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五代回族先民音乐生活的几个影响因素

摘要：学界关于唐五代回族先民音乐生活的研究凤毛麟角。文章根据阿拉伯文化、历史的研究成果，以跨文化视角进行对照、分析，认为唐五代时期回族先民的音乐生活，不仅对前伊斯兰时代阿拉伯人的音乐生活有所沿袭。而且受到阿拉伯帝国和唐五代两种文化圈的共同影响。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其时已现当代回族音乐之端倪。且回族先民是中国音乐文化的创造者之一。

关键词：回族音乐；唐五代；回族先民

中图分类号：J6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586（2013）02—0106—09

学界关于回族音乐的研究，甚少涉及唐五代时期，目前仅见《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史·回族音乐史》中“6世纪末9世纪回族先民的音乐活动”有所论述。全文600余字，重点提及了“胡旋舞”与苏非派穆斯林“狂旋舞”可能存在的关联。一直以来，由于史料匮乏等原因，关于回族先民音乐的研究特别是唐五代时期的回族先民音乐研究，几乎成为回族音乐史无法填补的空白。此研究除了可供参考的、极为匮乏的汉文史料外，大概可从阿拉伯文化、历史的研究中，跨文化地进行对照、分析，以寻求可能的突破。

唐五代时期（618—979年）的“回族先民”，是伊斯兰教兴起后从阿拉伯帝国来华的穆斯林及其后裔，主要是阿拉伯人和波斯人。作为早期人华的回族先民，其音乐生活理应对前伊斯兰时代的阿拉伯人的音乐生活有所沿袭，而且理应受到阿拉伯帝国和唐五代两种文化圈的共同影响。换言之，唐五代回族先民的音乐生活，主要涉及四个因素的混合作用：一是蒙昧时期的音乐生活；二是阿拉伯帝国时期以“阿拉伯一波斯音乐”为主流的音乐生活；三是伊斯兰教的信仰；四是唐五代的音乐生活等。

一、蒙昧时期的音乐生活对唐五代回族先民的影响

（一）蒙昧时期阿拉伯人的商旅音乐对唐五代回族先民的影响

伊斯兰教以前——蒙昧时期，阿拉伯人生活在拥有辽阔沙漠的阿拉伯半岛，他们的音乐还不发达，主要是阿拉伯歌曲，即用简单的曲调配合的唱诗。最早的阿拉伯歌曲是称为“胡达”（huda）的商队歌曲（亦称“驼夫歌曲”），其韵律配合骆驼行走的节奏，是最为简单的韵律。此后，又出现了不同韵律的唱诗，如长韵律的“鲁克班”，慢韵律的“赛纳德”，以及舞蹈时的“哈宰吉”等等。阿拉伯人用这些简单的韵律歌唱，描述他们的生活习俗、自然景物及思想情感。对于阿拉伯商人所挚爱的歌唱方式，萨米·哈菲兹这样描述：“歌手们根据沙漠生活的感受，用充满情感的音调唱出自己的心声，这样的歌唱很可能改变了诗歌的句子和段落，使得原诗变得五花八门、各式各样。甚至只有两句诗组成的民间小调，在阿拉伯人高兴的时候也能唱上几小时。他们以此来消遣，摆脱在沙漠长途跋涉的疲累。……歌手们唱歌的特点是：即兴而歌、音调无限延长、情感任意起伏。”例如他们歌咏这样的情诗：“共乘驼轿，/情语绵绵；/驼鞍有情，/左右款摆。”

无独有偶，流传至今的回族“花儿”与阿拉伯商人挚爱的歌唱方式类似。回族花儿为短小的两段式结构，同一曲令“十唱九不同”，花儿歌手寓情于景的即兴而歌可长达几个小时，且随情感起伏，任意延长尾音。例如花儿唱词：“尕马儿骑上者下四川，/四川的牛羊赶了；/我连尕妹坐一天，还嫌日子短了。”似乎与蒙昧时期阿拉伯人歌咏的情诗（见上文）有几分相似。柯杨指出，河州花儿中“出门人的歌”，最早是由回族人民创作、漫唱的。阿拉伯人进入伊斯兰时代以后，多少保持着蒙昧时期的音乐生活习惯。他们对蒙昧时期的诗歌情有独钟，《阿拉伯文化史》载：“直到阿拔斯时代前期，阿拉伯诗歌都保持了蒙昧时代的格律和传统，没有哪个民族的力量可以改变它。……查希兹（逝于868年——作者注）是这样描写当时人们对蒙昧时代的诗歌及其遗产的感情的：‘与伊斯兰时代诗歌相比，他们更喜欢蒙昧时代的诗歌，对它的评价也更高。”，因此，唐代回族先民中的阿拉伯商人们很可能将这种商旅中的“只有两句诗组成的民间小调”传承下来，“以此来消遣，摆脱长途跋涉的疲累”，而以两段式为结构，给“唱曲者宽心（呀）者哩”的回族花儿，大概就可追溯至阿拉伯商人的歌唱传统。况且，回族先民在唐代已遍及西北特别是甘肃，作为丝绸之路的中心，吸引着大批回族先民来到河西诸郡。据《甘肃古代史》记载：“大批的胡商因丝绸贸易而客居河西，相应地促进了河西丝绸及瓷器、珠宝、药材的交易，商胡还对粮食、驼、马等提出需要，一时间河西贸易十分繁华。”加之民间又有“河州是花儿的老家”的说法，可见回族钟爱的“河州型花儿”，在唐代回族先民时期已有所孕育。

