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4525（8）《官布籍》所见归义军政权的赋税免征

归义军政权在继承唐两税法的基础上，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创立了适应本地实际的赋税政策，即据地出税，其地税主要包括地子、官布、柴、草等。这一赋税政策的原则是：只要耕种土地，就应缴纳赋税。

唐两税法的原则是“户无土客，以见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百姓赀产的多少是纳税多少、征免的标准。如《唐会要》卷83《租税》所载建中元年二月起请条曰：

令黜陟观察使及州县长官，据旧征税数，及人户土客定等第钱数多少，为夏秋两税。其鳏寡?亩啦恢Ъ谜撸?贾品琶狻

由此可知，两税法时期赋税免征的对象是“鳏寡?亩啦恢Ъ没А薄T?土?暾?拢?庵荽淌仿牢碌淖辔闹校?步?弥菝窕Х治?捌肚睢⑺谰?⒗嫌住⒌ス虏恢Ъ谩钡然Ш汀翱安羁苹А绷嚼唷L瞥と嫦壬?赋觯翰恢Ъ没У比话?ㄔ?杏屑?捅嗉?耐粱Ъ靶率盏目突А7?钌纤淙还谝浴镑す?亩馈保??凑找浴瓣卟??凇钡脑?颍??侨绻?嘘卟?峙乱驳贸械A剿埃??背嗥度嘶Ъ捶趋す?亩腊捶?钜灿κ粲诓恢Ъ没А＃?）

归义军政权是一个地方政权，但它在中央设有“进奏院”，除极短暂的时间外，它是作为一个特殊的藩镇而存在，与中原王朝一直保持着联系。因此，其经济制度虽然没有照搬中原王朝的制度，但它以中原王朝的制度为基础，再结合本地的实际和吐蕃遗绪，创立了自己的经济制度，其赋税免征，也是这一大的历史背景下的产物。但由于资料的残缺，我们还无法对归义军的免赋进行全面研究，只能依据所掌握的资料，对某些方面略作探讨。这里仅对p.4525（8）《官布籍》中所见归义军政权的赋税免征作初步探讨。

一

P.4525（8）《官布籍》前残后缺，现有15行，其中第1—6行为据地征收官布的《官布籍》，7—15行，虽有田亩数，但没有纳税数。从其笔迹字体可知，应为一人书写，但从其内容分析，应属同一文件的两个方面，为便于探讨，现将该文书转录如下：（2）

（前缺）

1、 囗囗张定长拾捌亩，菜丑奴捌拾伍亩，张王三叁拾亩，张回德贰拾[ ]

2、 叁拾捌亩，杨千子拾陆亩半，张保定肆拾贰亩，计地贰顷伍拾亩，共布壹疋。

3、 布头索员宗陆亩，曹闰成柒拾叁亩，阴彦思捌拾玖亩，张闰国柒拾叁亩。

4、 囗保定壹拾壹亩。 计地贰顷伍拾亩，共布壹疋。

5、 囗囗索安住肆拾陆亩半，王再盈拾柒亩，武愿昌叁拾肆亩半，张会兴

6、 贰拾亩，索铁子叁拾亩，张再住肆亩半。计地壹顷伍拾贰亩半[ ]

7、 有凭。都官安校楝(练)伍顷叁拾捌亩，曹都头玖拾亩，邓长庆陆拾伍

8、 邓家郎君叁顷贰拾壹亩，赵安住壹顷玖亩半，梁保通壹顷

9、 宋再?N叁顷拾亩，李永受陆拾壹亩，张回通壹顷叁拾亩，张

10 亩，吴员俊壹顷，王安吉壹顷贰拾捌亩。音声：王安君贰拾亩

11、 亩，吹角：?锔坏路∈澳叮?髟僮》∈澳丁D磷樱豪罡坏路∈澳叮?

