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进于中国的女性主义叙事学

摘要：

西方的女性主义叙事学传入中国已有三十载，但不同于女性主义批评和结构主义叙事学理论在中国的长足发展，女性主义叙事学理论在中国传播的很快，却有理论研究不深入，方法论缺失，未能结合中国实际等很多问题需要学者们解决。本文一方面介绍了西方女性主义叙事学的主要理论构架，另一方面结合实例论述女性主义叙事学传入中国的现实情况和面临的困境，并提出了一系列建设性的意见。

关键词：女性主义叙事学；传播；中国化；困境

一、女性主义叙事学理论的发端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女性主义批评和结构主义叙事学理论迅猛发展，随着理论研究的深入，这两种理论都有了一些弊病。女性主义批评在西方女权运动下兴起，以瓦解男性霸权、突出女性主体性为目标，从而争夺女性权利，建构女性话语权威，包含更多的女性主观倾向，关注作品的叙事内容而忽略了叙事形式。结构主义叙事学研究不同叙事作品的语言、辞藻、结构等方面，力图寻找出叙事作品的普遍规律。正是对叙事规律的盲从，让结构主义叙事学忽略了叙事作品的文学性、社会性、接受性等其他方面，使研究失去了实际意义脱离了文章本身。正是这样的瓶颈，1981年美国结构主义叙事学家――苏珊・S ・兰瑟出版《叙事行为：小说中的视角》，在书中她明确写到：“我受了很深的形式主义的教育，可我看问题的眼光也有同样深的女性主义色彩。两者之间的冲突和交融使我超越了传统的形式主义，同时保留了对形式的兴趣。我采用了更为宽广的视角来观察形式，将形式理解为内容，将意识形态理解为形式。”[1]虽然在这里兰瑟没有明确提出“女性主义叙事学”的专业术语，但是她解答了自己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将两者相结合的，这是一个契机，是历史发展大趋势不可逃避的必然性促使了女性主义叙事学的产生。

1986年兰瑟在美国《文体》上发表《构建女性主义叙事学》，首次正式提出了“女性主义叙事学”，即“通过分析女性写作的叙事实例来审视经典叙事学，解释文本的性别结构差异，阐释叙事结构与性别意识的内在关联，探究叙事形式所隐藏的性别含义和社会历史内涵”。[2]女性主义叙事学一方面以结构主义叙事学理论为基础，研究叙事作品的结构特点，另一方面以独特的女性叙事结构为主要研究对象，研究叙事作品的文学价值和社会价值，探究叙事作品中女性独特叙事话语所使用的叙事规律和方式，以及在这些叙事规律和方式的背后，女性主体意识是如何彰显的。1989年罗宾・沃霍尔出版的《性别化的介入》以及兰瑟在1992出版的《虚构的权威――女性作家与叙事声音》对女性主义叙事学理论做了进一步的发展和说明。沃霍尔对女性主义叙事学理论研究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一方面她的研究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提供新的研究路径，坚持文本分析和归纳法，将叙事者和接受者重新推上文学研究的轴心位置，注重研究文本的性别传播效果和读者的影响效果。“另一方面沃霍尔女性主义叙事学的研究对象，从神话、民间故事到小说、影视剧作，包括了以语言和图像媒介为载体的所有叙事文本，更在借鉴的同时修正、拓展了叙事学理论”。[3]除了在美国，女性主义叙事学在其他国家也获得一定的发展。

二、女性主义叙事学在中国的发展

2004年申丹教授分别在《北京大学学报》发表《叙事形式与性别政治――女性主义叙事学解析》和《国外文学》上发表了《“话语”结构与性别政治――女性主义叙事学“话语”研究译介》两篇论文将女性主义叙事学理论引进中国。