（二）蒙昧时期“欧卡兹集市”的诗歌会对唐五代回族先民的影响

蒙昧时期的阿拉伯人重商，亦重诗歌娱乐。约在6世纪中叶，阿拉伯半岛兴起的“欧卡兹集市”，是阿拉伯人一年一度的商会、诗会及歌会。集市上，阿拉伯人与来自波斯、叙利亚、埃及、伊拉克等地的商人们，进行各种商品交换活动，而许多阿拉伯诗人则从四面八方纷纷赶来竞相咏诗。诗人艾布·祖艾卜（卒于648年）曾指出“欧卡兹”之意：“万顶帐篷，矗立欧卡兹；万人汇集，贸易竞相开。”阿拉伯古代诗歌的瑰宝——悬诗，就是“欧卡兹集市”之赛诗会上胜出的最佳诗篇。同时，“欧卡兹集市”也是歌会，诗之佳作常由歌女们吟唱。希提指出：“我们能够很容易想象到沙漠里的游牧人怎样聚集在这些每年一次的集市上，他们环绕着那些货摊逛来逛去，啜饮着枣醴，尽情地享受着歌女们的调子。”此时的阿拉伯民族，可谓“人人皆诗人的民族”，而唱诗人乐则使阿拉伯音乐在民间得以繁盛。

“欧卡兹集市”对于阿拉伯人的文化生活影响深远。这不禁令人联想，唐代入华的阿拉伯商人，是否在其文化生活中，多少携带着蒙昧时期“欧卡兹集市”之旧俗。若真如此，明清盛行的河州花儿会，以回族为主要参与者，既是庙会、商会，也是诗与歌的民间盛会，很可能与阿拉伯人蒙昧时期“欧卡兹集市”之旧俗有些许渊源。唐代中原之庙会常与商会、戏场结合，与阿拉伯人“欧卡兹集市”类似的文化场域，使得回族先民在进行商业活动时，会自然地、逐渐地融入到庙会的音乐活动中。与此同时，回族先民作为音乐活动的参与者，很可能会注入阿拉伯民族的内容。况且在庙会这样的融商业、娱乐为一体的民间集会中，回族先民绝不仅是单方地融入，他们很可能以本民族“欧卡兹集市”的商会、诗会、歌会一体化为传统，进行回族先民自娱性的音乐活动，也很可能引起中原土著人的效仿。以此看来，与庙会相伴而生的河州花儿会，很可能在唐代庙会兴起之时就有所孕育；而回族人对花儿会尤为热衷，大概也与回族先民对“欧卡兹集市”传统的继承有关。

（三）蒙昧时期的日常音乐生活对唐五代回族先民的影响

蒙昧时期阿拉伯人的音乐生活，不仅发生于商旅和集市中，其日常的音乐生活也十分活跃。“蒙昧时期的著名诗人阿卜德·本·迪布描绘这个时期的音乐是欢乐的音乐、夜晚的音乐，把人们纵情歌唱的场面形容为金色的画面”。阿拉伯诗人脱尔法的诗，即是当时阿拉伯人欢歌纵饮生活的集中反映：

族人问道：“谁家子，独行广漠走荒山。”我闻言来细思量，应声急起不彷徨，

长鞭策马往前行，沙如烈火酷骄阳。跨下雄骓昂摆尾，一似娇姬舞罗衫。

我非杜门逃山野，人求我兮我行善。贵族会上君求我，盛宴席前舞杯觞。

芬芳冽酒奉尊前，劝君痛饮勿徜徉。乡里聚会争荣耀，我家贵胄高门墙。

樽前良俦皎若月，白衣歌女衬红衫。女儿引吭作高歌，珠喉玉润声婉转。

骄音再起多凄凉，哀如母驼悲子殇。欢乐畅饮无已时，挥金如土父遗产。

穷奢引起家人恨，弃我索居如羔羊。我虽独处名远播，富家知我贫瞻仰。

君何阻我多欢乐？君何阻我上战场？如君不能保我千百寿，我必狂饮欢乐寻死亡！

阿拉伯人日常生活所反映的欢歌纵饮的享乐思想，在伊斯兰教兴起后仍不断显露，且与伊斯兰教思想和意识对垒相持，为时甚久。这种思想也是回族先民能够适应唐五代繁盛的音乐生活，且将其文化与之融合的主观条件。

以上无论是生活中寓情于景的即兴而歌，或是赛诗会上竞相咏赞的入乐而歌，抑或是盛宴上欢乐畅饮的引吭高歌，都可见蒙昧时期的音乐是阿拉伯人生活的重要内容。此外，阿拉伯人还在宗教仪式上赞念神灵，以示虔诚；且在战争中为士兵们演奏、歌唱，以鼓舞士气。即便进入伊斯兰时代，阿拉伯人受到蒙昧时期音乐生活的影响也颇深，而早期人华定居的阿拉伯人，在与中原进行政治、经济、文化交流时，也必定有所贡献。

