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元化先生教我做学问

当代中国著名的思想家王元化先生遽归道山，忽忽已近两年。我结识王元化先生很迟，但也有好多年了。每每想起元化先生生前的音容笑貌，总不能自己。

我因为顾准研究工作的因缘，通过知名学者、顾准的胞弟陈敏之先生的介绍，认识了顾准同志的许多老战友、老同事、老部下，元化先生也在其中。

在上海“孤岛”时期，元化先生在中共地下文委工作，当时的文委书记是孙冶方，顾准是副书记，元化先生曾说过这样的话： “我是吸取地下党文委的奶汁长大的。”

我在进行顾准研究时，曾经多次向元化先生请教。与他相处，听他一番话，真是如沐春风，受益匪浅。我的关于顾准的系列作品，如《顾准传》、《顾准画传》、《顾准的最后25年》、《顾准：民主与“终极目的”》等，送给元化先生过目，都谬承元化先生夸奖，这是他对我的鼓励。

直到今天，我还清楚地记得，当元化先生拿到拙编《顾准：民主与“终极目的”》一书时，脸上露出欣喜的神色，眼睛闪着光亮。他对我说，你编的顾准这本书很好。当时拙编收人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野百合花丛书》。在此之前，元化先生已经看过同一丛书中的胡风等人的著作。元化先生认为，《顾准：民主与“终极目的”》通过顾准小传、顾准文论、顾准日记三个部分，概括了顾准这个当代著名知识分子追求真理。尊重事实却充满坎坷与磨难的一生，他超前的忧患意识、高尚的品质和道德情操，以及最具冲破教条主义、反对个人迷信的内心力量，集中代表了中国优秀知识分子的精华。所以这本书虽然篇幅不长，却对普及顾准思想很有裨益。

元化先生还十分关心拙作《顾准评传》和拙编《顾准再思录》、《顾准文集(增订本)》的出版，并亲笔题写了书名。他还不顾年迈体弱，援笔书赠我一款条幅，内容是： “顾准对于从一九一七年到一九六七年半个世纪的历史，包括理论的得失、革命的挫折、新问题的出现，都作了思索，显示了疾虚妄、求真知的独立精神。”王元化先生的题词，用力道劲，内容深邃，堪称瑰宝。这无疑既是对顾准精神的崇高评价，也是对我工作的莫大支持。

在我的印象中，元化先生特别推崇“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的原则，他的博大精深的学问，让人敬重，令人心折。

就我记忆所及，元化先生通常总能就某个话题，发表独特的见解，他是个“通人”，读书多、勤思考、交际广、信息灵……所有这些，促使先生成为能于我们这个时代的高处瞻望未来的思想家。每次到他家里，我总会看到先生不是在与人谈话，就是伏案读书。即便在晚年视力非常不好的情况下，元化先生还是手不释卷，在阅读陈寅恪的书。《吴宓日记》续编一经出版，马上就出现在先生的书房……

每次，坐在元化先生身旁，听他纵论天下、臧否人物、探究学问，那是一种何等惬意之事!他神采飞扬、舌粲莲花、妙语连珠，无不令人叹服。有时先生也关心我的学习与工作，并且善意地提醒我做学问的诀窍和学会观察社会、如何待人处世等等。有的时候他还留我一起用餐，现在回想起来，感到特别温馨。

有一次，元化先生问起我最近在忙什么，我说我所在的学院要我为学校创始人、中国现代会计之父潘序伦作传。我向他提了一个现在想来是很傻的问题：“你是否知道潘序伦?”以元化先生的经历和学识，他怎么会不了解潘序伦呢?谈话当中，我就开口请他为拙著题写书名，元化先生让我先在字条上写好备用。隔了没几天，我就收到了当时帮他打理的助手蓝云阿姨寄来的元化先生手书的“潘序伦传”。我把这题字看作是元化先生作为老一辈学人，对年轻学者支持与厚爱的象征。