12 亩，赵阿朵贰拾亩，张憨儿贰拾亩，邓富通贰拾亩，张员松贰拾亩，

13、 住贰拾亩。打窟：阴骨子叁拾贰亩，索阿朵子叁拾肆亩，囗囗张

14、 陆亩半。

15、已前都头及音声、牧子、打窟、吹角都共并地贰拾叁顷贰拾伍亩半。

关于1—6行的内容，我们在探讨官布征收时，已对其进行了引录分析，并确定其与P.3236号《壬申年敦煌乡官布籍》原为一件，年代为公元972年，都是每250亩地纳布一匹。（3）

该件文书的7—15行，与1—6行虽为同一件文书，但性质不同，其中第10行的“音声”、11行的“吹角”、“牧子”，13行的“打窟”在图版上看不清楚。《释录》二辑注释说，“本件的音声、吹角、牧子、打窟等字为朱笔”。“其性质待考”。

本件文书最后一行注明土地共“贰拾叁顷贰拾伍亩半”，若将其列表，则为：

性 质| 人 数|姓名|田亩数

都官|1|安校楝（练）|538亩

都头|11|曹都头|90

——|——|邓长庆|65

——|——|邓家郎君|321

——|——|赵安住|109.5

——|——|梁保通|1？？

——|——|宋再?N|310

——|——|李永受|61

——|——|张回通|130

——|——|张囗囗|不明

——|——|吴永俊|100

——|——|王安吉|128

音声|2|王安君|20

——|——|囗囗囗|20

吹角|2|?锔坏?20

——|——|索再住|20

牧子|7|李德富|20

——|——|张囗囗|20

——|——|赵阿朵|20

——|——|张憨儿|20

——|——|邓富通|20

——|——|张员松|20

——|——|囗囗住|20

打窟|2|阴骨子|32

——|——|索阿朵子|34

由于文书残缺，本件文书共保留有都官1人，都头11人，音声2人，牧子2人，吹角7人，打窟2人。从该文书1—6行及P.3236号《壬申年敦煌乡官布籍》可知，这是据占有土地多少缴纳官布的《官布籍》，而我们上引的P.4525（8）第7—15行却只是都官、都头、音声、牧子、吹角、打窟人所占的地亩数，并无纳税的有关记载。从第7行前所保存的“有凭”二字推测，这些可能是占有土地而免纳赋税的人。

(1) 都官

都官安校楝，地位应比较高。其土地达538亩，在S.1153《诸杂人名一本》中列有各种僧俗官员，其中就有安校楝。（4）S.6452（3）《壬午年（982年）净土寺常住窟酒破历》（5）第32行有“廿四日，安校练转局来粟贰斗沽酒用”。此外，敦煌文书中还有阴教练、宋校练、?镄A贰⑺鹘塘返龋?萑傩陆?⒎肱嗪煅芯浚?饫锏慕塘酚κ嵌冀塘贰⒔塘肥沟募虺啤＃?）他们主要的职责是教习训军，有时也统兵征战，出使中原和上番值役，由于P.4525（8）号文书残缺，不知“有凭”的含义为何，可能是出使或上番值役，才免除了其应缴纳地税的一部分——官布。

（2）都头

都头共有11人：即曹都头、邓长庆、邓家郎君、赵安住、梁保通、宋再?N、李永受、张回通、张囗囗、吴员俊、王安吉，他们占地较多，最多者为邓家郎君，占地321亩，最少者为李永受，占地61亩，其他大多在百亩以上。由此可知，都头的地位比一般百姓较高。

“都头”一职出现于唐中叶。《新唐书》卷50《兵志》曰：“及僖宗幸蜀，田令孜募神策新军为五十四都，离为十军，令孜自为左右神策十军兼十二卫观军容使，以左右神策大将军为左右神策诸都指挥使，诸都又领以都将，亦曰‘都头’”。其具体则有“捧日都头”、“扈跸都头”等。胡三省注通鉴曰：“唐之中世，以诸军总帅为都头。至其后也，一部之军谓之一都，其部帅呼为都头”。（7）

