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怀特计划\凯恩斯计划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一)

自2007～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引发经济危机并波及全球以来,国际社会关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呼声日益高涨, 60多年前的“凯恩斯计划”也被屡次提及。 “凯恩斯计划”何以有如此穿越时空的魅力?而在上世纪40年代为什么被弃而不用?更重要的是,当时的凯恩斯计划、怀特计划之争是如此意义深远,以至规划了二战后的国际货币体系格局,使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这段历史。在当前我们对国际货币体系的未来备感迷惘之际,回顾英美的这段国家利益之争,对于我们明了目前的格局从何而来将不无益处,并促使我们思考、总结经验教训,更好地清楚中国的“位势”,从而制订合适的应对战略。为此,本文作者系统梳理了从凯恩斯计划、怀特计划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的历史脉络,对于应对目前全球金融和经济问题的作用以及对于中国的意义。鉴于篇幅较长,本刊分两期予以刊登。

布雷顿森林会议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

1944年7月1日至22日,来自44个国家的730名代表出席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布雷顿森林召开的联合国和盟国货币金融会议,后称布雷顿森林会议,会议通过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以下简称《协定》)。如果追溯一下《协定》的发展过程可以看到,此《协定》是以1944年4月公布的《关于建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专家联合申明》以下简称《联合申明》)为基础,经44国代表讨论通过的。而此《联合申明》则是美国以“怀特计划”(由美国财政部部长摩根索的助理哈里・德克斯特・怀特撰写,并以其名字命名。)为蓝本,在1943年5月至1944年4月约一年时间内与多国协商的结果。在美国与多国的谈判中,最重要的是与英国的谈判。美国与46个国家广泛磋商以及其中更小一些范围的18个国家的磋商,仅仅耗时两个月左右(1943年5～6月),而与英国的谈判(包括正式谈判和民间学术组织的非正式沟通)则贯穿始终,尤其是1943年9～10月和1944年1～2月,英美两国在华盛顿有着硝烟弥漫的较量。在英美谈判中,英国手中握有的方案是“凯恩斯计划”(由时任英国财政部顾问的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撰写,并以其名字命名)。凯恩斯计划、怀特计划、《联合申明》和《协定》的关系参见图1。《联合申明》的达成,是英美之间妥协的产物。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怀特计划、凯恩斯计划的出台,并不是为了某次规划战后经济秩序的国际会议而特意准备的。实际上,怀特和凯恩斯是在互不知道对方也在做类似规划的基础上几乎同时起草他们的规划的。1941年12月,怀特写出了后来被称为怀特计划的第一稿,即“对盟国之间货币和银行行动的建议”。同年9月,凯恩斯写出了后来被成为凯恩斯计划的第一稿即“关于国际清算同盟的建议”。当凯恩斯于1942年7月第一次看到怀特计划时,他感到既吃惊又受到鼓励,因为他和怀特在并行的起点上思考同类问题。怀特和凯恩斯各自撰写这样的计划的背景是什么?意图是什么?这对了解两个计划的特点并理解为什么战后国际货币体系是按怀特计划的思路而非凯恩斯的思路演进至关重要。

怀特计划、凯恩斯计划的由来

怀特计划的由来

1941年12月14日在美国财长摩根索的办公室,摩根索要求怀特撰写一份关于为同盟国提供帮助和战后国际货币安排的报告。此时的一个背景是,七天前即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美国参战势在必行。作为有共同目标的盟军,美国必须就如何与支援盟军以及财政经济制度如何安排等问题做出部署,由此可以推测,正是罗斯福总统要求摩根索财长尽快拿出一套方案来的。而从1941年8月13日罗斯福总统与丘吉尔首相签署《大西洋》和不久之后的1942年1月1日美国联合苏、英、中等26个国家在华盛顿签署《联合国家宣言》来看,美国的战略思维已由孤立、中立主义向主动承担全球领导责任的态度转变。因此,经济金融上的安排必然与政治、外交上的提议(比如联合国)一脉相承,强调一种联合、制衡的机制。12月30日怀特即拿出了名为“对盟国之间货币和银行行动的建议”的长达20页的报告。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完成这样一个长的、考虑周全的报告,显然许多想法在怀特心中已经成熟甚至是呼之欲出了。这与怀特曾在1940年筹备泛美银行的经历有关,这个拟成立而当时未得到国会批准的机构正是一个区域性的国际组织,怀特已经对其细节进行了诸多思考,当他接到摩根索的任务之后,需要做的就是将其放到一个地域范围更广阔的背景下去予以考虑了。

