥漫的战火，夜以继日地抢运军需辎重及兵员，组装、抢修车辆，培训驾驶、机修人员。滇缅公路沿途山高谷深，地势险恶，道路崎岖，设施简陋，加之敌机狂轰滥炸，路塌桥断，险象丛生。南侨机工沐雨栉风，披星戴月，历尽千难万险，确保了这条抗日生命线的畅通”②。

冒险河内指挥抢修铁路

1938年7月宋子良（时兼任西南运输总处海防分处处长）在香港召开海防分处工作会议，研究广州一旦失守后的应对预案。

当时主管东线（我国香港与越南方向）运输调度业务的伯父庄汉开在会上汇报预案时提出：如仅由越方车队与船只接运，则远不能胜任万一在香港―广州运输线为日寇截断后与日俱增的的运输需求。预案建议商请法方同意，由西南运输总处直接派车进入越南境内接运。宋子良当即表态同意，并要海防分处立即与法方当局进行交涉和落实。

1938年10月下旬，广州、武汉相继失陷，越南海防就成为我国在太平洋上唯一可以直接接运的港口，中越运输线开始取代香港―广州国际运输线而成为战时中国又一重要国际通道。

但当时的中越铁路尚未完全畅通，大量军用物资积压海防港口及沿线站库，日军虎视眈眈。军情紧急，宋子良亲赴河内，在时任兵工署香港办事处副处长陈修和（系元帅之堂兄，1949年率部起义，后任国务院参事）的陪同下，深入第一线督察抢修。

陈修和记述道：“时铁桥尚未修复，我同宋子良乘汽油车赴开远视察抢修情况，并决定在铁桥尚未修复之前，先将重要器材运入国境河口储存，再待接运。”③

据随行的父亲同事曾河福（现102岁，定居香港）回忆，当时日军飞机已十分猖獗，越境内派出专事破坏军运的日谍活动也非常嚣张。装运汽油的军用卡车随时可能遇到日机的轰炸，或者日本间谍的半道袭击，相当危险。因此，宋子良和陈修和在赶往开远途中，都配发了勃郎宁手枪，陈修和佩带在腰间皮带上，宋子良则放在驾驶室座位上。两人分开坐在前后相距一二公里的卡车驾驶室内，以防万一不测时可减少损失，不中断指挥。同时因运送兵工物资的卡车实在不舍得用来装人，所以他们所带的少数几个警卫人员只能像电影中有时可看到的那样，将威力可观的汤姆式冲锋抢或德制20响驳壳枪斜背在身后，用手抓住后视镜，站在驾驶室外的踏板上，随车上下颠簸，或者干脆用绳子拴住腰部，坐在装得高高的汽油筒上。

来到开远后，宋子良、陈修和察看抢修现场，并召集抢修工作会议。在工程技术人员及民工的共同努力下，日夜奋战提前修复了路桥枢纽，确保了中越国际军运的畅通。

西南运输总处海防分处自1938年l0月至1940年5月，在异常艰难的环境和条件下，铁轨、公路、船运三管齐下，整件、散货、零担齐运，千方百计向国内抢运急需军用物资及机械设备等30多万吨。

亲自押运

“滇缅公路军运第一车”

进入持久战阶段之后，滇缅公路成为承担抗日军运重任的主要国际通道。滇缅公路全长1，453公里，沿线高山大川起伏跌宕，要连续翻越横断山系的云岭、点苍山、怒山、高黎贡山等6座大山，跨越螳螂川、龙川江、漾濞江、澜沧江、怒江等江河，工程异常艰巨。

由汉、彝、白、傣、回、景颇、阿昌、苗、傈僳、德昂等云南各族人民齐心协力，以血肉抢修公路（平均每公里公路就有3名以上民工和技术人员献出了生命），仅用9个月的时间，在1938年8月就实现了滇缅国际通道国内段全线竣工，创造世界公路史上的奇迹。

1938年12月初，伯父庄汉开受总处委派，前往仰光处理“斯坦霍尔”号等因香港-广州通道被日军截断后改运缅甸船只所载军械接受事宜。当时滇缅公路虽已贯通，但尚未正式开展运输。这批军火就成为滇缅公路经运的第一批军用物资。