归义军政权中的“都头”，情况比较复杂，既有节度使府衙内的都头，州县军镇中的都头，也有外交使团中的都头。其性质与押衙相类似，常常以兼职性的加官形式出现。它应属唐后期的“差遣”之类。本件文书中的“都头”，可能是出使、担任军职等，而免除了其地税中的官布。

（3）参阅刘进宝《P.3236号《壬申年敦煌乡官布籍》时代考》，载《西北师大学报》1996年第3期。）

（3）音声

本件文书中的“音声”共两人，即王安君与一佚名人，每人占有土地20亩。由此可知，音声的地位比都头低，但也有土地，与吹角、牧子一样，都是每人占有20亩土地。关于20亩土地的来源，还需更进一步探讨。

在唐代前期，音声人与乐户常常不加区分，如《通典》卷146曰：“国家每岁阅司农户，容仪端正者归太乐，与前代乐户总名音声人，历代兹多，至有万数”。由此可见，音声人是包括乐户的，据《唐律疏议》卷3《名例·工乐杂户及妇人犯流决杖》载：“太常音声人，谓在太常作乐者，元与工、乐不殊，俱是配隶之色，不属州县，唯属太常。义宁以来，得于州县附贯，依旧太常上下，别名太常音声人”。据此，隋唐之际，太常音声人的户籍开始附贯于地方州县了。

唐中期，作为杂户的音声人也要上番服役。如《新唐书》卷22《礼乐志》曰：“唐之盛时，凡乐人、音声人、太常杂户子弟，隶太常及鼓吹署，皆番上，总号音声人，至数万人”。可见，音声人的范围较广，它包括乐人、音声人及太常杂户子弟等。这些近于杂户的音声人，也在州县受田，然后以上番形式到太常寺执役，据《唐六典》卷14《太常寺·太乐署》载：“凡乐人及音声人应教习，皆著簿籍，核其名数，而分番上下，皆教习检察，以供其事。”关于番上，《唐六典》注曰：“短番散乐一千人，诸州有定额。长上散乐一百人，太常自访召。关外诸州者分为六番，关内五番，京兆府四番，并一月上；一千五百里外，两番并上”。由此可知，音声上番，番期为一月。一千五百里外，为节省来回路途，“两番并上”。

在唐代实行均田制时期，音声人也受田（口分田的一半），但免征徭役杂科。因为其上番设乐就相当于执役。《唐会要》卷33《散乐》载：“神龙三年八月敕：太常乐鼓吹散乐音声人，并是诸色供奉，乃祭祀陈设，严警卤簿等用，须有矜恤，宜免征徭杂科。”（7）又《唐会要》卷34《杂录》载：开元二十三年敕，“音声内教坊博士，及曹第一第二博士房，悉免杂徭，本司不得驱使”。到了吐蕃时期，仍然如此。如P.3730《酉年乐人奉仙等牒》中有：“奉仙等虽沾乐人，八音未辩，常蒙抚恤，频受赏荣，突课差科，优矜至甚。在身所解，免有悚遗，却加重赏”。据姜伯勤先生研究，奉仙等被“优矜”（减免）的“差科”（力役）和“突课”（地租），原是一般寺户所必须负担的“重科”，只是因为他们演出了音乐，才被寺院放免。由此可见，敦煌的寺属乐人，是附着于土地，参加劳动的寺户，但其上番设乐，则作为其应交纳的力役地租的替代物。（8）

晚唐时期，在藩镇及节度使之下，已有了乐营之役。《唐会要》卷34《杂录》载宝历二年九月京兆府奏：“伏见诸道方镇，下至州县军镇，皆置音乐，以为欢娱”。从崔致远《桂苑笔耕集》（9）卷14所载《客将哥舒?兼充乐营使》一文可知，在唐末军队中已有了乐营使一职。