二、阿拉伯帝国的音乐生活对唐五代回族先民的影响

（一）阿拉伯帝国贵族阶层的音乐生活对唐五代回族先民的影响

四大哈里发时期（632—661年）和倭马亚王朝时期（661—750年），是阿拉伯帝国音乐的兴盛期，且朝着“阿拉伯一波斯音乐”的方向发展。阿拉伯人的固有音乐非常落后，而波斯人自波斯帝国时代，就有稳定的音乐基础和较高的音乐水平。伊斯兰时代，阿拉伯人将其征服的各民族或蓄为奴隶，或释为自由人（称为“释奴”），大部分音乐人才就来自波斯籍奴隶和释奴阶层。这些奴隶和释奴，很多曾是波斯帝国的王孙贵族，他们信奉了伊斯兰教，把波斯音乐渗入到阿拉伯帝国的音乐生活中。可以说，波斯籍的释奴和奴隶，是此时阿拉伯音乐的基柱。当时，在希贾兹的麦加和麦地那，居住着贵族阶级——阿拉伯人，他们注重奢侈享乐的生活，收养了许多才艺俱佳的释奴，这里已然成为“音乐、歌曲、爱情和诗的根据地”。这两座城市，源源不绝地向大马士革的宫廷供应艺术人才。可以说，这个时代，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并存：一是严肃、庄重的伊斯兰教生活；一是娱乐、歌舞、消遣、宴饮的生活。后者使得歌曲这门音乐艺术极为流行，歌手大受贵族之欢迎。倭马亚王朝的十四代哈里发中，有十三位是音乐的热爱者和保护者，他们经常参加歌舞娱乐集会，并效仿波斯帝国举行音乐会的惯例，在君臣之间隔有帐幕。王者如此，其近臣、下属更是效尤。艾哈迈德·爱敏指出：“当时伊斯兰国家的王公大臣，也常常举办这种歌舞宴会，虽然规模比较小些，然而不受什么拘束，谈话者、歌唱者、听曲者，都很自由，每个人都可以尽兴谈笑。”阿拉伯贵族阶层的歌舞娱乐方式，推动了更多文学与歌唱联合的集会。“这些集会，或作文学演讲，或讲述动人的故事。或作诙谐的笑谈，或作快乐的消遣，或比赛诗歌，或比赛箭术”。

阿拔斯王朝（750—1258年）的前一百年（750—847年），阿拉伯帝国的音乐已达到全盛，“阿拉伯一波斯音乐”更成为帝国音乐的主流，贵族阶层的音乐生活也更为繁盛，主要有两个原因：首先，在军事和学术文化上，统治阶级特别重用波斯人，并沿袭波斯传统风俗，包括波斯音乐传统。艾布·法拉吉《诗歌集》中描述了一件趣事：在阿拔斯时代，阿拉伯半岛上一位名叫纳希德·本·苏迈的贝都因诗人，他在叙利亚的哈勒颇参加了一场婚礼，“当他看到沙漠生活里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景象时，简直目瞪口呆了。人们欢迎新娘的礼节、五颜六色的服饰、各色各样的食品和饮料、五花八门的波斯乐器使他瞠目结舌。他那副傻呆呆的样子逗得大家大笑不已。如果他在巴格达参加一次婚礼，岂不要发疯了吗？”可见，包含“五花八门的波斯乐器”在内的波斯文化生活，的确令阿拉伯人称羡。而且在哈伦·拉西德（786—809年在位）和麦蒙（813—833年在位）统治时期，由于波斯人权势的膨胀，其琐罗亚斯德教好酒贪杯、嗜歌如癖的生活习惯，使得饮酒和歌会从贵族阶层蔓延开来。其次，阿拔斯王朝的贵族，十分重视女奴的教育，尤其重视训练她们歌唱。为了把诗唱出来，歌手们必须学习文学，懂得阿拉伯格律诗，正确发出字母的音，有些歌女甚至亲自创作曲调和歌词。此间歌艺极盛，歌女既是歌手、音乐家，也是文学家、诗人，她们是体貌美和艺术美的结合体，是美感和艺术传播的媒介。歌女不仅推动了艺术的发展和艺术鉴赏力的提高，也成为阿拉伯诗歌和散文最重要的题材。歌女们多数是波斯人，也有少量的罗马、希腊、埃及、苏丹、北非等地人，这使得首都巴格达的音乐生活，成为多民族艺术的融合。总之，从哈里发到王公贵族，大部分人被形容为过着一种“纸醉金迷的生活”，音乐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据说在瓦提克（842—847年在位）的皇宫：“地上铺着地毯，墙上贴着金线织的锦绣。……在侧厅正中，瓦绥格靠在一张镶着珠宝的床上，身披金线织的锦衣，旁边坐着他的女仆法里黛，她身着金线织的彩衣，怀里抱着琵琶。”可见，至阿拔斯王朝，国家安定，政治经济迅速发展，帝国的音乐生活较之前呈现出更加繁荣的景象。

