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革命后的早期中苏关系

一　苏俄（联）宣布废除不平等条约及其背弃承诺

大约在1918年夏，当协约国（中国北洋军阀政府也追随其后）对苏维埃俄国进行武装干涉的时候，与此相反，孙中山代表中国南方国会和他所领导的「中华革命党，通过美洲的华侨自上海致电苏俄政府和列宁，祝贺俄国革命的胜利，电文说：「中国革命党对贵国革命党员之艰苦卓绝的奋斗，表示极大的敬意；而且更希望中俄两国革命党团结一致，共同奋斗。1列宁收到孙中山的贺电非常感动，将此视为「东方的曙光。1918年8月1日，列宁委托苏俄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覆函孙中山，表达了从中国获得革命支援的愿望，说：「我们和您一样，在前进中遇到了空前未有的困难，帝国主义政府的军队、资产阶级的雇佣兵捷克斯洛伐克兵团和俄国资产阶级，像铁桶一样包围着我们，他们企图在俄国恢复君主政体。「当帝国主义政府从东西南北伸出贪婪的魔爪要破坏俄国革命和剥夺俄国工农通过这场世界上空前未有的革命而获得的成果的时候，当外国银行家所扶植的北京政府企图与这些掠夺者勾结起来的时候，──就在这个时刻，俄国劳动阶级吁请中国兄弟共同斗争。因为我们的成功就是你们的成功，我们的灭亡也就是你们的灭亡。可惜，孙中山没有收到契切林的这封信2。

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1919年5月4日中国爆发了影响深远的反帝爱国运动。不久，苏俄政府在1919年7月25日第一次对华宣言，即《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政府对中国人民和中国北方与南方政府宣言》，公开宣布废除旧俄政府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放弃一切在华掠夺所得的权利。这在中国近代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同年9月，戴季陶在《星期评论》上报导了这一消息3。但由于协约国列强对苏俄的封锁，「宣言正式递交中国北京政府并在中国报刊上全文刊载，则是1920年3、4月间的事。1920年4月5日，上海《民国日报》以〈劳农政府通牒原文〉为题，全文登载了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4月14日，《民国日报》的「觉悟全版编为「中国人与俄国劳农政府通告专号。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受到中国人民的热烈欢迎，中国社会各界纷纷致电苏俄政府表示感谢。当时还是孙中山追随者的陈炯明，为此曾致函列宁，对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表示欢迎和感谢。1920年9月27日，苏俄又第二次对华宣言，即《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外交人民委员部致中国外交部照会》，宣布「以前俄国历届政府同中国订立的一切条约无效，放弃以前夺取中国的一切领土和中国境内的一切俄国租界，并将沙皇政府和俄国资本阶级从中国残暴地夺得的一切，都无偿地永久归还中国。这「宣言甚至打动了北京政府，北京政府迅速给予了答复，说：「本国政府深盼有最早之机会，循此次宣言书中指示之程序，以与贵国直接开议也。4

众所周知，在俄国十月革命影响下，特别是苏俄放弃不平等条约的宣言，大大加速了马列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和改组准备了条件。1922年底，苏俄与乌克兰等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合成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简称苏联），1919年3月在莫斯科成立了共产国际，发动世界革命，成为苏联重要对外政策，其目的主要是为了保卫与巩固苏俄（苏联）这个世界革命中心。为了巩固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它需要同东方邻国中国建立正常的国家关系，因此它对中国采取双重外交政策，即一方面同国际承认的北京政府进行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外交谈判，另一方面援助中国南方的革命政府，并帮助建立中国共产党，指示共产党员加入中国，进行党内合作，以推进中国的国民革命运动。为了不影响同北京政府建立联系，苏俄起初甚至考虑不同中国南方革命政府交往。1921年10月31日，苏俄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致电俄共（布）中央远东局说：「我们可否同它（指广州革命政府──本文作者注）来往，这会不会造成无法同北京建立联系？北京是民族统一的象征，首先我们应该同北京来往。如果我们打算同时与广州来往，同北京的联系会不会中断？以后，苏俄又试图促使孙中山领导的南方革命政府与伪装进步的直系军阀头目吴佩孚合作成立一个新的、亲苏的联合政府。结果自然失败。