关于晚唐时期音声人的上番执役，敦煌文书P.2842《音声转贴》提供了绝好的材料，现转引如下：

奉处分，廿九日?鲁。?幸?羯?2蛔汲J保?行牍猓ǎ浚┚弧S?词Γㄊǎ印⑺?觯ǎ浚?⒘憬！⒃游竦龋?坏勉谏僖皇隆L?粒?裨仑ゾ湃掌矫饔?鲁∶徘叭∑搿H绮坏秸撸?儆兄胤！F涮?⒌菹喾指丁H缥ィ?忌戏！N逶仑グ巳眨?际费相怼

张苟子、石大平、白德子知、安安子、安和平知、范囗囗、张禄子、张再子、尹再晟、张再兴知、申骨仑、囗史老、刘驿驿、曹段段、安藏藏、张安多、姚小俊

本件文书为归义军乐营都史严某所发转贴，内容是通知乐营音声人张苟子等18人备齐道具，务于指定时间、地点集合，前往应役的通知。（10）由此可见，音声上役是强制性的，“如不到者，官有重罚”。它有助于我们对音声上番执役的理解。

五代时期，乐工的地位似有所提高。《五代会要》卷7《杂录》有：

晋开运三年八月，中书舍人陶?奏：“臣前任太常少卿，伏见本寺见管教坊二舞，本户州县居民，若不尽免差徭，无缘投名鼓舞。况正殿会朝，已久停废，其见管人数等，每有沦亡，皆拟填补。既不曾教习，但虚免差徭，伏乞且议停废”。敕乐工宜令教习舞郎，权且停废。其年十一月，太常丞刘涣奏：“当寺全少乐工，或正、冬朝会，郊庙行礼，旋差京府衙门首乐官权充。虽曾教习，未免生?，兼又各业胡部音声，不闲太常歌曲。伏乞宣下所司，量支请给，据见阙乐师添召，令在寺习学”。敕：“太常寺见管西京雅乐节级乐工共四十人外，受添六十人。内三十八人，宜抽教坊贴部乐官兼充；余二十二人，宜令本寺招召充填。仍令三司定支春冬衣粮，月报闻奏。其旧管四十人，亦量添请”。

从晋开运三年（946年）的这一奏敕可知，五代时期的音声人，其身份仍然相对低下，类似杂户，并由官府“定支春冬衣粮”。但户口属于“州县居民”，若在官府上番执役，则需“尽免差徭”。因为若没有“尽免差徭”的优待，就无人肯“投名”为音声人。

据唐律规定，杂户的地位高于番户（官户），低于平民。类似杂户之音声，若再度放免，就可成为平民了。他们被放免的主要途径是“征讨得勋”，即因战功受勋而放免，这正如《唐会要》卷34《杂录》载：“又音声人得五品已上勋，依令应除簿者，非因征讨得勋，不在除簿之列”。

既然户口属“州县居民”，就应该占有土地，但晚唐五代至宋初，土地制度以请田制为主，其原则是谁有能力耕种，就可请占土地。在均田制时期，官户受田减百姓之半，杂户受田与百姓相同。到请田制时期，我们见到P.4525的这件文书，音声、吹角、牧子都有土地20亩，不知是其占有土地的全部，还是一部分。从这些身份的人都有土地20亩估计，这是他们最低的生活标准，即除上番执役时由官府供给衣粮外，这些土地就是其平时生活的源泉。由于其上番执役，因此免除了其地税中的官布。

（4）吹角

吹角，应是吹大角者。据《太白阴经·队将篇》载，在唐代军队的队将中，“一人吹角，主收军退阵，谨守节制，懦怯忠谨者任。”（11）由此可知，在军队中，有专门的“吹角”者，“主收军退阵”，即军队的收军退阵以吹角为号。

《旧唐书》卷43《职官二》载：

凡卫士，各立名簿……若有差行上番，折冲府据簿而发之……其居常则皆习射，唱大角歌。番集之日，府官率而课试。凡左右金吾卫，有角手，诸卫有弩手。

可见，卫士在平时的训练中，就“唱大角歌”，并有专门的“角手”。

《新唐书》卷49上《百官四上·十六卫》载：

左右翊中郎将府中郎将，掌领府属，督京城左右六街铺巡警，以果毅二人助巡探。入?日，中郎将一人升殿受状，卫士六百为大角手，六番阅习，吹大角为昏明之节，诸营垒侯以进退。