凯恩斯计划的由来

促使凯恩斯写出一个战后国际经济、金融规划的重要背景是英美之间租借协定的谈判,凯恩斯计划是作为英方克服英美双方谈判难点的一个应对方案出台的。

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开始后,美国并没有参战,所以不能提供免费武器,为了向英国等盟国供应物资和军需品,并避免走一战时用政府借贷为军售提供融资的老路,美国政府设计了租借制度。根据这项制度,“任何国家,只要总统认为其防卫行动对于保护美国至关重要,就有资格获得租借援助”。即美国政府可以购买其工厂所生产的所有军需品,而且,如果它认为这些军需品最好的用途是由英国、法国以及包括苏联在内的其他盟国保护美国,它就会“在抵押的基础上,向大西洋对岸的人们或者出租或者出售这些物资”。租借法案于1941年3月11日成为法律。该法案的提出对英国人产生了重要的心理影响,被视为具有在英国最需要的时期提供帮助的“轻快、慷慨和伟大的精神”。

当时英国财政的困难程度,可以从当时英国财政部大臣的估计中看出来:1939年12月英国财政部手中的黄金和美元储备还有5.45亿英镑,估计将以每年2亿英镑的速度减少。而在希特勒1940年春迅速征服西欧大陆后,英国的供应问题变得更加严重,英军在敦刻尔克大撤退时丢弃了大量的军事装备。可见英国是极需要美国援助的。凯恩斯作为英国财政大臣的私人代表在1941年夏天六次访问华盛顿,磋商英美租借协议细节。尽管英国可以无须支付就能得到货物,但不是没有条件的,租借协议规定,作为回报,美国获得的利益“可以是付款或者实物偿付或者财物,或者是总统认为可以满意的任何其他直接或间接的利益”。在就英国如何给美国“回报”这个问题上,美方提出的第七条款尤其刺痛了英国,它提出“禁止对英美双方的进口商品进行歧视”,显然意在打破渥太华协定建立的帝国特惠制,双方经过数轮谈判而僵持不下。

于是,在1941年8月至1942年2月的这段时间里,英国以两个平行的策略来对付租借协定第七条款草案。第一,争取对第七条做出一些修正,使英国的承诺不必具体化,以换取美国战争物资供应。第二,设计一些符合美国的要求,或至少看上去是这样的新建议。在这样的背景下,英国政府成立了好几个高层委员会讨论战后问题,几个规划也同时浮现出来,凯恩斯撰写的战后规划是其中一个。凯恩斯意识到如果只是双边谈判,必然陷入僵局,需要有一个更为国际化的方案取代双边谈判,将国际收支问题的处理交到一个国际机构去,并要在保证了国际贸易的扩大的基础上再谈“贸易非歧视”问题。在英国几个方案的并行角逐中,凯恩斯的方案最终被采纳,于1942月5月7日被战时内阁批准为作为与美国讨论第七条款的基础。这就决定了凯恩斯计划必然是以英美两极为主考虑的,在充分保全英国利益的基础上,部分(至少是表面上的)迎合美国的利益,比如在凯恩斯计划的早期版本中,对国际机构的规划是由英美两国作为创始人(two founder),并在机构中发挥绝对的主导作用。因此,相比而言,“美国更懂得依靠多边机制,建立一个自由贸易与金融的机制;而英国还在迷恋英帝国特惠制,企图借英美双边联合继续保持英国地位。这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凯恩斯计划输于怀特计划。”(Boughton,2002)

