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金融战略的逻辑思考

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使我国一跃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贸易体和经济体之一。中国已成为全球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一举一动已被世界所深切关注。国内经济的市场化程度也显著提高,各个市场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牵一发而动全身。与此同时,我国的金融发展和对外开放却滞后于经济发展和全球化需求。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近些年,国内外有关人民币汇率、金融市场对外开放、人民币国际化、外汇储备运用和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等议题的讨论不绝于耳。但是,单独讨论任何一个议题,都显得千头万绪,较难说清楚我国的核心利益所在,改革应坚持什么样的原则才能既促进效率,又防范风险。中国缺乏一个为各方所能接受的、能指导全局可操作的金融战略。这已成为金融界人士多年来的共识。研究金融战略,既需要大智慧,需要跳出繁杂的现象直面本质,不被个别领域内形形的言论所迷惑;又要坐得住冷板凳,需要沉下心来熟悉国内外经济、金融的真实情况和运动规律,掌握各种理论实质和政策模式;更需要有莫大的勇气,需要面对各种质疑和可能的失败。因此,虽然有强烈的市场需求,但真正的金融战略却几乎无人触及。夏斌和陈道富两位作者,借助长期的政策研究和金融实践,潜心思考,写出《中国金融战略:2020》这本书,首次从政策角度系统思考中国的金融战略,为中国未来的金融发展提供了有益的探索。

在这本书中,作者不拘泥于金融业本身的发展,为思考金融战略而研究金融,而是放在全球经济、金融未来10～20年发展得大背景下,紧紧围绕实体经济发展的需要,广泛吸取国内外近百年经济、金融发展的经验教训,结合我国金融发展的实际设计未来金融的发展战略。作者认为,从现在到21世纪20年代末的10年战略过渡期内,战略的具体实施,绝对不是也不应该简单模仿,照搬世界上所谓最发达、最复杂的金融体系中的技术与工具。中国金融发展和金融战略的取向,不是为了金融本身,而是为了确保中国经济在转轨过程中的持续稳定的增长,这是最高目标。中国正在或者说已经成为世界主要经济大国,但是在金融领域,还没有充分的全球化,还谈不上金融强国,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判断。作为一个事实上的正在崛起的经济大国,同时又非金融强国的地位,决定了经济崛起的局面难以持久的、独立的巩固下去。这一事实同时告诉人们,从非金融强国到金融强国,必须要有一个体现“赶超”特点的金融战略。这一战略应该是既能基本顺应、体现现实国际金融世界中本身有缺陷的金融规则,同时又要发展有助于改善国际金融体系缺失的相关要素。

从今后10～15年的长趋势看,中国经济要保持稳定增长,面临的环境挑战主要有五个方面:

一是我国人口结构优势在2015年左右开始迅速消退,将构成未来经济增长的约束与潜在负担;二是环境与各种资源的约束,将增加未来世界和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的压力;三是困扰中国经济长期未解决的结构失衡(包括当前突出的储蓄消费结构失衡问题等),将在相当程度上伴随并成为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顽疾,也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贯穿始终的中心任务;四是可以预计,今后的10～20年内,以美元为主、“一极多元”、动荡不确定的国际货币、汇率体系,将是长期直接制约中国经济崛起的外部因素;五是我国金融发展长期不足,明显滞后于当前经济发展的需要,对实体经济的发展构成了较大的约束。

因此,面对目前现状,这些挑战意味着,我国滞后的国内金融必须以更快的速度、全面地加快市场化进程;相对于目前的金融对外开放速度,更应着重加快金融的对内开放;相对于目前以行政调控监管为主导的管理取向,更应抓紧时间向市场化、法制化方向转向,以适应国内经济的快速和发展。一句话,必须真正、全面加快国内的金融改革步伐。

当然,中国不能埋头于国内金融的发展,对外开放的目标也不仅仅是局限于过去吸引外国资金、金融机构、外方金融技术的低水平思考,而是要放眼于国内国际两个金融市场间的资金有效配置。为此要未雨绸缪,主动出击,积极参与国际货币体系的重建、国际金融监管治理的改善、亚洲货币金融合作事务的推进,以及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以争取国际金融事务上的更大话语权,营造包容、合作、共赢的外部金融环境,以尽可能在国内国外两个金融体系中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创造相对较高的国民财富与福利。

