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义政府”论的启示

当下，中国正在召开全国“两会”。众所周知，在全国人大会议上，有一项很重要的议程是总理代表国务院作政府工作报告。人们也知道，这里说的“政府”是指国家行政机关，区别于党的机关、两院等等。

特意先说一下“政府”这个内涵，是因为，最近一段时间，中纪委书记至少两次在公开场合提到了广义政府的概念。一次是去年年底会见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的时候，说，完善国家监督，就是要对包括党的机关和各类政府机关在内的广义政府进行监督。一次是这次“两会”参加北京代表团审议的时候，更加明确地谈到：在中国历史传统中，“政府”历来是广义的，承担着无限责任。党的机关、人大机关、行政机关、政协机关以及法院和检察院，在广大群众眼里都是政府。

文化基因，尤其是包括“广义政府”论在内的政治文化基因是一股强大的力量，它不像正式制度那样“外显”，却更真实的左右着人们的实际行为。强调文化基因的重要性，很关键的原因是，任何新的制度建设都必须能够和本土文化基因融洽结合在一起，才能顺畅的运转。

不同的文化基因、不同的政治文化基因，制度建设的模式、对公职人员的规范要求等等肯定不一样。比如中国传统社会，官吏承担的不仅仅是治理责任，而且承担一定的教化责任，因此官吏自身的率先垂范就是从政的一条重要原则。反过来说，官吏搞腐败的危害就不仅仅体现在经济层面，更体现在对社会风气的败坏上。

准确地把握本土文化基因，不是说要片面强调制度建设的一切工作要一一去对应某种文化基因，而是真正尊重那些构成中国人独特性的人格品质，真正尊重几千年来包括近现代革命以来中国人形成的对政治正义的观念。

这也是现实的需要。在推进党和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我们面临的政治和社会各方面的需要解决的问题，没有现成的药方可抓，简单的照搬也行不通。

比如说，随着现代社会的日益复杂，刑事案件数量剧增，而现代法治的要求又越来越高，证据标准更加严格，这对任何治理体系的效率都是一个巨大的考验。西方一些国家的办法是实行辩诉交易制度。中国当前也面临着类似的考验。但辩诉交易制度，如果简单移植过来，且不论执行中会不会走样，制度本身的理念与中国人对正义的理解是否融洽，也还是要打上一个问号。

而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完善刑事诉讼中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改革举措，既体现了传统文化的仁爱理念，也符合现代司法的宽容精神，有助于提高司法效率、修复社会关系，就值得先从试点开始总结经验。当然，这样的改革举措再适应民众的文化心理，也同样要防止权权交易、权钱交易等问题，只是说，这样的改革举措更可能扎根本土，真正切实管用。

再有很重要的一点是，对文化本身也要用辩证法看待。准确地说，优秀的传统文化才是我们的文化基因。在十八届六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专门谈到政治文化的重要性。有一段话虽然主要是谈全面从严治党，但对我们理解制度建设中政治文化的作用都有启发：党内政治生活、政治生态、政治文化是相辅相成的，政治文化是政治生活的灵魂，对政治生态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要……倡导和弘扬忠诚老实、光明坦荡、公道正派、实事求是、艰苦奋斗、清正廉洁等价值观，旗帜鲜明抵制和反对关系学、厚黑学、官场术、“潜规则”等庸俗腐朽的政治文化，不断培厚良好政治生态的土壤。

回到中纪委书记谈的广义政府，结合上下文就可以看出，从历史传统归纳出的“广义政府”论，实际上是从文化基因这个角度来回答，在党长期执政的条件下，为什么党既要加强对自身的监督，又要实现对国家机器的监督；党内监督全覆盖必然要求实现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监察全覆盖，强化党和国家的自我监督。

这也是正在快速推进的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正在做的事情。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核心就是，通过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实现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监察全覆盖，实现党纪和国法的有效衔接。在参加北京代表团审议的时候，还进一步谈到，通过制定国家监察法，赋予监察委员会必要的调查权限，使党的主张成为国家意志。留置是调查权的手段，要将其在国家监察法中_立，彰显全面依法治国的决心和自信。随着我国法律体系的完善，所有政纪均已成为国家立法，政府依法行政，党纪与法律之间没有中间地带。

从文化心理说，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也正是顺应了民众的这样一种期盼：在十八后的党内监督取得明显成效下，如何以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实现对所有公职人员的有效监督，真正实现政治清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