怀特计划与凯恩斯计划的比较

目标

怀特计划中把要成立的国际机构命名为“国际稳定基金”,说明怀特计划更看重的是维护各国间汇率的稳定,他的逻辑是:汇率稳定了,国际贸易自然发达,而要稳定汇率,最重要的就是要有一个信贷机制调整国际收支之短期缺差。凯恩斯计划中把要成立的国际机构命名为“国际清算同盟”,说明凯恩斯更注重的是各国货币多边清算的功能。

在提笔做战后规划时,怀特和凯恩斯面对的是同样千疮百孔的世界经济。如(1)1929～1933年大萧条在主要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传递及带来的恶果,希特勒可以被视为是对经济大萧条给德国带来的极端恶果的一种极端反应。(2)各国以邻为壑的贸易保护政策和竞争性贬值给世界贸易带来的冲击。(3)金本位制度给各国经济带来的“黄金枷锁”――为了保证黄金的可兑换,一国不得不牺牲国内经济政策调节的自主性,直至无法为继而停止黄金兑付,即使是能节约黄金使用的“改良”的金汇兑制度,仍然逃脱不了崩溃的命运。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这一段被凯恩斯称之为“乱七八糟”的混乱局面,引起了当时所有有良知的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的深刻反思,他们相信,这种混乱是一战后有缺陷的经济安排所造成的,他们期望能吸取教训。

怀特和凯恩斯都试图避免30年代的那种货币战和贸易战,他们都想重建一个汇率稳定、贸易自由的自由经济世界。他们希望能结合传统金本位制度在固定汇率方面的优点和浮动汇率制能给国内调整带来独立性的优点,同时又能避免各自的缺点,所以他们都提出了这种可调整的盯住汇率制(Adjustable Peg)的安排,提倡汇率在通常情况下保持稳定,而在重大的不平衡(Fundamental Disequilibrium)时是可以调整的。他们也一致认为,为应对一些短期的国际收支不均衡,应该有一种机制提供缓冲(buffer),给缺差国以喘息调整的时间。遗憾的是,虽然两人有一些共同的目标,但思路和解决方案却是不一样的。

凯恩斯的思路是设立一个国际间的多边清算机构,叫做“国际清算同盟”(International Clearing Union),并创设一个新的世界货币来作为普遍支付的工具,借助这个机构,通过一系列的制度设计来实现国际间汇率的稳定及短期国际收支不平衡的调节等功能。凯恩斯计划中有两个关键点即“清算同盟”和“世界货币”。“清算同盟”的思想是借鉴了德国的“冯克计划”。该计划的要点是在战后成立一个由柏林管理的“欧洲清算联盟”,当时德国已与27个国家签订了双边协定,“冯克计划”正是要把这种双边的清算制度转变成为在德国控制下的欧洲地区的多边清算联盟。当凯恩斯1940年11月见到关于“冯克计划”的详细资料后,非但没有如其他许多英国同僚们预想的那样对其进行批评,而是令人大吃一惊地评价说“这个计划非常出色,这正是我们自己应该考虑去做的事”,因此凯恩斯借鉴了这一设计。这样,能通过一个多边的框架代替陷入谈判僵局的英美租借协议之双边谈判,通过劝导美国加入一种一般性的、集体负责的体制,比较巧妙地回避英美的直接矛盾。而关于世界货币和世界中央银行的思想,凯恩斯早在1930年出版的《论货币》一书中在就提到,“理想的方案是成立一个国际银行,它和世界各国中央银行的关系就像各国中央银行对会员银行的关系一样”,“理想通货可能应当采取一种国际本位”,“我们需要的是这样数量的国际货币,它不取决于黄金开采的技术进步,也不取决于一国黄金和储备政策所引起的巨大波动,而是取决于当前世界贸易的现实需要,它能够随意扩大和缩减,以便抵制世界有效需求中的通货紧缩和通货膨胀趋势”,并暂称它为“国际银行货币(简称为S.B.M)”(凯恩斯,1930,P547～555)。当凯恩斯在1941年9月撰写关于战后国际货币体系的恢宏规划时,他需要做的就是把清算联盟和世界货币的思路相结合,并把稳定汇率等功能赋予这个国际机构去了。