阿拉伯帝国的贵族阶层作为整个帝国的引领者，无疑对回族先民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它极大程度地促进了回族先民与唐五代土著人在音乐文化方面初步的、自然的融合。此间正值中原音乐文化思想解放时期，也是中原音乐艺术创作的巨大繁荣时期。恰如唐五代的诸多音乐盛景反映在唐五代诗词中，阿拉伯帝国的音乐盛景也同样反映在诗歌中。当“人人皆诗人”的阿拉伯人，与诗歌水平较高的波斯人一起，进入诗歌艺术蓬勃发展的唐五代，且因“唱诗人乐”的“志趣相投”，双方在音乐文化上的碰撞、交流、融合，就在所难免。这是回族先民与唐五代人的音乐文化融合的主观条件。阿拉伯贵族阶层的歌舞宴会，以及文学与歌唱联合的集会，与唐五代贵族、文人雅士的音乐生活相仿，对于回族先民与唐五代土著人的音乐文化融合，也提供了自然而然的客观条件。对此，从阿拉伯人的记载中也可获悉。阿拔斯王朝前期，贵族们赴麦加朝圣时，有时会举行盛大的歌会。据说贵族“带着歌女们赴麦加朝圣时，诗人们挥泪送别，并写诗抒发送别之情，追念歌会之盛。其中一位诗人这样写道：‘长歌问拉明，/情人苦可知；/身在魂去日，/受罪世间时。/尔去朝圣地，/歌女众相随；/斥声牧驼人，/毁情理难持。/如此风流客/罗马中国无处寻’”。诗人将当时麦加的盛况与中国比对，可见当时的中国与阿拉伯帝国，在音乐文化生活方面已有交流。

（二）阿拉伯帝国平民阶层的音乐生活对唐五代回族先民的影响

伊斯兰教只允许有限度的享乐，对于沉溺于饮酒、音乐，以及诗歌的行为，则归罪于前伊斯兰时代的享乐思想。多数宗教学者虽批判音乐是享乐的罪魁，但也“有少数人认为音乐是可嫌的，不是违禁的”。鉴于统治者对于音乐的保护，阿拉伯帝国在政治、经济上稳定发展的同时，平民阶层的音乐生活也十分丰富。特别是阿拔斯王朝时期，帝国的首都迁至伊拉克的巴格达，大量的阿拉伯人从半岛移民到繁荣富庶的波斯，与波斯人杂居，深受当地人宴饮享乐、歌唱舞蹈习惯的影响，社会各阶层都爱好音乐，歌曲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内容。一面是歌姬的歌舞达旦，一面是伊斯兰学者的潜心精研，阿拉伯帝国的音乐生活与宗教生活并行不悖，音乐活动的重要性也不亚于学术活动。

阿拉伯帝国的平民阶层，主要包括文学家、音乐家、学者、商人、手艺人和自由职业者。其中文学家、音乐家是文学艺术的创作、表演主体，其音乐生活不仅在平民阶层十分活跃，而且与贵族阶层紧密相连，贵族阶级的歌舞宴会、文学与歌唱联合的集会，都离不开其参与。学者、商人、手艺人和自由职业者们也对音乐有着程度不同的喜爱。关于平民阶层对音乐的狂热情形，艾布·法拉吉《诗歌集》记载：“人们对歌曲像着了迷一样，书籍里充满了关于歌曲的评论，鉴赏力也有很大提高。甚至出现了这样的情况，一名歌手站在桥头上唱歌，听者如潮水般涌在他的周围，那种拥挤的程度使人担心桥会被压塌。听到妙处，有人竟用头触柱。”“朝觐之期，一般歌手还成群结队地前往天房朝圣。……人们集会到歌女迦米拉处，帘子垂放着，隔帘坐着全体歌女；霎时之间，管弦拨出，歌声悠扬四起；连唱五十曲，四壁为之震动。后来迦米拉又独自歌唱，众歌女为之击节”。伊斯兰教学者也难免为美好的音乐所动。“法官艾哈迈德·本·艾比，杜乌德说过：我原来对唱歌是厌恶的，对好唱歌的人更是骂不绝口。但有一天，穆耳台绥姆（833—842年在位）坐在一艘战船上饮酒，派人召见我。当我走近哈里发身边时，忽然传来一阵歌声，令我神迷智乱，茫然若失，拿在手上的鞭子不觉掉在地上。我回头向跟来的小厮要鞭子。他对我说：我的鞭子也掉了。我问他：为什么把鞭子掉了？他说：我听到一阵歌声，使我魂不守舍，鞭子就从手上掉下去了。原来我们竟都被音乐迷住了。艾哈迈德接着说：过去，我是反对声色之乐的，因为它使人神志昏乱，精神萎靡。为此，我还和穆耳台绥姆辩论过。那天，我叩见他时，把听到歌声的情况告诉他，他笑了笑，说：那是我叔父为我唱歌呢。你若后悔以前在辩论中曾诋毁唱歌你就请他再唱一遍。于是我请歌者重唱一遍，他答应了我的要求。听完，我快乐的程度是无法形容的。从那天起，我对音乐的看法就变了”。此外，“苏非派人伊本·费赫姆喜欢听妮哈雅的演唱，妮哈雅是伊本。穆赫尼的女奴；商人伊本·盖拉尼喜欢听伊本·叶齐迪的女奴拜鲁莱唱的歌；法官艾布，哈桑，吉拉希则爱听舒阿莱的歌；大哲学家、逻辑学家艾布·苏莱曼和艾布·哈彦，陶希迪（约1010年卒）则喜欢听一个风靡一时的摩苏尔少年演唱的歌曲”。可见，阿拉伯帝国时期，音乐不仅在贵族阶层盛行，也充斥在平民阶层中，受到多方喜爱。