女性主义叙事学在中国国内的发展首先体现在国内学者对该理论的不断探索上，申丹教授的几篇主要的论文：《叙事形式与性别政治――女性主义叙事学评析》作为国内介绍女性主义叙事学的第一篇重要论文，主要是对该学科理论的发展脉络做了详尽的说明，并解释了女性主义叙事学与女性主义批评和结构主义理论之间的异同之处，突出了女性主义叙事学的叙事形式和性别政治两大特点；《“话语”结构与性别政治――女性主义叙事学“话语”研究译介》解释叙事结构和文体风格的关系，阐释女性主义叙事学里面两个重要的理论――叙述声音和叙述视角。在介绍兰瑟从叙事声音角度对作品的叙事模式地分类的同时也指出了兰瑟理论的缺陷：“集中关注性别政治、聚焦男女之间的权利之争、主体性争论不可避免的以偏概全等”；[4]《20世纪90年代以来叙事理论的新发展》在开头部分着重介绍了女性主义叙事学的发展历程，并总结出女性主义叙事学的两个目标“1）将叙事学的结构分析迷失用于女性主义批评，从而拓展、改进和丰富女性主义批评；2）从女性主义的立场出发，以女作家的作品为依据建构叙事诗学，从而使叙事学诗学性别话和语境化”，[5]同时指出当前女性主义叙事学研究主要集中于目标一而目标二薄弱的现状。除了申丹教授以外，国内还有一些学者对女性主义叙事学理论做了介绍和研究，凌逾的《女性主义叙事学及其本土化推进》在介绍女性主义叙事学理论的同时还难能可贵地提出要结合中国实际发展此理论；郑大群的《女性主义美国学派――女性主义叙事学》探索了女性主义叙事学在美国兴起的原因，简单介绍了兰瑟的女性主义叙事学理论并关注和介绍了伊・安・卡普兰等人的女性主义电视叙事理论。还有一些硕博毕业论文：扬州大学周晓的硕士毕业论文《论女性主义叙事学在中国的传播及发展》在比较全面系统的介绍了女性主义叙事学在国内外的发展的同时，结合中国实际详细介绍女性主义叙事学的叙述声音和叙述者，选取国内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对这两个重要的理论进行总结；山东大学孙桂芝的博士毕业论文《罗宾・沃霍尔女性主义叙事学理论研究》对沃霍尔做专项研究，探究沃霍尔对女性主义叙事学理论的各种贡献：包括叙事形式对读者阅读和性别气质的影响的研究、叙事干预与女性写作的性别气质、术语“女人气”的提出和界定等；等等文章，多有一些介绍和探索工作。

女性主义叙事学理论传入中国以后在近些年得到了较好的发展，对于国内对该理论的研究的突破口主要在于国内学者将该理论用于文本实践。一方面是用已有的女性主义叙事学来解析外国作品。比如：王中强《女性主义批评和女性主义叙事学的不同研究方法――以小说的解读为例》就是以奥斯汀的小说《劝导》为例，通过具体作品来阐释女性主义批评和女性主义叙事学的差异，解析生动、理论浅显易懂。胥文玲的硕士学位论文《女性主义叙事学视角下安吉拉・卡特小说解读――以和为例》以小说的文本研究为主，女性主义叙事学理论为辅，通过对两部作品内容和作者的叙事手法的分析，借用女性主义叙事学中叙事声音、叙事视角理论来解析卡特是如何解构男性权威，重构女性地位，国内此种类型的论文着实很多，但少有深刻研究的。另一方面是用女性主义叙事学理论解析本国作品，在深化对作品的认识和理解的同时也借助本国作品来解析女性主义叙事学理论。周晓《论女性主义叙事学在中国的传播及发展》中，在解释兰瑟的“叙述声音”理论的时候，就分别用张洁的《无字》的第三人称全知性视角来说明，“作者性叙述声音”、用陈染《私人生活》的女性体验的私小说形式来说明“个人型叙述声音”、用铁凝的《玫瑰门》的“轮言”叙述形式来说明“集体型叙述声音”。

三、女性主义叙事学理论在中国患上了失语症

在理论的国际交流中，中国女性主义文学理论的发展有一系列的问题，最严重的理论研究的“失语”现象，中国要想把女性主义叙事学理论有特色的发展起来还是任重而道远的。

女性主义叙事学在中国发展面临许多的困境：第一是起步晚，中国对女性主义叙事学理论的研究相比于西方晚了近二十年。2004年申丹教授的《叙事形式与性别政治――女性主义叙事学评析》才率先将女性主义叙事学理论引进中国，文中她坦言：“迄今为止，跨学科的女性主义叙事学依然为国内学界所忽略――至少在理论探讨的层面上如此”；第二是问题多，首先是研究理论只建立在介绍理解的基础上，缺乏对研究方法的掌握，“目前中国女性主义文学研究对叙事学方法的掌握是弱项，女性主义叙事学不是叙事形式和性别政治的简单相加，需要建构更为扎实复杂的理论话语。”[6]在叙事学方法的研究和推进方面，外国学者也在不断的努力，沃霍尔提倡的归纳法就在女性主义叙事学领域得到了很好的应用，但是中国在这方面没有实质性突破。其次是理论没有结合中国实际进行新的发展，现有的女性主义叙事学理论是在北美那样的历史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参考的当地的社会、历史文化、女性主义和理论研究等情况，并没有将亚非拉等国家的女性主义叙事现状列在研究之内，这样的非本土化的理论并不能完全适合于中国现状，所以就迫切需要中国学者结合实际情况发展出与中国社会环境和历史语境相符合的理论。刘慧英研究西方的女性主义批评创作理论，著书《走出男权传统的樊篱》就结合中国社会历史实况“总结中国文学再现女性的三种程式：才子佳人、故事和社会解放；”