这些挑战还意味着,继续积极融入金融全球化、拥抱金融全球化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一项重要战略,但是鉴于未来10年国际金融秩序仍是动荡的背景,中国金融的开放仍需谨防国际金融风险向我国的传递。

为此,中国推动的是积极有序的金融开放,或者说是有节奏的、有限度的金融全球化,而不是在战略过渡期十年内的某一时点上,彻底、全面的开放金融。

金融的对外开放,直接涉及汇率制度(价格放开)与资本账户的开放(数量与领域),这两者决定着对外开放的程度。今后的10年内,面临中国经济自身的问题与世界经济金融进一步不确定的态势,在汇率制度上,力争真正实现市场可信的、钉住一揽子货币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也许是适合我国经济发展的最佳选择。从中长期来看,钉住他国的固定汇率制度不符合大国崛起的战略利益。而我国宏观调控能力及金融市场的发育程度还不能支持当前完全的浮动汇率制度。更重要的是,我国当前实行有管理浮动汇率制度是有条件的,而人民币实际汇率面临长期升值压力,需要名义汇率波动给予适当反映。当然,在这过程,需要给国内经济调整与转型以适当的条件和时间。或者说,在我国的战略过渡期内,只能选择次优的近似货币区,同时应主动、积极创造条件和积累经验,在于资本账户逐步开放和人民币逐步国际化相协调过程中,逐步脱离事实上的近似货币区,成为新的货币区的中心货币或关键货币。

配合汇率制度的逐步市场化进程,资本项下的开放也必然是逐步开放的过程,应坚持“主动、渐进和可控”。金融业对外开放既可以伴随着人民币的国际化,也可以使用现有的国际货币。面对有缺失的国际货币体系,为了确保中国经济崛起的利益不受更大的损失,需要人民币与本国经济开放程度相适应,逐步实现人民币的国际化。

这三个战略内容想同时实现,本身存在一定的难度。尽管这也许在其他国家金融发展中难以看到,但经仔细分析后的冷静思考,确实是中国金融发展中所必须面对的。由此出发,实施中国金融战略将面临着不可回避的困境:要保持较为稳定的汇率环境,人民币资本项下开放的步伐不宜过快;放慢人民币资本项下开放的步伐,决定了人民币不可能在短时间内真正实现国际化。如果现在就放任人民币自由兑换,意味着资本项下管制基本失效,进而意味着汇率水平只能基本由国际和国内市场的供求所决定。如果中国是不以人民币国际化为最终目标,则是缺少了一股能体现世界经济实力格局变化的、对有缺失的国际货币体系的制衡与改善力量,是制约国际货币间汇率动荡活动中的一个遗憾,同样也不利于中国经济发展所要求的稳定的汇率环境的实现。

困境是客观存在的。能否使困境降到最低程度?或者说,能否使中国在金融开放中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程度?这只能期望中国在金融战略实施中:

第一,汇率政策与资本账户管理政策的变动,要尽可能的衔接好,以免引起宏观经济的不稳定;第二,在战略过渡期内,不期望人民币完全的国际化,期望人民币逐步的区域化,再此过程中,汇率与资本管理政策与其尽可能衔接好;第三,通过创设人民币离岸市场,在相对隔离人民币区域化和国内人民币市场的同时,视国内汇率、资本管理政策的演进,监测、调控人民币离岸市场的规模与结构,适时调整、扩大离岸与在岸两个市场的贯通渠道,以不断推进中国整体金融的开放步伐。

金融本身具有内在扩张性和不稳定性,金融全球化在提高效率的同时,也存在风险,特别在当今美国经济与美元主导的不稳定、不对称的国际经济、货币和汇率体系下,对于我国这种发展中的转轨大国而言,金融开放的风险更是不可忽视。金融对外开放的风险,既来源于内部经济的扭曲、宏观稳定政策的不当,也来源于国际金融市场的不稳定和不对称。防范对外开放的风险,并不是放弃开放的收益不对外开放,而是应该完善内部经济运行机制,注重宏观稳定政策的有效配合,并对金融市场保持必要、有效的监管,特别是其中与实体经济关系不大的部分。因此,我国未来的金融对外开放,应循序渐进,注重政策的搭配和内外部环境的优化。