阿拉伯帝国平民阶层丰富的音乐生活，无疑对回族先民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除却上文提及的贵族阶层，平民阶层也极大程度地促进了回族先民与唐五代土著人在音乐文化方面初步的、自然的融合。《中国回族史》中载：“在入唐的阿拉伯人、波斯人中，除去使臣外，以商贾居多。”在有着丰富音乐生活的阿拉伯商人看来，“中国人喜欢音乐”“中国人是爱快乐的人”。平民阶层的阿拉伯商人，在面对音乐生活都极其繁盛的两个帝国时，势必在中阿音乐文化的传播和交流方面发挥过重要作用。况且唐五代开放的社会生活环境，对回族先民而言，更易将阿拉伯帝国的音乐文化融入其中，他们也较易接受唐五代音乐文化。对此，从阿拉伯人的记载中也可获悉。阿拔斯王朝马赫迪（775—785）统治时期，拜沙尔曾做诗：“花天酒地享太平，/艳妇靡音梦如生。/诗章遍地云天外，/中国、也门、凯鲁万。”可见，在中阿音乐文化交流中，音乐与诗篇于唐时，已是回族先民与中原人之共同爱好。

三、伊斯兰教对唐五代回族先民音乐生活的影响

唐五代时期（618—979年）的回族先民，经历了阿拉伯帝国政治、经济、文化最为繁盛的时期。不少回族先民频繁往来于中国与阿拉伯帝国之间，阿拉伯帝国的社会生活与价值观对其影响巨大。不可否认，当时的阿拉伯帝国，从贵族到平民阶层都热爱音乐，但是伊斯兰教逐渐占居人心，对人们的价值观影响颇大，进而影响了其音乐生活。伊斯兰教法学家为音乐合法与否争论不休。伊斯兰教反对毫无节制、纵情地享乐，音乐因被视为享乐生活的重要一面，故而在处理宗教与音乐的关系时，大致有三种情况：一是向伊斯兰教倾斜的坚守派，他们主张断绝蒙昧时代那些违背伊斯兰教义的思想，反对欢歌纵饮的享乐生活，过着修身养性、艰难困苦的生活；二是在伊斯兰教与音乐中寻找平衡的中间派，他们将宗教与音乐生活并行发展，以伊斯兰教的教法规定来限制音乐生活；三是将音乐引入奢靡生活的享乐派，尽管行为不羁，他们仍是奉教之人，对于宗教禁忌并非毫无顾忌。可见，伊斯兰教反对过度享乐的宗教思想，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阿拉伯帝国的音乐生活，进而影响着回族先民的音乐生活。

在处理宗教与音乐的关系问题上，基于以上三种情况，哈里发所持态度，是直接影响整个帝国音乐生活的关键。在与唐五代同期的300多年间，少数哈里发是反对音乐的伊斯兰教坚守派，绝大多数哈里发是庇护音乐的中间派，而完全不顾宗教禁忌的哈里发少之又少。唐五代的回族先民，由于其使臣或商人等身份，使得他们与哈里发和王公贵族来往密切，因而在处理宗教和音乐的关系时，以哈里发为首的贵族阶层的生活和态度对其影响颇深。

此间反对音乐的哈里发主要有六位，首先是正统哈里发时代的前两位哈里发：艾布·伯克尔（632—634年在位）和欧麦尔一世（634—644年在位）。此时处于阿拉伯帝国初期，音乐没有得到支持和鼓励。其后是倭马亚王朝的第八任哈里发奥马·阿卜杜·阿齐兹（717—720年在位）。他是倭马亚王朝唯一反对音乐的哈里发，关于他的事例，《阿拉伯一伊斯兰文化史》载：“诗人努索伊白去谒见他。奥氏对他说：‘吁！可恶的人！你就是使一般女子借你的歌而咏著名的人吗？’努索伊白答道：‘穆民的首领！指发誓，我已经抛弃那样的诗歌了，以后绝不再吟诗了。’当时在座的人都听见他这样说，奥氏厚赏了他。”再后是阿拔斯王朝时期前两位哈里发：阿布·阿拔斯（750—754年在位）及其继承人曼苏尔（754—775年在位）。关于哈里发曼苏尔的事例，塔巴里《先知与帝王历史》载：“一天，曼苏尔听见庭院里人声鼎沸，就问道：这是什么声音？有人告诉他：一个仆人坐在女仆中间，为她们弹奏四弦琴，逗得她们乐不可支。曼苏尔便起身向人群走去，大家看见哈里发来了，便一哄而散。曼苏尔当即下令惩罚那个仆人，又亲自拿起琴砸在他脑袋上，把琴都打碎了。接着又下令把他卖掉。”事实上，曼苏尔反对的是放荡不羁的情歌，对于歌唱豪情壮志的诗，他曾说：“真主啊！这才是有文化的人听的诗，它能鼓起人的勇气来。”曼苏尔也参加歌会，但他只坐在帷幕后面听，且从不赏赐音乐家。曼苏尔严肃、简朴的生活，对于享乐奢侈之风的确有所压制。此后，穆克塔迪（869—870年在位）时期曾“禁止饮酒，禁止歌女演唱……提高教法学家的地位”。

此间对于绝大多数庇护音乐的哈里发，他们将宗教与音乐生活并行发展，以伊斯兰教的教法规定来限制音乐生活。曼苏尔之子迈赫迪（775—785年在位）时期，奢侈享乐之风开始蔓延，伊斯兰教对此起到了一定的约束作用。当时诗人拜沙尔的情诗及其歌曲，令贵族忧心忡忡，迈赫迪明令禁止拜沙尔写情诗。拜沙尔曾写诗记述此事，诗曰：

