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税与减税

2012年前三季度，全国税收总收入为77410.08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8.6%，增速大幅放缓，并且罕见地没有跑过名义GDP增长，在GDP增量中，税收占比再次降至20%以下，与2008年相似。不过，由于第四季度税收的突击猛进，这些数据极有可能发生很大变动，而2011年第四季度则属于税收放缓的三个月，因此，2012年税收在GDP中所占比例将毫不意外地较去年上升。

税收“超常增长”解析

2011年的税收是推行税制改革的1994年的17.5倍，而GDP只是9.8倍，相差悬殊；哪怕是从紧缩之后的2001年算起，10年间GDP增长336%，而税收则增长486%。2008年以来，在经济增速放缓、征管效率也无多少上升空间背景下，税收仍然跑过了名义GDP。

税收的这种增长是建立在1994年税制改革后，征税体系没有多大变化的基础上的，它的“超常”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解释，并且已经被合理解释了：

第一，税收并不是平均分配在国民产值的各个层面的，第一产业的税负最轻，第三产业的税负则要重许多，第二产业税负最重。1994年以来，第一产业在GDP中所占比例从19.8%跌到10.1%，其份额基本为第三产业接纳。

第二，纳税主体的境况变化，在2008年增长放缓之前，企业利润的增长一直很快，尤其是民营企业，在利润增长和产值贡献上都比国有企业更具优势，相比1990年代的大量亏空可谓天壤之别，这也为税收增长作出了不少贡献。

第三，中国以流转税为主的征税体系对资本密集行业存在“歧视”，因为采用生产型增值税，且在交通运输、建筑安装等行业征收营业税，资本密集度越高的行业，税负越重，而这种行业在21世纪是发展较快的。

第四，税收征管效率的提高。随着中国市场化程度的提升，在1994年建立的征税体系上，征管率有了大幅提升，这对于税收“超常增长”的贡献很大，有学者甚至认为是最主要的“超常增长”贡献者。不过，现在的征管率已经与发达国家不相上下，上升空间不多了。

其实，税收“超常增长”的问题不在于这种增长本身，甚至也不在于这种增长“加重了国民税负”，而在于它到底还能持续多久。宏观经济结构的调整已大大减缓，征管率也不可能再有1997-2007年间那种上升，现在的税收增长，即使它放缓了步伐，也仍然足以阻碍民间投资。在企业利润方面更是如此。人们设想的间接税转向直接税的税制改革，在这样的背景下操作空间非常有限，稍有不慎，那些被实际增加了税收的企业就可能因亏损而关门。

分税制的贡献与后果

对税制改革的讨论必须从1994年说起，这场建立了现行税收体系的改革往往被简称为“分税制改革”，其对于地方财政一刀切走、以摊派任务的形式征税等做法在现在饱受诟病，舆论里对其正面评价较少，无疑，1994年的税制改革拉开了税收高速增长的帷幕，令税收在GDP所占比重从1995年开始触底反弹；也在地方财政支出保持扩张的前提下收走了很大一块地方财政收入，使“财政联邦主义”遭到严重打压，可谓是一次集权运动。它本身就是明言以提高“税收占GDP比重和中央税收收入占税收总收入比重”为目标的。但它也将中国的财政体系从计划经济遗产扭到了较为契合市场经济的方向上，更重要的是，它使中国财政至少在理论上偏向于增长要钱，而不是向债务和印钞机。

改革开放前，实行财政统收统支的体制，形式是企业利润全部上缴，政府再按需下拨，改革开放初期，税收在财政收入中所占比重连一半都不到。这样的财政制度当然不适于市场经济体制，但哪怕是经过1983年和1984年两步利改税改革，到1990年，税收在财政收入中所占比重也只有68.9%。

相较之下，经过税制改革，1994年的财政收入中税收所占比重达到了97.2%，即使中国的税制与先进国家相比有种种弊端，它替代掉计划时期遗留的财政体系仍是很大的进步，它带来的税收占GDP比重反弹，绝不能简单以“国进民退”概括。

1994年税制改革还使得中国与第三世界国家普遍出现过的高负债大政府分道扬镳，中国曾是长期不幸的，在这时却又是幸运的，正因为长期计划经济的种种无效率，使得一个集权化、扩张化的税制改革及其后十多年的税收超高速膨胀并未严重冲击经济增长――因为它的另一面是市场化。