这里的“吹大角”也就是《太白阴经》中的“吹角”。

《新唐书》卷50《兵志》载：

凡民年二十为兵，六十而免。……每岁季冬，折冲都尉率五校兵马之在府者，置左右二校尉，位相距百步。每校为步队十，骑队一，皆卷?幡，展刃旗，散立以侯。角手吹大角一通，诸校皆敛人骑为队；二通，偃旗?，解幡；三通，旗?举。……大角复鸣一通，皆卷幡、摄矢、驰弓、匣刃；二通，旗?举，队皆进；三通，左右校皆引还。是日也，因纵猎，获各入其人。

以上《太白阴经》和《新唐书》中的“吹角”都是“吹大角”者，并且是军队中专有者，在军队训练及战斗中使用，而P.4525（8）中的“吹角”，应该不是军队中“吹大角”者，而是娱乐场所的“吹角”者，与音声相似，属专门的艺人，当其上番执役时，就免除赋税。

（5）牧子

本件文书共有牧子7人，即李富德、张囗囗、赵阿朵、张憨儿、邓富通、张员松、囗囗住。其中两人姓名不全。在姓名都全的5人中，张憨儿又见于P.2484《戊辰年（968）十月十八日归义军算会群牧驼马牛羊见行籍》（12）中，即：

知驼官张憨儿群见行大父驼壹拾柒头，三岁父驼壹头，二岁父驼贰头，当年父驼儿贰头，大骒驼壹拾壹头，三岁骒驼壹头，二岁骒驼贰头，当年骒驼儿肆头。

S.6998A《某年归义军算会群牧马驼羊见行籍》和S.11353《某年八月十六日社司转帖》均属十世纪后半叶，该两件文书内都有张憨儿，（13）另P.3231《平康乡官斋历》中，也有张憨儿。由此可见，张憨儿为一牧驼人，其驼群共有大小驼40头。而从此件文书上钤有的“归义军节度使新铸印”可知，张憨儿放牧的驼群属于归义军政权所有，即张憨儿是为归义军政权放牧。

邓富通也是一牧驼人，其名又见于P.3131背《归义军曹氏时期算会群牧驼马羊欠历稿》（14）中，内有“邓富通群欠二岁骒驼一头”的记载。

S.6998A《归义军群牧马驼羊见行籍算会》（15）内有“囗马官张憨儿”、“驼官马善昌”、“驼官李粉堆”、“牧羊人杨住成”、“牧羊人王阿朵”、“牧羊人囗永受”、“牧羊人张江子”、“牧羊人目盈昌”牧马、驼、羊的数量，由于文书前残后缺，很不完整。但与P.2484《戊辰年（968）十月十八日归义军算会群牧驼马牛羊见行籍》比较，仍有一些特别之处，如“张憨儿”在P.2484中为“知驼官”，在S.6998中为“囗马官”。牧羊人保存完整的只有杨住成的放牧数量为217只，比P.2484少773只。

张憨儿和邓富通都为牧驼人。归义军时期，牛、羊、马的数量也很大。因此，牧子除牧驼人外，还应包括牧羊人、牧牛人、牧马人。

S.1366《年代不明（980—982）归义军衙内面油破用历》（16）第54—55行有“准旧驼官邓富通等三群驼儿入草泽赛神用神食七分，胡饼二十枚，用面三斗一升，油一升四合”。