花天酒地享太平，艳妇靡音梦如生。诗章遍地云天外，中国、也门、凯鲁万。

少女争吟诵，如醉如痴拜神灵。迈赫迪禁我诗兴，识时务者忙脱身。

赞美真主独无二，时光流逝余不存。

哈里发迈赫迪喜爱音乐，但反对饮酒作乐、行为放纵的生活。《歌曲集》载：“迈赫迪听说易卜拉欣，摩苏里歌声娓娓动听，便召他入宫，成为第一位如此器重他的哈里发。后来，又听说他喜欢饮酒作乐，生活，便要求他生活节制。但摩苏里没有照办，迈赫迪便下令打了他一顿，并把他监禁起来。易卜拉欣，摩苏里说：一天，迈赫迪叫我入宫，责备我不该在别人家里饮酒作乐。我对他说：穆民的领袖啊！我学习唱歌。就是为了使自己和朋友们快乐。如果歌不唱，酒不饮，那就什么都没有了。迈赫迪听罢勃然大怒，说：你绝对不许去找穆萨和哈伦（穆萨和哈伦是迈赫迪的儿子）。以真主起誓，如果你找了他们俩，你就等着瞧吧！我说：是！后来，他听说我找过穆萨和哈伦，还和他俩一起喝得酩酊大醉，就打了我三百鞭子，又把我投入了牢房。”

在随后的哈伦‘拉西德（786—809年在位）统治期间，欢歌纵饮之风日盛。拉西德本人一方面极其热爱音乐，“当他听易卜拉欣·摩苏里唱歌、白尔苏姆吹笛、扎尔扎尔击鼓时，会高兴得忘乎所以。”另一方面，他又坚持礼拜、宗教仪式和朝觐。至于饮酒，据说拉西德不饮高度酒，“只是喝一点椰枣做的色酒，这也是根据伊拉克学派的教法规定行事的。”艾敏（809—813年在位）对饮酒和音乐更为热衷，他是少有的奉教、却沉溺歌舞娱乐的哈里发。麦蒙时期（813—833年在位）是阿拉伯文化的黄金时代，哈里发皇宫里一面歌舞达旦，一面精研宗教，两不相悖。

此外，要特别提及歌唱与饮酒，它们常与奢靡的生活联系在一起，伊斯兰教反对过度享乐，而歌唱与饮酒似乎成为享乐生活的罪魁。教法学家为歌唱与饮酒争论不休，也有不同的规定。据说麦加和麦地那的人允许唱歌，但禁止饮酒，伊拉克则相反。有诗云：“纵情欢歌在汉志，举杯痛饮伊拉克。”实际上，当时任何一个教法学家都反对的是歌唱和饮酒达到放纵的地步。在鼓吹享乐的诗歌中如此描绘：

放情乐开怀，猥词俚语信口来。夜半更深乐不尽，歌美弦妙配绝音。

何时想听歌女唱，何时帐篷夜栖身。及时行乐春难久，朝朝暮暮醉醺醺。

而与之相对的是苦行主义，诗云：

干面包，角落啃。冷水罐，清泉饮。房间窄，心清净。隐居地，绝尘埃。

读史书，究根本。忆往事，记教训。宫墙内，度时光。受惩罚，火烧身。

吾嘱言，句句真。阿塔希，乃吾名。

虽然在阿拉伯帝国时期，宴饮、歌唱之风盛行，伊斯兰教没有改变各阶层对音乐的热爱，却一定程度地遏制了奢靡、享乐之风的无节制蔓延。阿拉伯帝国的穆斯林，实际上多数是在伊斯兰教与音乐中寻找平衡的中间派，他们将宗教与音乐生活并行发展，以伊斯兰教的教法规定来限制音乐生活。唐五代时期的回族先民，也是如此。例如唐五代时期，文人填词的“曲子”，成为当时流行的艺术歌曲。波斯裔词人李珣，因受到阿拔斯王朝和晚唐五代文坛皆“艳情词”风靡的浸染，其词也多情调婉媚。但是李殉所作隐逸词、风物词和咏史怀古词等，又呈现出少有的清婉、清疏，应该和他的伊斯兰教信仰有关。

四、唐五代的音乐生活对回族先民的影响

（一）唐代宫廷音乐生活对回族先民的影响

唐代由于经济上的支撑和政治上的保证，音乐得以高度发展。唐代文化所具有的有容乃大的文化气派，在音乐方面也表露无遗，杨荫浏称，唐朝的首都长安是“国际性的音乐城”。唐代音乐以燕乐（宴飨之乐）最为繁盛，宋人沈括在《梦溪笔谈》（卷5）日：“以先王之乐为雅乐，前世新声为清乐，合胡部者为宴乐。说明了燕乐（宴乐）的音乐特征，即华乐与胡乐的融合。这也可从《新唐书·礼乐志》（卷22）略窥一斑：

