犀利许小年

3月22日，合肥。许小年在中欧国际工商学院EMBA管理论坛上为近千位人士解读了“全球和中国经济的艰难调整”。他这样描述中国的2012：2009年是最困难的一年，2010年就变成了最复杂的一年，2011年是最不确定的一年，2012年则是最难受的一年。

台下鸦雀无声，过了一会后，众人开始了小范围的讨论。

今年59岁的许小年出生在安徽合肥，身型异常瘦削的他总是习惯性地紧锁眉头，眼神和言语都犀利地像一把刀。有评论说，许小年看似惊人的言论之下，隐藏着经济学家的独立精神和最朴实的市场经济原理。

在接受《徽商》记者提问时，许小年表示，他之所以认为中国无需设定GDP是因为目前存在的实际情况让围绕GDP发展的中国经济出现了问题，“就像父母给小孩定身高一样，你规定他一年长10公分，难道他长不到10公分你就去刺激他？”。

如此犀利的许小年很难让人失望。在他不到两个小时的演讲中，涉及到当下众多热点话题，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如何进行结构性调整？除了资金，中国企业最缺什么，投资机会在哪？

最难受的2012

在许小年看来，近期引起广泛讨论的世界经济以及中国经济二次探底实为全球性金融危机的继续。

当前全球经济短暂得以恢复仅仅是世界各国政府动用扩张政策刺激起来的虚假复苏现象。当资源用完、刺激手段过去之后，世界经济结构性问题依然如故。

他解释说，全球经济在金融危机之前出现了巨大的结构性失衡，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过度借债和过度消费，造成了巨大的结构性失衡，而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它的问题和美国正好相反。

这种结构性失衡并不是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所能够医治的，对于全球经济而言，它们只相当于退烧片和止疼药。

为此，许小年开出了药方：一定要进行结构性的改革，而这并不是政府的号召所能解决的，要依靠市场力量的推动。在市场力量的作用下进行结构调整，世界经济才能走出金融危机所带来的低谷，中国经济才能够完成转型，进入下一个发展阶段。

许小年认为，美国和欧洲经济复苏的前提条件是必须把过去积累下来的债务清理掉，这个过程被称为去杠杆化。“过去的债务还没有完全清理的状态下，欧美经济的任何复苏都是暂时的，还会出现反复。”

而中国的结构性问题与美国正好相反：过度储蓄和过度投资。中国人习惯将钱存到银行，银行拿着钱放贷给企业，企业则拿钱去投资。中国经济的增长在过去的十几年间，都是靠投资拉动，投资的增长率每年能达到20%甚至更高，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也在20%以上，但是投资和消费最大的不同是：投资所形成的生产能力，要有市场需求跟它匹配，如果市场需求跟不上生产能力的增长，企业会发现它新增的产能没有收益，投资无法回收，银行也会相应出现坏账。

许小年进一步解释说，中国的钢铁、水泥、多晶硅等诸多产业早已过剩，甚至连基础设施建设都过剩。此前产能过剩问题没有困扰中国经济，是因为自2001年以来，中国的出口高速增长，中国的过剩产能都销售到了海外。而现在海外市场一萎缩，国内产能过剩问题显现出来。这次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冲击，不是简简单单的外部需求的暂时疲软，而是对中国长期以来的投资驱动增长模式的冲击。

而极度扩张的货币政策，更是加速了产能过剩的步伐。许小年认为货币政策对中国的实体经济不会有太大的作用，因为制约中国经济增长的瓶颈因素现在不是资金，而是实体经济中能赚钱的投资机会，即使把钱给了企业，企业也不知道到哪去投资。

为此，许小年认为在此次经济结构调整中，一定要充分发挥市场的主导作用。他特别提到，像安徽这样的中部地区还在张开双臂欢迎东部转移过来的生产模式，但实际上东部现在已经经营不下去了，面临转换生产模式的压力，因为在这之前他们的经济增长潜力基本已经耗尽了，成本也在不断的上升，所以现在出现了整体的趋势是制造业从东部向内地转型，甚至还出现了向发达世界回流的现象。这也从侧面反映出，此前一直被视为成功的增长模式已经很难再走下去。

因而，许小年用“最难受”描述了2012年的中国经济。他说，中国当前本应转变增长方式，依靠消费拉动，然而中国近几年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占的比重越来越低，消费难以拉动。要增加居民收入就应该减税，而政府现在不仅没有减税，还在加税。同时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实际局面也是百姓不敢花钱的重要原因，政府应在此方面多做考虑。

从城镇化和服务业中找“钱”途

虽然中国经济的增长面临重重压力，但许小年也表示他对未来发展并不悲观，因为中国经济的增长潜力还在，国内的需求足够支持中国经济以比较高的速度再增长十年。而这些需求主要体现在城镇化和服务业中。

许小年介绍说，关于城镇化率去年官方给出的数字是50%，但据学者推算实际数字可能仅仅达到35%，还不到日本、韩国的一半。他认为，仅仅凭借城镇化率，中国的房地产业还有广阔的发展潜力，“用城镇化来作为下一阶段城市发展的引擎，确实应该先把房价降下来，因为我们的房价太高了，但是我在这里讲的是应该把它降下来，能不能降下来是另外一回事，凭着目前的限购政策和限贷政策，不仅降不下来，还会继续走高，经济讲的就是供给和需求，限购政策只是打压了需求，实际上并没有消除需求。”

为此，许小年也给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要让房子降价，最关键的还是解决土地财政问题；把小产权房合法化，有效地解决房屋供应；建立真正的一级土地市场，合理供给土地和平抑地价。

第二个增长空间在服务业。中国的服务业相对而言是很落后的，占GDP比重不到40%，而这一数字在印度是50%，在美国是80%。许小年强调说，中国要持续不断地释放出这种潜在的需求，创造更多的投资机会，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许小年特别提到了金融服务，他说全国中小企业大概只有20%是有金融服务的，80%的主体没有金融服务，绝大多数的农民没有金融服务，这并不意味着没有金融需求。

类似小额贷款公司这样的金融公司只能进行资本金放贷，不能够吸收存款，而金融机构的作用就是连接储蓄者和资金使用者，现在不让它吸收存款，等于切断了它和储蓄者的联系，这是“一个先天生下来就畸形的婴儿”，所以现在小额贷款公司都碰到困难。没有合理的渠道，民营企业的资金问题解决不了，所以现在出了“吴英案”，这种金融活动确实违法，但违的是“恶”法。就像当年小岗村的农民也违法，但如果以违法的名义将小岗村的农民抓起来，那么中国的改革可能会向后推迟。

许小年说，所谓改革就是改变现有的一些做法，改变现有的规则，如果固化在现有的规则上，中国的改革无法向前推进，为此经济改革和立法应该是同步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