怀特的思路则是设立一个国际货币稳定基金(以下简称ISF),由参加各国共同出资设立基金,在成员国有资金需求时,按各自所出的份额,从该基金中借入所需外汇,以促进货币的自由汇兑,稳定外汇市场,使国际经济及贸易获得扩展。其原型是当时已经在美国运作的外汇稳定基金(以下简称ESF),是一种将美国本国的做法扩展到国际去运作的一种设计。ESF是按1934年1月的《黄金储备法令》设立的,是在1933年罗斯福政府对美元实施贬值后为稳定美元汇率而采取的举措。该法令还授权ESF将不需要用于干预外汇的闲置资金运用于政府借贷,因此ESF在向与美国交好的国家的政府借贷方面做了很多实践,而怀特在1938年成为美国财政部货币研究部主任后,正是主管ESF贷款方面的工作。他很自然地将ESF的实践运用于ISF的规划中去。在ESF的借贷机制中,采用的是一种与传统的双边贷款截然不同的方法,是一种非常独特的类似于货币互换的机制,即美国将美元借给借款国,借款国需要同时支付给美国一笔等额的该国货币。此特征可以从一笔美国与墨西哥于1936年1月签订的ESF贷款合同中看出来。当墨西哥有美元贷款的需求时,墨西哥央行(作为墨西哥财政部的行)需将一笔等值墨西哥比索存入纽约联储(作为美国财政部的行)在墨西哥央行的账户上(会计处理为贷记),当纽约联储确认后,将发放这笔美元贷款给墨西哥财政部,具体会计操作是贷记墨西哥央行在纽约联储的账户。而这正是怀特计划最鲜明的特征。

份额及其缴纳

总盘子。怀特计划中,份额总盘子设定为50亿美元。凯恩斯计划中,总盘子为250亿美元。怀特计划的资金需求量比凯恩斯计划要小得多,这与英、美双方的国际经济地位有关。战后的英国地位是贸易地位下降、资产流失和债台高筑。而美国则完全相反。因此,凯恩斯计划是从债务人的角度制定的,想得到一个无附加条件即可借钱的计划。而怀特计划则是从债权人的角度制定的,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最担心自己成为“取钱罐”,它要将自己的义务限定在一定范围内并要用借贷来强加一定的条件,其态度自然是趋向谨慎、保守。另外,怀特计划中还有关于国际复兴与开发银行即世界银行的规划,将长期性的融资安排赋予这个机构,因此将ISF的总盘子设计得不那么大,使其仅应付那些短期的、不那么棘手的问题。

各国份额如何确定。怀特计划中,各国份额依据各国同意的特定公式来计算,公式应包含以下几个因素:该国的黄金、自由外汇持有量、国际收支的持有量和波动率、国民收入。

凯恩斯计划中,各国初始份额根据该国战前三年平均的进出口总额的一定比例(比如100%或75%)来确定,待战后过渡期以后,可以按战后各国贸易情况再重新计算份额。英国只以贸易额为主要考虑因素,并解释说这符合国际清算同盟主要解决外汇问题和国际贸易平衡问题的定位。而美国还将黄金持有等因素纳入公式。英国不愿将黄金等因素纳入份额的计算公式,可能与当时英国黄金储备大量流失有关。

是否需要实际缴纳份额。怀特计划中是需要的,且需要全额缴纳其份额,其中必须有一定比例的黄金。依各国情况的不同,黄金缴纳比例在30%～50%之间,总体原则是如果一国的黄金、外汇储备很多,则应缴纳更多的黄金,比如说一国如果黄金、外汇储备超出其份额的三倍,则其份额中应有50%以黄金缴纳。如果一国的黄金、外汇储备比其份额还低,则其份额中只需有30%以黄金缴纳。剩余部分可以该成员国本国货币或本国政府债券缴纳。而凯恩斯计划中是不需要实际缴纳份额的。