二00六年十月十九日，是鲁迅逝世七十周年纪念日。《书屋》杂志资深编辑刘文华先生特地给我打电话，让我得便时在上海请对鲁迅素有研究的元化先生写一篇纪念文章。在以往我与元化先生的交谈中，每每可以听到老人家对鲁迅先生的评价，虽不能至，心向望之。在无拘束的聊天过程中，元化先生告诉我，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八月八日，日军开进北平。驻城军要撤走了，北平一片混乱，到处是准备逃难的人群。他家也要走了。听说日军要抓知识分子，书籍和钢笔只得扔下，可是他实在不舍得那一幅自己画的鲁迅像和两册《海上述林》，就瞒着家人塞入箱中。元化先生一直喜欢读鲁迅的作品，并撰写了不少鲁迅研究的文章，产生了很大影响，他还曾想写一部《鲁迅评传》……

年龄不饶人，元化先生已经八十多岁，体弱多病，读写俱难。我与元化先生商量的结果，由我将先生过去所写有关鲁迅诸篇，摘其精要，汇编在一起，以便读者阅读。这篇《王元化谈鲁迅》，经过先生审定，刊登在《书屋》二oo六年第九期上。能在先生的耳提面命下做这项工作，是非常愉悦的，我觉得很有收益。

前几年，我在研读了元化先生的著作之后，撰写了《反思・理性・进步――王元化先生的反思理论与实践》一文。先生很谦虚，不愿我写，后来在我的要求下，对拙文作了润饰修改，发表在《书屋》杂志二00六年第六期上。文章中开明宗义说： “在我心目中，王元化先生不啻中国读书人的良心，是中国知识界继续走‘五四’道路、追求民主与进步的一面旗帜。”我认为，元化先生对当下的中国社会进程而言，已经成为一位显示了“反思”力量的标志性文化人物，或是一种富有感召力的精神存在。

我在文中着重介绍了元化先生反思的重点――对“五四”的再认识。他认为，“五四”精神体现于个性解放精神、人道精神、独立精神、自由精神，而“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正是“五四”文化精神的核心所在。他指出，“‘五四’并非是过去人们所想象的美丽乌托邦，它同时也为二十世纪中国的思想界留下了负面的遗产。”姑且不论元化先生的反思是否最接近历史的真实，但我们至少从中看到了他探求真理的执著追求。这种反思是需要极大勇气的。我在文章的结尾说：“反思，是成熟了的人的思想特征，当然也是成熟了的社会的思想特征。”元化先生“就是当代中国文化界的一个坐标”。若以此作为参照，也许可以衡量出当下文化界某些人藏在骨子里的“小”来。

曾经有一段时间，在上海教育出版社资深编辑刘景琳先生的鼓动和撮合下，为元化先生做回忆录，由他口述，我来整理。我认为兹事体大，当从长计议。在景琳的安排下，元化先生接受了我们数次访谈。可惜的是，后来由于元化先生的太太张可女士溘然长逝，对先生的精神打击很大，他的身体每况愈下，口述的事情便停顿了下来。这是我终身抱憾的。

现在回想起来，每每在求教中，元化先生渊博的学识和清晰的思维令我难忘。我惊叹元化先生的超凡记忆而问其缘故，元化先生说，他的记忆力这么好可能得益于母亲，她没受过什么教育，但对一些元曲却能一字不错地背诵。他小时候经常听母亲给他讲述历史故事，所以即使在先生晚年，他对经历的人和事仍然记忆犹新……

元化先生是我国当代著名思想家，一生著述宏富。二十多年来，元化先生的著作只要一出版，我便马上购读，加上元化先生的馈赠，我所收藏他的几十本书，都承元化先生题签。元化先生对书法也很有研究，他曾书写条幅赠我，条幅写得笔法温厚、文质彬彬、形美义真：“不降志，不辱身，不趋赶时髦，也不回避危险。右录胡适语书赠罗银胜同志”，洵为墨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