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行取经,所取何经

摘 要: 千百年来,玄奘取经故事不断演化,主旨与内涵几乎受到了根本性的颠覆。到明代小说《西游记》中,处于核心地位的取经事件,单纯理解为前往大雷音寺取得大乘经典,是有失偏颇的。个人认为,纵观全文,理解为前去西天途中历经九九八十一难的经历更合乎其实。

关键词: 《西游记》 取经 经历

《西游记》来源于一个纯粹的宗教故事,经过千百年的加工,从唐代《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北宋《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到元代《唐三天取经》杂剧、平话,期间经过文人的艺术想象,说话艺人的添油加醋,杂剧南戏的插科打诨,到吴承恩[1]创作时,只是借用玄奘取经这一古老故事的框架,演绎一个注入了许多新的血液的神魔斗法故事,小说主题和人物形象都发生了变化,故事不仅完全脱离史传记载,而且远离神圣化宗教宣传的轨道。由此,重新审视贯穿小说始终的取经情节,单纯将之仅仅视为前往大雷音寺取得大乘经典,是有失偏颇的。个人认为,纵观全文,理解为前去西天途中历经九九八十一难的经历更合乎其实。

《西游记》虽然以取经故事为主要内容,但作者并没有直接采用“取经”为题目(比如早期的《大唐三藏取经诗话》),而是借用了后期的“西游记”(如元末明初杨景贤的《西游记》杂剧)命名作品,由此似乎可以推测作者创作《西游记》时,心目中‘取经’本身的神圣性已经让位给“西游”故事的神奇性和师徒四人西行取经的经历性。《西游记》小说已不再是对玄奘个人西天取经、传播佛学、光大佛法的行为的礼赞,而是对人类为了实现某一理想而克服困难、勇往直前的精神的歌颂。汪象旭托言虞集的《西游记序》就这样说:所言者在玄奘,而意实不在玄奘;所纪者在取经,意实不在取经,特假此以喻大道耳。[2]

根据虞集的《西游记序》,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对取经这一核心情节中所取何经的理解不同,是导致历代对其主题的探讨众说纷纭的的原因之一。表面上,西行取经的原因是为了破孽化痴普度众生,为了祈保大唐江山永固,是一件极为神圣,极为崇高,造福于万民的伟大事业。然而小说第98回“猿熟马驯方脱壳,功成行满见真如”中,在唐僧等人到达西天即将功德圆满之时,小说笔锋一转,插入了阿傩、迦叶向取经人索要“人事”一节,当如来知晓后,非但没有斥责,反而讲出道理表示认同,高高在上的佛祖形象骤然黯淡,俨然变成满身铜臭的市井之徒,由此源于他的真经的神圣崇高性自然大打折扣。唐僧一行四人历经劫难、千里迢迢从东土大唐而来,自然真正的目的不在于这没有实际价值的大乘经典,“取经”中“佛经”的意义其实已被淡化。摒弃真经的神圣性,将目光集中于“取经”这一行为本身,便可从字里行间发现,作者津津乐道的是唐僧师徒四人一路斩妖除魔、自我成长、自我完善的经历。

从取经队伍成立的过程,我们可以看出唐僧师徒加入取经队伍动机是不单纯的,在他们看来,取经是改变自身境遇的契机。作者匠心独运设计了这样的情节,在取经之前,每个取经人都遭遇了重大的人生挫折,陷入人生的低谷:唐僧前世为如来座下金蝉子,因“不听说法,轻慢大教”而被贬于凡间;孙悟空自封“齐天大圣”,因大闹天宫而被压于五行山下;猪八戒本为“天蓬元帅”,因调戏嫦娥而被罚人间投胎为猪;沙和尚原为卷帘大将,因误打翻琉璃灯而贬下界,流落流沙河,每日受飞剑穿胸之苦;白马本为西海龙太子,因纵火烧了殿上明珠而几乎遭诛。没有取经这一事业,他们将继续深受厄运的煎熬。为了从当前困厄中解脱出来,他们几乎是迫不及待抓住了“取经”这根救命稻草。他们知道通过西行取经达成“正果”,可以彻底扭转生存的困境。然而,他们并没有明确的“取经”概念,不知道所取何经,为何取经,只知道最后安然到达大雷音寺,得见如来,拿到经书,就功德圆满。