治理机制

决策机构。怀特计划中,各国选派一名代表,组成理事会,任期五年,一年开一次董事会。由理事会选出一位总经理和若干副总经理。由理事会选出一个执行委员会,不少于11人,且这个执行委员会是全职工作人员。凯恩斯计划中,各成员国按份额大小派代表组成一个不超过12人(或15人)的董事会,占有大份额的国家可以单独地任命一名成员,而小份额的国家则需联合起来(这些国家可以是地缘关系或者是政治关系相联系的国家)派一名成员。

投票权。怀特计划规定,每个成员国拥有100个基本投票权,在此基础上,根据它们在ISF的份额,每拥有100万“尤尼他”(解释见下文)则增加一个投票权。因此该国的投票权与该国的份额相挂钩,但并非精确地成比例。任何国家的投票权不能超过25%(最终版本)。凯恩斯计划要求,董事会中每个代表的投票权与其份额成比例。

汇率

初始汇率如何确定。怀特计划中,新创了一种国际货币,名为“尤尼他”,尤尼他的价值由一定量黄金价值规定,各国货币与尤尼他联系。如果要改变尤尼他与黄金的比价,需要有85%以上的票数同意。各国货币与尤尼他的初始比价按该国货币在1943年7月1日与美元的比价来确定。凯恩斯计划中,由国际清算同盟发行一定量的国际货币“班柯”(Bancor)作为清算单位,班柯的价值由一定量黄金价值规定,各国货币与班柯联系。班柯与黄金的比价由董事会决定,各成员国自行确定该国与班柯的比价。而在凯恩斯计划的早期版本中规定,班柯与黄金的比价由两个创始国――即美国和英国协商决定。这体现了凯恩斯脑海中仍存有的帝国思维。

汇率如何调整。怀特计划中,各成员国的汇价只有在面临重大不平衡时才能调整,且需75%以上的票数的同意。而凯恩斯计划规定,各国汇率在未经董事会批准下不能随意调整,但该规定比较宽泛,不似怀特计划里规定得那么明确和严格。这再一次看出怀特对汇率的稳定更为重视。

贷款机制

怀特计划中的贷款机制实际上是一种货币交易机制,ISF只是作为各国货币和黄金的一个资金池,而非能够创造一般化信贷的银行。如果成员国要借入某种外汇,首先要增加其在基金账户上的本国货币,它所借出的只是放在它里面的。因此怀特计划在贷款资源的配置上是有选择性、谨慎的。怀特所持谨慎性的部分原因是其赋予ISF这个机构的职能仅仅是稳定汇率,而不是为重大的长期问题提供解决方案,重大的长期性资金需求由国际复兴开发银行来满足。

凯恩斯计划中,由于没有初始资金的投入,成员的贷款实际是一个透支的机制。成员国的中央银行在清算同盟设立班柯往来账户,对于国际收支上有顺差的国家,国际清算同盟则将其账户做贷记处理,而有国际收支逆差的国家,国际清算同盟则将其账户做借记处理。轧差清算后,整体上拥有国际收支顺差的国家将呈现贷方账户(可称之为债权国),整体上拥有国际收支逆差的国家将呈现借方账户(可称之为债务国)。这样达成的效果就是,所有债权国作为一个整体向债务国发放信贷。而这也正是凯恩斯要达到的目的,“英镑区的原则在帝国的框架下使美国人感到不能容忍,但如果把这个原则变成普通的原则,美国人就可能接受。我预计,尽管美国绝不愿意把它的盈余转让给我们,但它将会同意把盈余转让给一个抽象的X国(即英国)”(凯恩斯,1941)。

在此处我们有必要分析一下两个方案中的世界货币――“尤尼他”和“班柯”,它们的作用和地位是不同的。怀特计划中的“尤尼他”只是单纯的记账单位,ISF在从事货币交换后为方便统一记账,可以创设一种新的记账单位,但是如果没有这个记账单位,也丝毫不影响ISF成员国之间的货币交易,对整个机制毫无影响。而凯恩斯计划中的“班柯”是一种国际交易的真实的中介,成员国贷款时要真实地与国际清算同盟和班柯发生关系。