唐之盛时，凡乐人、音声人、太常杂户子弟隶太常及鼓吹署，皆番上，总号音声人，至数万人。

……大中初，太常乐工五千余人，俗乐一千五百余人。宣宗每宴群臣，备百戏。帝制新曲，教女伶数

十百人，衣珠翠提绣，连袂而歌……咸通间，诸王多习音乐、倡优杂戏，天子幸其院，则迎驾奏乐。

……至唐，东夷乐有高丽、百济，北狄有鲜卑、吐谷浑、部落稽，南蛮有扶南、天竺、南诏、骠国，西戎有

高昌、龟兹、疏勒、康国、安国，凡十四国之乐，而八国之伎，列于十部乐。

宫廷宴会是唐代宫廷音乐演出的最重要的场合，《唐六典》载：“凡大燕会，则设十部之伎于庭，以备华夷。”“大燕会”包括接待外臣、赐宴群臣、外征庆功、祝丰收年、迎高僧宴等。以此可知，回族先民接触宫廷音乐的主要途径有二：其一是唐朝政府安排宴飨款待朝贡的大食、波斯使臣；其二是唐朝皇帝宴请群臣，其中包括已“为唐臣”的大食、波斯人。于其一，唐朝政府袭设鸿胪寺，负责涉外事务，包括设宴款待外国使臣，其中宫廷燕乐表演是重要内容。《中国回族史》中：“据《册府元龟》等书不完全记载，自永徽二年（651年）到贞元十四年（798年）的一百四十八年间，大食国遣使来华达三十九次；从贞观十三年（639年）到大历六年（771年）的一百三十二年中，波斯遣使入唐有三十四次。”可以推想，唐朝政府必以宴飨和燕乐款待大食、波斯使臣，以示待蕃夷之厚。于其二，自唐德宗贞元三年（787年）起，已有大食人和波斯人“为唐臣”，每逢皇帝“宴群臣”，便可观赏宫廷燕乐。这主要因为唐代在政治上对蕃客施行的优待措施。一方面，自安史之乱后，对蕃客实施量才适用，选为官吏的政策。贞元三年，宰相李泌曾对蕃客进行户籍清理，《资治通鉴》（卷232）载：“‘岂有外国朝贡使者留京师数十年不听归乎！今当假道于回纥，或自海道各遣归国。有不愿归，当于鸿胪自陈，授以职位，给俸禄为唐臣。……’于是胡客无一人愿归者，……”其中“白海道”者以波斯、大食人为最多。另一方面，自唐宣宗大中年间（847—859年）向蕃客开放科举，允科考入仕。《南部新书》载：“大中以来，礼部放榜，岁取三二人姓氏稀僻者，谓之色目人，亦谓之榜花。”大食人李彦升即是第一个回回进士。对于回族先民来说，宫廷燕乐中大量使用的胡乐器并不陌生，特别是琵琶、五弦、箜篌、筚篥、铜钹等西亚系乐器，更为其所熟知，而令其倍感新鲜的，应是华胡合璧的创新之作。

此外，唐代允许官吏依法蓄养“乐伎”，故此除了有机会与皇帝共赏宫廷音乐外，身“为唐臣”的回族先民，因功亦可受到相关赏赐。例如波斯后裔李元谅，为唐代著名将领，因屡立战功，得唐德宗厚赏。《新唐书·李元谅传》（卷156）载：“李元谅，安息人，本安氏，少为宦官骆奉仙养息，冒姓骆，名元光。美须髯，鸷敢有谋。以宿卫积劳，试太子詹事。李怀让节度镇国，署奏以自副。居军十年，士心惮服。……加检校尚书左仆射，实封户五百，赐甲第、女乐、一子六品官。”所赐“女乐”，则将宫廷音乐带入了回族先民私家的音乐活动中。

（二）唐五代民间音乐生活对回族先民的影响

自中晚唐时期，由于宫廷音乐文化向民间解放，民间音乐逐渐繁荣，群众自发、自娱性的音乐活动随之兴起。庙会是唐五代商人进行商品交易的市场之一，它与戏场结合在一起，成为民间音乐生活的集散地。宋人钱易《南部新书》讲述唐大中年间（847—859年）之事：“长安戏场多集于慈恩，小者在青龙，其次荐福、永寿。”首都长安，是唐代政治、经济、文化和宗教活动中心，佛寺、道观星罗棋布，庙会和戏场不仅是商人进行商品交易的市场，也是群众进行娱乐活动的游艺场。元旦、元宵节、浴佛节、盂兰盆节等，都是唐五代较为大型的宗教娱乐活动。自唐代，长安就有不少阿拉伯和波斯商人，唐朝政府允许他们开设店铺，买卖交易。关于长安“波斯邸”的情况，可据《太平广记》（卷16）载：“方冬，衣破腹空，徒行长安中，日晚未食，彷徨不知所往……有一老人策杖于前，问日：‘君子何叹？’……“给子今夕，明日午时，候子于西市波斯邸……”可见，阿拉伯和波斯商人在庙会和戏场上做买卖、观百戏，受到民间音乐之影响是必然的。

实际上，庙会与戏场结合的古老传统，对回族的商业生活和音乐生活都影响极深。至晚出现在明代的回族歌会——“花儿会”，至今仍是西北农村回族群众重要的商业和音乐集会。其会场通常在佛教寺庙附近的山林间，多与庙会相伴。特别是甘肃的松鸣岩花儿会，源于浴佛节的庙会，至今是中国西北最盛大、最原始的“花儿”会场，更是以回族为主的群众歌会，回族来此的主要目的仍是经商和游玩。尽管回族“花儿”之雏形，还未有产生于唐的证据，但是唐代的庙会和戏场，已然成为回族先民经商的重要场所之一，而回族先民，也是庙会戏场上的听众和观众。