金融是为经济服务的,并在为经济服务的过程中实现自身的价值。因此,判定金融改革与发展的成败,应从改革与发展后的金融体系所能发挥的功效来看。各国金融史表明,金融要促进经济增长,首先,自身体系必须要稳健;其次,需要不断适应经济的发展,调整与创新金融制度与体系。一个好的金融体系,如果仅是确保了金融体系自身的稳定,是无风险的、安全的,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具备以能促进经济发展的一定功能为前提。

中国金融“滞后”的表现是方方面面的,但从根本上体现在政府的认识、态度和执行效率上,具体表现为:

一是过度或片面强调金融体系的稳定。由于人们主要是政府,对金融特别是现代金融发展缺乏深入的了解,尤其是缺乏大国经济转轨中的感性、经验的积累和国际经验的参考,又面临对外开放中不断涌现的新情况和复杂局面,对金融加快发展可能引发的风险把握不准,往往会出现为控制系统风险而有意压制金融机构自主发展,尤其是创新性发展的现象,或者在支持金融其他发展方面显得缩手缩脚。

二是简单模仿和过分迷信所谓的“现代金融”。简单模仿和过分迷信崇拜所谓世上最先进金融体系的认知,在大国转轨的复杂经济体系中,最后往往是直接和间接使得中国金融的发展“欲速则不达”。美国引爆的这场国际金融危机,打破了美国金融模式最优的神话。只有抛开“崇拜”式学习态度后,才有可能回归到发展金融的最基本思考点上,用中国式智慧认真面对和思考中国经济的真实状况和问题,金融发展政策才有可能趋于成熟,才有可能逐步形成相应经济大国和强国的金融特征。

三是宏观金融管理部门的协调与改革动力不足。自证券、保险和银行三个监管部门从作为唯一金融管理部门的人民银行分离出来以后,改革动力问题很大程度上表现为人民银行、三个监管部门之间的互相协调问题。

我国未来的国内金融改革,应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构建稳健的宏观货币、金融环境。关键是完善各种基础设施、建立各种机制,改善国有金融管理体制,完善金融市场和微观机制。这本质上是培育市场中的信任因素,维护币值的稳定。这是保证金融安全,发挥金融功能的宏观基础,是维护和增加金融的“公共”产品,从而拓展了金融能发挥职能的界限。

二是实现金融对内自由化。包括机构、业务准入的市场化,尤其是允许民间资本进入金融业,为实体经济提供多样化、符合其真实需求的金融服务,同时提高金融机构的稳健性。当前的关键是建立风险可控的、市场化的退出机制,产生金融机构内部的“生死轮回”,在循环运动中实现金融的对内自由化,提高货币、金融发挥职能的有效性和稳定性。

三是与财政共同搭建符合我国发展阶段和国情的、商业可持续的政策性金融体系。我国当前不仅不能完全放弃政策性金融体系,更要根据我国经济、金融发展阶段有所加强,特别是在三农、中小企业、高技术等领域,需要建立适合我国发展阶段的政策性金融体系。

我国未来金融发展的目标可设定为以下四个方面:

在国内基本形成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相适应的市场化、多层次的融资体系与市场导向的产品和机构体系;确立适合大国经济复兴要求的,以人民币离岸市场为突破口、有序的金融开放格局;改善亚洲货币、金融合作,营造包容、共赢的国际货币体系;建立适应对内外逐步开放、人民币区域化形成后的央行操作平台、政策体系,基本形成有效的金融监管协调体系。

为实现这四大目标,我国应坚持五个原则:

经济为本;金融对内开放要优先于对外开放;转轨经济中的金融改革开放,一定要讲究政策部署的次序和衔接配合;金融开放要在市场和国家战略意图配合下推进;对无助于实体经济稳定发展的金融产品和技术,特别是对“高杠杆”产品的引进,应更为谨慎。

与此同时,完成任务:

逐步确立市场可信的钉住一篮子货币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以创设人民币离岸市场为载体,尽快建立并迅速拓展在资本账户有限管制下的人民币流出入体系;进一步推进外汇管理体制的改革,完善外汇储备多元化体系的建设;始终如一地支持国际货币体系的重建活动;加快亚洲区域内金融合作;在战略过渡期内,抓紧完成适应中国实体经济发展所需的国内各项金融制度的改革和对内的金融自由化;到战略过渡期末,基本形成适应中国大开放的监管体系;合理布局沪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发展,为战略过渡期结束后的中国金融大开放做好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