对逆差国的约束机制

怀特计划中,由于采用货币交换机制,一国如处于逆差国的地位,必定是以本国货币换取所需的外汇,该国在基金的账户上必然是本国货币增多。因此,怀特计划是从ISF对一国货币的持有量的角度来对逆(顺)差国进行规定。它规定,ISF对一国货币的持有量不能超过其份额的150%(第一年),此后不能超过200%。第一年份额的150%和此后的份额的200%即为容纳份额,这就意味着成员国应将其逆差保持在一定范围内。当基金持有的一国货币达到其容纳份额时,则该国进一步换得外汇需要董事会的同意,且需要满足一定的条件,比如说有理由相信这只是暂时的,该国正在采取措施调整此不平衡等。当超过其容纳份额时,则该成员国会被要求存入抵押品,可存入黄金、外汇或政府债券。

凯恩斯计划规定,未经董事会的同意,一国的逆差在一年内不能提高其份额的四分之一以上。一旦有两年以上发生了此情况,该国货币有权贬值,但贬值幅度不能超过5%。如果一成员国的逆差达到其份额的二分之一以上,董事会有权要求该国缴纳一定的黄金、外汇或该国货币(采取什么形式由董事会决定)作为该逆差账户的抵押,或要求该国采取贬值、资本管制等措施。如果一成员国的逆差账户达到该国份额的四分之三以上,或理事会认为增长得太快或量太大,理事会有权宣布该国违约并停止其取款功能。

由此,凯恩斯计划中提了逆差国可采取的具体调整措施,比如货币贬值、资本管制等;而怀特计划中并未提及。

对顺差国的调整机制

在怀特计划中,一国如处于顺差国的地位,必定是其他国家以他们的货币来换取该顺差国的货币,那该顺差国在基金的账户上必然是该国货币减少,甚至会出现稀缺。因此,怀特计划中规定,如果一国货币在基金账户中减少,并有迹象将耗尽时,基金要向提供该货币的国家提供一个报告,分析其原因并提出建议,基金还可采用多种方法提高对此种稀缺货币的持有量,比如与某些成员国就取得这种稀缺货币做特种借款安排等。

凯恩斯计划中则规定,如果一成员国的顺差超过了其份额的二分之一,该国需与董事会商定应该采取什么措施来重新回复平衡(且董事会应有最终决定权),这些措施包括:扩大国内信贷和国内需求、该国货币升值、降低关税以及减少其他进口障碍、国际开发贷款等。

两相比较可以看到,凯恩斯计划明确地对顺差国提出了调整的要求,而且凯恩斯计划中专门有一章阐述为什么要对顺差国施加调整的义务以及建议采取的措施,他认为,“顺差国应当被强制性地花掉这些顺差额”。而怀特计划并没有给顺差国规定调整的义务,只是一些没有实际约束力的劝说,并对基金如何取得顺差国的稀缺货币做了一些安排。

另外,凯恩斯计划中非常独特的一点是对有过多顺差和有过多逆差的国家都有惩罚机制,既不鼓励一国累积过多的顺差,也不鼓励一国累积过多的逆差。他规定,如果一国在清算同盟的班柯账户(不管是贷方账户还是借方账户)比份额多出四分之一以上,就要收取1%的费用。如果是多出二分之一以上,再加收1%的费用。这样的话,只有那些将其国际收支差额控制在其份额25%上下范围内的国家才能免缴此项费用。也就是说,各国都应尽量保持国际收支比较平衡,与一国巨额顺差相对应的必定是其他国家的巨额逆差,如是就产生了汇率不稳定、国际贸易纷争等多种问题。而如果各国的国际收支都比较平衡,就不会产生那么多尖锐的问题。凯恩斯的这一思想时至今日仍然对国际经济有非常深刻的指导意义。

重要概念:

帝国特惠制:是英联邦各成员在1932年签订的《渥太华协议》中提出的。该协议规定,凡使用英联邦原料或劳工占50%以上生产出来的商品,出口到英联邦各成员国家或地区都可以享受特惠税的待遇。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银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