也是自中晚唐时期，胡乐在民间得以广泛流行，元稹《法曲》云：“胡音胡骑与胡妆，五十年来竞纷泊。”王建《凉州行》云：“城头山鸡鸣角角，洛阳家家学胡乐。”特别是西亚系乐器——琵琶、筚篥、铜钹等，深受人民大众的喜爱。其中筚篥被阿拉伯人称为“米兹玛尔”（Mizmar），在公元6、7世纪的阿拉伯半岛就已经非常流行。时至今日，回族称为“子”的双簧竖吹管乐器，很可能是唐五代回族先民对“米兹玛尔”音译之简称、昵称。

（三）唐五代文人音乐生活对回族先民的影响

唐五代文人音乐是相对于宫廷音乐和民间音乐的社会音乐文化类型，其创作主体是士大夫阶层。唐代设科取士，中唐以后，科考内容以诗赋为重，因此文人十分重视诗歌创作，以诗为贵、以诗会友，成为文人生活的重要内容。同时，唱诗人乐，也蔚然成风，“诗乐”成为文人音乐最突出的代表。由于文人游走于宫廷与民间的特殊身份，使得文人音乐一面向宫廷渗透，一面影响民间市井，极大地丰富了唐五代的音乐生活。

“倚声填词”是文人诗乐创作的主要方式。由文人填词的“曲子”，成为唐五代流行的艺术歌曲，既可清唱，亦可用于说唱、歌舞等艺术形式，普遍得到各阶层人士的喜爱。“曲子”所填之词，称为“曲子词”，填词者除了文人外，还有文学素养较高的乐工、歌伎、僧人，以及王公贵族等。“曲子词”创作的最盛时期是晚唐五代，后蜀赵崇祚所编《花间集》，是中国第一部歌词总集，辑录了18家词500余首。《花间集》收录了回族先民词人李珣的词37首，加上《尊前集》收录其词18首，两集中重复1首，共54首，且均收入《全唐诗》。

李殉（约855—约930年），字德润，梓州（今四川三台县）人，籍波斯，先祖来华贸易而定居，其妹李舜弦为前蜀主王衍昭仪。李珣作为波斯穆斯林的后裔，自小接受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参加科举考试，具有较高的汉文化修养。其词作如下：

《渔歌子》

楚山青，湘水渌，春风澹荡看不足。草芊芊，花簇簇，鱼艇棹歌相续。

信浮沉，无管束，钓回乘乐归湾曲。酒盈樽，云满屋，不见人间荣辱。

《南乡子》

倾渌蚁，泛红螺，闲邀女伴簇笙歌。避暑信船轻浪里，口游戏，夹岸荔枝红蘸水。

唐五代的音乐生活经常与宴会、娱乐、游玩、诗歌、诗人、饮酒等相联系。李殉为“曲子”作词，且词作中又有“棹歌”“笙歌”“酒盈樽”“渌蚁”（酒）等词，是唐五代文人音乐生活的真实反映。

但需要指出的是，唐五代华乐、胡乐融合，文人“诗乐”创作也自然受到华、胡二重因素的浸渍。李珣作为回族先民的代表，并非单方面地融入唐五代音乐生活。波斯籍的身世背景，使得李殉兼有唐五代“诗乐”的影响者和被影响者的双重身份。阿拉伯帝国前期的音乐生活极为繁盛，诗作与音乐结合的社会生活，与唐五代文人音乐生活相似，很容易沟通。例如，希提指出：在倭马亚王朝时期（661—750年），“酒神、歌神、诗神重新得势”，且阿拉伯的抒情诗，是“在波斯歌唱家的影响和示范之下兴盛起来”的。再如，阿拔斯王朝马赫迪（775—785年）统治时期，拜沙尔曾做诗：“花天酒地享太平，/艳妇靡音梦如生。/诗章遍地云天外，/中国、也门、凯鲁万。”由于前伊斯兰时代思想的遗存，以及阿拉伯帝国前期对音乐和饮酒并未强行禁止，加上波斯人尤其擅长音乐、喜爱饮酒，可以推想，李珣的先祖受阿拉伯帝国社会生活影响较深，对李殉等子孙后代之影响亦深。因此，李殉的“诗乐”创作中，并非全然“华化”，也存在阿拉伯帝国文学、音乐生活的痕迹。

结论

综上所述，唐五代时期回族先民的音乐生活，不仅对前伊斯兰时代阿拉伯人的音乐生活有所沿袭，而且受到阿拉伯帝国和唐五代两种文化圈的共同影响。同时代的阿拉伯帝国与唐五代，由于都开放性地吸收了异族文化，创造性地集锦融合了多种文化，音乐得以空前发展，音乐生活极其繁盛。由于回族先民特殊的身份，使其在中阿不同文化圈、社会不同阶层的音乐生活中，不断吸收、融化、调和，从而整合出自身的音乐生活。可见，回族先民的音乐，在唐五代时期正经历着文化迁移以及与中国文化融合的初期阶段。在探讨回族先民文化自觉的同时，不应忽视唐五代回族先民对于中华民族的文化创造。他们不仅主动适应了变迁的生活环境，而且同时成为中华民族音乐文化的共享者和贡献者。笔者不揣浅陋，认为正是在此阶段，已现当代回族音乐之端倪，如河州型花儿、花儿会，以及回族民间乐器“子”等，大概都可溯源至此。于此还有待做更为深入、展开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