政府确实对民间伸出了贪婪的手，但它也同时解开了束缚企业的种种管制――甚至方便了之后那一轮企业地方化和私有化。这种管制权的早早套现于官民双方都大有好处，当时的“税负”增长，不宜与2006年来“已进入拉弗”的增长相提并论，虽然后者也是前者的必然结果。

当然，1994年税制改革所建立的税收体系是命令思维在税收上进行操作的体系，这一体系建立三年后，中国经济步入了萧条和紧缩，1998和1999两年的名义GDP增长率只有5.2%和4.8%，但税务机关仍旧以确保增收1000亿元为必须完成的计划任务。为完成税收的硬计划，征收机关采取了各种办法，结果这期间的税收都超额完成税收计划，成为税收收入弹性系数最高的时期。

一提到税负，外行会测算名义宏观税负，内行也不过是测算实际宏观税负，或者为预算外收入、制度外收入的存在估计一个调整系数，最终得到一个与GDP总量的比值。然而，民间承担的税负并不以政府所得到的税收比重为唯一标准，命令体系下的征税，损耗远大于法治体系：一个与大多数人印象不同的事实是，光荣革命百年后的英国税收占GDP的比重，是海峡对岸法国的两倍，众所周知，就在这一时期，增税成为了法国大革命的起因之一。

而去年年末的织里抗税事件中，对每台缝纫机征收固定税额本来是比目前的流转税征收体系更为高效、公平、不破坏市场的征税方式，这种方式也算是地方上自发达成的制度创新，但它只能以一个灰色的姿态存在，因为无法可依。在商户利润增长减缓的当下，这个“先进的征税方式”激化矛盾是难以避免的。

2012年“减税”政策为何失败

减少政府的税收与合理化税制都可以减轻纳税主体的负担，这一点也为执政者所认同，2012年最为瞩目的财政事件即是“营改增”开始试点。这畏手畏脚的改革，显出了政府单方主持的税制改革本身的弊端。

“营改增”在上海试点一年后，官方和企业得出了截然不同的结论。政府声称试点使之“财政大体全年减少税收100亿元”，并估算试点企业和下游关联企业直接或间接减轻了税负170多亿元，并因此吸引了40家跨国公司地区总部、19家跨国投资公司、15家跨国研发中心在上海筑巢引凤，有上海服务业吸引到的外资逆市大幅增长为证。但不少试点企业则反映税负变化不大，但是这类企业的运营成本多为人工、房租、差旅费等，即使是购买复印机等办公大件，也必须向一般纳税人购买才能开出增票。

交通运输业更是成了“营改增”后税负加重的灾区，该行业无论年营业额是否达到500万元，一律申报为一般纳税人，且与其他试点行业不同，它要承担的增值税税率高达11%，要知道在之前它所承担的营业税税率也与其他行业不同――为3%。而交通运输并不是一个重资本的行业，对于自己运营车队的纯运输服务商而言，它的进项抵扣几乎只有油费一项。即使油费在该企业营业额中占到了8%以上，也不意味着它就能享受到税负的减轻。

若企业能提交“营改增”后税负上升的证明，它可以获得新的税额减免，但有一半的企业甚至不了解这一政策，由此可见征税主体与纳税主体对改革的共同探讨缺少到了怎样的地步。

“营改增”还进一步削弱了地方财政的收入和权限，因为中央财政占据了3/4的国内增值税收入，而营业税则基本属于地方税。“营改增”反映出的思维，除了减轻企业税负、改善税制合理性，也包含了财政集权主义。依此行之的改革，将导致地税部门不断萎缩，最终被国税部门吞并。从现在中央财政对地方拨付的途径看，这也将大大削弱地方政府的权限。

与西方国家不同，中国的社会保障、医疗保障等项目的收支并不通过财政直接进行，而未来这类开支的膨胀是能够预见的，它是被财政吸纳还是以别的形式存在尚不清楚，但没有迹象显出，在这类开支上根深蒂固的户籍歧视将出现松动一一即使大量年轻的外来人员白白为其垫付了成本。地方权力在不同领域的松动与稳固，印证了一个简单的道理：税收，从来就不是作为一个独立的制度而存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