S.5632《丁卯年（967）二月八日张憨儿母亡转贴》（17），从此贴可知，张憨儿为一社人，其母去世后，参加丧事者很多。

唐代之牧子，主要是承担政府所有之马、牛、羊、驼等的放牧工作。据唐令规定：“诸牧马、牛，以百二十为群；驼、骡、驴，各以七十头为群；羊六百二十口为群”。（18）由此可知，官府之牧马、牛每120匹、头为一群，驼、骡、驴每70匹为一群，羊则每620只为一群，每群设有牧长、牧尉。据此，我们看归义军时期各牧群的放牧数量，P.2484《戊辰年（968）十月十八日归义军算会群牧驼马牛羊见行籍》所载各知马官、知驼官及牧牛人、牧羊人所放牧的数量如下：

类 别|姓 名|数量|唐令规定|实际数量与唐令规定的差异

知马官|索怀定|120|120|

知马官|张全子|205|120|+85

知驼官|张憨儿|40|70|-30

知驼官|?锍蠖?33|70|-37

牧牛人|陈顺德|40|120|-80

牧牛人|沙庆住|62|120|-58

牧牛人|杨?H律丹|76|120|-44

牧羊人|杨住成|990|620|+370

牧羊人|杨阿罗|341|620|-279

牧羊人|王阿朵|301|620|-319

牧羊人|张白子|130|620|-490

牧羊人|米义升|321|620|-299

牧羊人|王再晟|254|620|-366

牧羊人|阎延德|97|620|-523

牧羊人|烧不勿|164|620|-456

牧羊人|张保富|104|620|-516

牧羊人|唐定奴|247|620|-373

牧羊人|阎通儿|243|620|-337

牧羊人|董保晟|412|620|-208

牧羊人|安君足|440|620|-180

牧羊人|王盈信|234|620|-386

牧羊人|杨保德|212|620|-408

牧羊人|董义员|288|620|-332

本件文书上钤有“归义军节度使新铸印”，可知此为归义军政权的官文书。从其所保存的两个知马官、两个知驼官、三个牧牛人、十六个牧羊人放牧的数量看，知马官索怀定群120匹，与唐令规定的完全一致，张全子群有马205匹，比唐令规定的多85匹。两位知驼官所放牧的数量都少于唐令的规定。三位牧牛人放牧的数量也都少于唐令的规定。十六位牧羊人中，只有杨住成群有羊990只，比唐令规定的620只多370只，其他牧羊人所放牧的数量都少于唐令的规定。这可能是敦煌牧场分散，山地较多，牧群管理相对困难的缘故。

唐令规定，诸牧马、牛、羊、驼、骡、驴等，“其有数少，不成群者，均入诸群”。（19）P.2484号文书在牧牛人陈顺德群下有：“又寄群大?寂7罚?蝗爰剖?薄？杉??橐寰??ǖ恼庖恢贫扔胩屏畹墓娑ㄊ且恢碌摹

唐令规定，诸牧群 “群别置牧长一人”，（20）上引P.2484号文书中索怀定等两个知马官、张憨儿等两个知驼官、陈顺德等三个牧牛人、杨住成等十六个牧羊人，应该相当于唐令所说的牧长。

据唐令所制定的日本厩牧令规定：每牧除牧长外，还有“每群牧子二人”。（21）《唐六典》亦曰：“凡官畜在牧而亡失者，给程以访，过日不获，估而征之”。即“给访限百日，不获，准失处当时估价征纳，牧子及长各知其半。……其在厩失者，主帅准牧长，饲丁准牧子”。（22）可见，官牧有牧长和牧子，而归义军政权则没有这样的划分，如上引P.2484号文书中的知马官、知驼官、牧牛人、牧羊人等，我们说相当于唐代之牧长，但张憨儿在P.4525（8）号《官布籍》中又为“牧子”，可见，牧子与牧长没有根本的区别。当某人为归义军政权放牧时，既可以是一般的放牧者——牧子，也可以是某一牧群的负责人——牧长。这又反映了归义军政权的特殊性，即与唐王朝的律令制度既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

《唐六典》曰：“牧子谓长上专当者”。（23）即牧子为长番，专门从事放牧者。从敦煌文书可知，归义军时期官府之牧子，一般为长期牧佣。（24）在其为官府放牧期间，便免除其赋役的全部或部分。