[6]兰瑟在2010年提出了女性主义叙事学的“交叉路口性”理论，就是要求结合实际情况来拓展女性主义叙事学理论研究的时间和空间界限，“认为除性别以外，身份的多方面如种族、国籍、阶级、年龄、身体素质、宗教、语言以及性征都交叉或汇集，在这个分布着统治、排外、机遇、限制、优势、劣势和特权的世界中产生特定的社会定位，身份的各个因素不能孤立的被理解”；

[7]对于研究的现状则是多单篇文本，少理论著述。国内现有著述屈指可数，有黄必康翻译的兰瑟的《虚构的权威――女性作家与叙述声音》和申丹与王丽亚合著的《西方叙事学：经典与后经典》，目前还没有出现中国学者对女性主义叙事学研究的专门性著述。而且国内创作的关于女性主义叙事学的文章多数集中在用西方的女性主义叙事学理论来解释作品，这些解析不容乐观，“文本细读批评不够深入、理论模式的建树还较为有限，对于目前攒在的女性主义美学标准偏见，女性主义叙事学家还没有予以全面抨击”。[6]

对于以上这些问题，需要加强译介和深入的研究女性主义叙事学理论，加强理论在国内的推广，使得国内学者能够在第一时间掌握女性主义叙事学的最新国际动向，作出积极的研究。另一方面，方法论研究是国内理论研究的薄弱环节，因而对原理学习理解的同时要注重方法论的学习。最重要的是要立足于中国实际，结合中国国内在女性主义批评和叙事学理论研究领域已经获得的成果来进一步发展，使女性主义叙事学理论也能发出中国的声音。西方叙事学等理论在传入中国后，杨义等老一辈结合中国历史文化因素，创建了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文化叙事学。以此为借，可以将女性主义叙事学与中国文化结合，探讨中国特色的女性话语权，从中国长期的封建传统和男性霸权来解析，三从四德、女主内男主外等传统道德要求下的女性表达，以及在文化大浪潮中发展起来的新时代的女性表达，新旧社会的对比、新旧女性的对比、国内外女性话语权利对比，这些都是突破口，当然这需要渊博的文学文化知识、深广的洞察力、强劲的理论创新能力。凌逾《女性主义叙事学及其中国本土化推进》一文中对理论的中国化也提出了两点具体可行的建议，一是要求学者在解析理论的时候“需要考虑如何挖掘优秀作品，寻找恰当的例证”“中国女作家的叙事学研究，最好选取有意识进行叙事实验的女作家作品为研究对象，如王安忆、残雪、虹影、西西等作家的文本”；[6]二是从方法层面提问“需要构建更为扎实复杂的理论话语，这需要从批评实践中提升理论……中国女性作家开创了怎样的适合于汉语特点的，不同于英语等西方语系的叙事特点？”[6]女性主义叙事学在中国的发展是摸着石头过河，前路慢慢，需要付出更多的心血和努力。

[参考文献]

[1]周晓.论女性主义叙事学在中国的传播及发展[D].扬州大学，2013.

[2]Warhol Robyn R，Having a Good Cry：Effeminate Feelings and Pop-Culture From，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2003

[3]孙桂芝.罗宾・沃霍尔女性主义叙事学理论研究[D].山东大学，2014.

[4]申丹.“话语”结构与性别政治――女性主义叙事学“话语”研究评介[J].国外文学，2004，02：3-12.

[5]申丹.20世纪90年代以来叙事理论的新发展[J].当代外国文学，2005，01：47-54.

[6]凌逾.女性主义叙事学及其中国本土化推进[J].学术研究，2006，11：132-136.

[7]苏珊・S・兰瑟，胡安江，唐伟胜.我们到了没――“交叉路口”的女性主义叙事学的未来[J].外国语文，2010，03：1-6.

[8]申丹.叙事形式与性别政治――女性主义叙事学评析[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01：136-1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