因首批军品运输事关重大，宋子良决定亲自押运，顺便实地检查滇缅公路全线通车状况。

虽然滇缅公路缅甸境内长493.6公里的路况总体还可以，坡度陡斜与弯道长度均较国内段要好许多，但考虑到缅甸英国殖民当局的管理水平，以及对日谍的防范能力均不如国内，还是存在不少不可预见因素。

伯父庄汉开与仰光分处同事，以及宋子良身边的工作人员从安全考虑都极力劝阻，总处几位副主任闻讯后也打来电报。但宋子良却异常坚定地说：“阿姐一个女子都能冒着日机疯狂轰炸上前线④，我这算什么！”

不过动身前，宋子良还是给他的夫人席曼英通了次电话。席曼英对她夫君的这一蕴含很大风险的决定倒是相当理解和支持。放下电话，宋子良的心态显得更加坚定和轻松。

就这样，宋子良带上几个警卫人员钻进一辆小车，在时任仰光分处处长陈清文的随同下，亲自带队押运这批装满29辆道奇车的军火，从腊戍出发直奔国境。

经过两天多的奔波，车队经畹町九谷桥口岸顺利入境。人车稍加休整，原车原队人马即直奔昆明而去。

不料来到惠通桥时，新桥尚在进行最后加固，最快还需要一周左右才能通行。而老桥载重量有限，只能通过小车。由高级工程师兼任的惠通桥筑桥工程总指挥斩钉截铁地告诉前来联络的车队队长：肯定无法通过。至于满载武器弹药的车队是原地停留待新桥加固完毕，还是返回上一个兵站，则由他们自己决定。

想不到随后从停在指挥部旁的小车中下来的是宋子良本人，使总指挥吃了一惊。他不由得伸出沾满尘土的手擦了擦眼睛，再定睛细看，确实是半年多前曾在总处一次会议上见过一面的宋主任。原来为了保密，整个滇缅公路沿线只有很少几个人知道宋子良亲自押车之事。平时很有书生模样的宋子良表现出少有的固执，下令“一定要过”。

总处处长的权威立即发生了效应，总指挥回过神来，马上带领桥梁技术人员研究如何解决，并得出结论：经过测算和核查，空车可以通车。接着总指挥亲自上阵，下令调来正在施工的所有工人和工程技术人员，统统充当临时的装卸工，“二十几部车子，都替它卸好军火，空车安全通过，再将军火装上去”，终于到达昆明即转送前线，“此即为滇缅公路运输第一次”。

这是宋子良在担任西南运输总处处长期间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亲自押车。回到重庆后，宋庆龄、宋美龄还有时任顾问的自小就曾在上海浦东宋家见他长大的端纳，都向他表示赞许。

1940年5月，日军在海防登陆，切断滇越铁路。滇缅公路便成为中国抗日战场与世界反法西斯诸国之间唯一的一条国际通道，成为整个大后方最重要的补给线，起到了“抗战输血管”的作用。

西南运输总处在最为危急的抗战初期及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在极其恶劣的自然环境、极度艰难的战争环境下，克服种种难以想象的困难，冒着生命危险，为当时处于危急关头的中国战场运进了总量高达近百万吨的战车火炮、枪械弹药、汽油柴油、药品设备等最急需的战略物资，有力地支援前线士兵的浴血作战，鼓舞了军心和民心，其中应有着宋子良的一份操劳和心血。

（作者为上海浦东宋氏家族研究中心主任）

注释：

①云南档案馆全宗54目录2卷号71。

②云南省人民政府“南侨机工纪念碑 ”碑文。

③陈修和：《抗日战争中的中越国际交通运输线》，云南省政协文史委员会2005年版。

④宋美龄1938年10月在澳大利亚籍顾问端纳等陪同下亲上淞沪会战前线慰问，遭日军飞机轰炸翻车，一度人事不醒，但被救醒后仍坚持前往，后发现腰肋负伤，肋骨折断一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