(6) 打窟

P.4525（8）《官布籍》共有“打窟”两人，即阴骨子和索阿朵子。他们占有的土地并不象“音声”、“吹角”、“牧子”，每人都是20亩，而是有所不同，如阴骨子占地32亩，索阿朵子占地34亩，但数量都不多。

关于打窟，由于史料稀少，学界注意不多，现将有关资料罗列如下：

莫高窟第370窟供养人题记中有：（25）

“社官知打窟都囗（计）料囗银青……”

“押衙知打窟……使囗青囗禄大夫检校……”

在敦煌研究院藏敦研001《归义军酒破历》（26）第1—2行有：

“十四日，支打窟人酒半瓮”。

S.1366《归义军衙内油破历》（27）2—3行：

“十五日，支打窟人上番胡饼廿枚，用面一斗料油二升”。

14—15行：“支打窟人下番来胡饼廿枚，用面一斗”。

53行： “支打窟人上番料油二升，胡饼廿枚，用面一斗”。

P.2641《丁未年（947年）六月都头知宴设使宋国清等诸色破用历状并判凭》（28）共四件，其中第一件

4—5行：“打窟人胡饼贰拾枚”。

第四件8行：“设打窟人细供拾伍分，贰胡饼”。

S.3982《癸亥年至乙丑年月次当番人纳役簿》（29）在甲子年十二月“杨通达”和乙丑年十月“杨达通”名下均注“打窟”。“杨通达”与“杨达通”似为一人，在书写时某一次可能写倒。

由以上材料可知，“打窟人”可以简称为“打窟”，即P.4525（8）号文书中的“打窟”与敦研001、S.1366、P.2641号中的“打窟人”为一回事。

“打窟”，是工匠之一种，属专业工匠，其主要工作就是修建石窟。当然，修建石窟时需要的各种工匠很多，“打窟”仅仅是其中之一，其主要职能是在石窟崖上凿岩镌窟。另外还有石匠、泥匠、木匠、塑匠、画匠等。

在修建石窟时，根据需要，有时需各种工匠，有时只需部分工匠参与。根据工序及工程进度，每种工匠在需要时才上窟，当完成其任务时便下窟。从敦煌石窟营建史可知，每一洞窟的营建都是根据需要征派工匠，如有名的96窟北大像，原建于武则天延载二年（695），晚唐时张淮深重修过一次，到北宋曹元忠时期，已历二百多年，毁损较为严重。（30）据敦煌文书CH00207《乾德四年重修北大像记》载：“大宋乾德四年（966）岁次丙寅五月九日”，归义军节度使曹元忠及夫人浔阳翟氏“因为斋月，届此仙岩，……遂睹北大像弥勒，建立年深，下接两层，林木损折，大王、夫人见斯颓毁”，便决心重修。“不经旬时，缔构已毕。梁栋则谷中采取，总是早岁枯干；椽杆乃从城斫来，并仗信心檀越……其月廿一、廿二两日换柱，材木损折较多，不堪安置。至廿三日下手拆。……至廿四日拆了……至廿五日便缚绷阁、上材木、缔构；至六月二日功毕”。（31）

96窟北大像这样大的维修工程，也只用了约20天，可见其速度之快，也从另一侧面说明用工之多。《乾德四年重修北大像记》载：“一十二寺每寺僧十二人；木匠五十六人，泥匠十人”。因为北大像主要是材木损坏，其主要工作是换柱、缚绷阁、上材木，故较多地使用了木匠。

“打窟”人需轮番上役，如上引S.1366号文书中“支打窟人上番”、“支打窟人下番来”就是明证，但由于归义军政权特殊的历史条件，相当于杂户之一的“打窟人”，其上番期限并非象唐制规定的那样严密，而是根据实际需要征派。