作为取经的中流砥柱――玄奘,在《西游记》中远没有“历天险而志愈慷慨,遭凶贼而神弥后勇”的圣僧形象。历史上,玄奘西行取经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求取真经,解释当时中国佛教所存在的种种纷争及歧异,是一种发自伟大志向的个人行为,源自对佛教的虔挚真诚;为了这伟大的志向,在“有诏不许”的情况下,他不惜冒着触犯国法的危险,“偷渡”前往,历经万难,矢志不渝,因此鲁迅先生誉之为“中国的脊梁”式的人物。然而,到了《西游记》中,唐僧不仅平庸软弱、是非不分、听信谗言,几乎是以孙悟空彻底的对立面呈现,更重要的是,对于口中念念不忘的取经事业,身为“主心骨”的他也会有暂时的悲观与迷茫,需要孙悟空及时的开导与鼓励。显然,吴承恩这样费心设计,不惜替唐玄奘编了许多不实之辞,而塑造出一个假唐僧的形象,目的在于含蓄告诉读者,在他心目中不仅认可孙悟空取代唐僧成为“取经”的主人公,而且推崇“西游”故事的经历性代替“取经”本身的神圣性。淡化取经本身的神圣性,除了最后阿傩、迦叶向取经人索要“人事”的情节,另一个突出表现是在文中谈及佛学理论时,从头至尾一本正经阐释的都是围绕一部《般若波罗蜜心经》展开的。更甚者,对大乘般若思想的精髓《般若波罗蜜心经》,有时称《心经》,有时称《多心经》。对于这样一个佛家圣经般的经典,作者持无所谓的态度,公然挑战其名称的权威性。由此可以基本断言为唐僧师徒四人精心安排的取经目标,取的并非是所谓的大乘经典,这个“经”字含意深刻。借助孙悟空取经过程中行为表现的发展变化,我们更能深刻体会到此“经”非佛经。

来自花果山水帘洞的齐天大圣,以“大闹天空”为荣,自立为王,无拘无束。直至拜唐僧为师,带上紧箍咒,孙悟空的生命历程翻开崭新的一页。撇开“反叛者”、“招安”等政治话语,从取经事件本身看,取经为孙悟空逐渐完成由“妖”、“兽”向“神”、“人”的过渡提供了一个契机。在行者看来,取经是一个展示自身才华的舞台。在这个舞台上,他前期主要是享受“与妖奋斗,其乐无穷”[3]的降妖伏魔的战斗本身。“迎来日出,送走晚霞,踏坎坷,斗艰险”是“真好耍子”,“且把取经事宁耐一日,等老孙做个医生耍耍”。在他看来,一路西行俨然是游山玩水,边游戏边取经,前者为主。

但是随着西行之路的推进,孙悟空的“猴性”淡化,而“人性”滋生强化,由“它”进化为“他”。从第五十八回“二心搅乱大乾坤,一体难修真寂灭”后,孙悟空一改前期的任性烂漫情怀,不再一味沉溺与妖战斗,不计后果,他学会了耍计谋、用策略,而不是一味蛮干;他意识到团体的重要性,已经从心灵深处认可、融入这个取经团队。当唐僧因白骨精事件赶他走时,他不肯离去,无坚不摧的孙大圣因此落泪。这次放逐事件催化了孙悟空的成长,他学会顾及唐僧的善心感受,不再无缘无故取笑、捉弄猪八戒,意识到取经队伍任何一份子都是不可缺少的,一改个人英雄主义作风,真正成为取经事业的主心骨。可以说当孙悟空经历了这诸多磨难而成为决策者,完成了个体生命的成长经历,由神魔英雄成长为三界英雄时,取经价值已经突显,事实上,《西游记》中此时他们也即将达到取经之路的终点。

九九八十一难,迢迢取经路,不仅使孙悟空得到净化,由原本充满妖气、流气、、委琐的孙行者,一变而成为一个充满豪侠气概,为理想勇往直前的“斗战胜佛”,唐僧、沙僧乃至犯戒累累的猪八戒都由这段经历而提升生命的高度,精神有了质的飞跃。西行途中,取经队伍曾发生两次分裂,然而矛盾再大,最终都冰释前嫌,重合队伍,继续前进。实质上,他们艰难西行的过程,是自身完善的过程,是自我成长的经历。这个经历本身就是他们取经的意义价值所在。经受磨难时,锻炼了意志;战胜困难时,战胜了外在的诱惑;超越障碍时,超越了自我的欲望。这一经历过程已经让他们,修成“正果”,得以“成佛”,最后到达灵山、得见如来、拿到真经,只是一种象征性地肯定,延续早去取经故事的框架。

张书绅的《新说西游记序》认为:“人生斯世,各有正业,即各有所取之经,各有一条西天之路。”《西游记》借由取经故事,告诉我们“过程大于结果,成佛自在人心”的哲学寓意,至于取经中“经”的概念已经淡化,正如现在流行说“取经”,实际指的是从别人的经历中吸取经验,从而完善自身的经历。刘勇强认为“若从整个文化角度着眼,《西游记》的内涵将比我们已经认识到的更丰富、更深刻。”[4]关于其主题的探讨,势必会随着发展而深入,读者自可仁者见仁。本文只是从取经事件本身出发,联系自己的阅读经验,提出自己的理解,不涉及主题之争。将“取经”理解为“经历”之“经”,既从文本本身出发,又添加自己的臆会,仅此而已。

参考文献:

[1]姑且依据主流说法,认为《西游记》为吴承恩所著。

[2]朱一玄.西游记资料汇编[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2.

[3]化用的名言“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

[4]刘勇强.奇特的精神漫游――《西游记》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