包括“打窟”在内的工匠，当被征派修窟时，就相当于上番执役，在其上番期间，由官府供其食宿。如修建96窟北大像时，“工人供备，实是丰盈，饭似积山，酒如江海”。此时正为曹氏归义军统治的鼎盛时期，为了反映曹元忠的功德，由其“凉国夫人翟氏自手造食，供备工人”。并且在文书后还明确指出：“其工匠官家供备食饭”。

需要说明的是，曹元忠修建96窟北大像，是毁损修复，而非新造，故不需要“打窟”，因此在96窟修建中也就没有“打窟”参加。当然，若需“打窟”时，也应该是由“官家供备食饭”。

工匠在上番执役期间，“由官家供备食饭”。当其下番后就自谋出路，故P.4525（8）《官布籍》中的“打窟”阴骨子和索阿朵子，所占有的土地30多亩，就是其下番后的生活来源。

上面我们仅仅依据P.4525（8）《官布籍》中免征赋税者的身份，探讨了其发展变化及免征的原因，不当之处，请批评指正。

注释：

（1）参阅唐长孺《山居存稿·唐代的客户》，中华书局1989年出版。

（2）参阅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二辑（以下简称《释录》）454页，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0年出版；姜伯勤《敦煌艺术宗教与礼乐文明》521—522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出版。

（3）录文见刘进宝《试释敦煌文献中的“指?帧薄罚?亍段航?媳背?逄剖纷柿稀?7辑，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年出版。

（4）《释录》三辑224—226页。

（5）参阅荣新江《唐五代归义军武职军将考》，载《中国唐史学会论文集（1993）》，三秦出版社1993年出版；冯培红《归义军军将考释》，兰州大学硕士论文，1997年5月。

（6）《通鉴》卷254，唐僖宗中和元年（881）七月丙寅条胡注。

（7）又见《唐文拾遗》卷二中宗：《免乐籍人科徭敕》。

（8）见姜伯勤《敦煌艺术宗教与礼乐文明》516页。

（9）“丛书集成”本，为《丛书集成初编》第1864-1866册。

（10）参阅李正宇、李新《中国唐宋硬笔书法——敦煌古代硬笔书法写卷》82—83页，上海文化出版社1993年出版。

（11）[唐]李筌《神机制敌太白阴经》卷3《杂仪类·队将篇第二十九》，盛冬铃译注，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8页。

（12）录文见《释录》三辑590—595页。

（13）参阅荣新江《英国图书馆藏敦煌汉文非佛教文献残卷目录（S·6981—13624）》第60页，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出版；宁可、郝春文《敦煌社邑文书辑校》339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出版；池田温《李盛铎旧藏敦煌归义军后期社会经济文书简介》，载《庆祝吴其昱先生八秩华诞敦煌学特刊》，台湾文津出版社2000年出版。

（14）录文见《释录》三辑597页。

（15）图版见《英藏敦煌文献》12卷37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出版。

（16）《释录》三辑281——286页。

（17）宁可、郝春文《敦煌社邑文书辑校》102页。

（18）[日]仁井田?著、池田温（编集代表）：《唐令拾遗补—附唐日两令对照一览》1381页，东京大学出版会1997年出版。

（19）（20）（21）[日]仁井田?著、池田温（编集代表）：《唐令拾遗补—附唐日两令对照一览》1381页，东京大学出版会1997年出版。

（22）《唐六典》卷17《太仆寺·典牧署》。

（23）《唐六典》卷17《太仆寺·典牧署》。

（24）参阅雷绍锋《论曹氏归义军时期官府之“牧子”》，载《敦煌学辑刊》1996年1期。

（25）敦煌研究院编《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144页，文物出版社1986年出版。

（26）《释录》三辑271页。

（27）《释录》三辑281—286页。

（28）《释录》三辑610—613页。

（29）图版见《英藏敦煌文献》第5卷第22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出版。

（30）参阅贺世哲《从供养人题记看莫高窟部分洞窟的营建年代》，见《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附录。

（31）转引自马德《敦煌莫高窟史研究》143—144页，甘肃教育出版社1996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