以后，苏联一方面继续同北京政府进行两国关系正常化的谈判，另一方面秘密援助孙中山领导的南方革命政府的斗争。1923年3月8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根据苏联驻华代表越飞的建议，认为可以给孙中山约200万墨西哥元的援助；经孙中山同意后可向他派去政治和军事顾问小组；最好在中国西部以完整的军事建制的形式建立革命军队的基础。1923年5月1日，越飞自日本热海拍电报给马林，转告孙中山苏联准备向他提供的援助，但要求孙中山严守秘密，说：「恳请将我国的援助严守秘密，因为遇公开场合和官方场合，即令在今天，对谋求解放的意向，我们也只能表示积极同情而已。5对越飞建议援助孙中山的计划，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否决了其中一切可能引起日本干涉危险的部分。显然，它首先考虑的是国家安全利益。

苏俄两次对华宣言，宣布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目的是争取处于半殖民地地位的中国北京政府能够摆脱协约国列强的束缚，同苏俄（苏联）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以巩固自己在远东的国际地位。但是，随着苏俄（苏联）国际环境的改善与政权的逐步巩固，它便抛弃了曾得到中国人民热烈欢呼的对华宣言中的一些原则与承诺，力图继承沙皇俄国的一些主要侵华成果，损害中国的领土。苏联领导人明显地暴露出民族利己主义，这是以后中苏之间发生一系列冲突的一个主要根源。1922年8月31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决议向正同北京政府进行谈判的苏俄驻华代表越飞发出指示说：「中央认为，在同中国谈判时，从1919到1920年的总宣言（即指苏俄两次对华宣言）中得出直接指示是不能允许的，当时中国对宣言并未作出相应的反应。在当时中苏两国谈判涉及中国领土的两个主要问题，即中东铁路问题与外蒙古问题上，苏联的态度就是如此。

二　苏俄（联）实际控制中东铁路及中、日、俄纷争

中东铁路是沙俄根据1896年「中俄密约与1898年《旅大租地条约》两个不平等条约，在中国东北境内修筑的一条铁路线，与俄国境内的西伯利亚大铁路相连，是沙俄控制中国东北地区与争霸远东的重要工具。

沙俄在1904-1905年日俄战争战败后，将中东铁路支线的南段，即长春至旅大段，「转让日本，称「南满铁路。从此，沙俄控制中国东北的北部，日本控制南部，划分了两国在中国东北的势力范围。根据1896年9月8日签订的《中俄合办东省铁路合同》，中东铁路路区属于中国。但十月革命前，沙俄非法扩展路区土地，攫取路区行政权、司法权、驻军设警权等，使中东铁路路区成为「国中之国。十月革命后，1917年12月苏俄政府曾错误地将中东铁路路区视为俄国领土的一部分，列宁直接命令哈尔滨工兵代表苏维埃武装「夺权6。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派军队进驻哈尔滨，解除其武装，并押送出境7。事后苏俄政府对中国政府的行动表示理解。1919年7月25日的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则宣布无偿还归中东铁路，说：「苏维埃政府愿将沙皇政府、克伦斯基政府及霍尔瓦特、谢米诺夫、高尔察克匪邦，俄国前军官、商人与资本家掠夺所得的中东铁路及其所有租让的矿山、森林、金矿与他种产业，无偿归还中国人民。8但「宣言又说：「苏维埃政府已经放弃了沙皇俄国政府从中国攫取的满洲和其他地区，让这些地区的人民自己决定他们愿意留在哪一国内，愿意在自己那里建立何种形式的政体。也就是说中国东北地区等也可以自愿归并苏俄，这似乎是要以革命的名义曲折地继承沙俄的殖民遗产。但无论是中国东北地区，还是当时的外蒙古，皆是举世公认的中国领土，属于中国，不容外国干涉。

1920年初由俄共（布）领导创建的远东共和国，又宣称中东铁路路区为其领土的一部分，为北京政府严厉驳斥9。后来苏俄使华代表越飞在同北京政府谈判时，否认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中有「中东铁路及利益无偿归还中国的内容10。这自然不是越飞个人的行动。1922年8月31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指示越飞，从苏俄两次对华宣言中得出直接指示是不能允许的，并说：「在中东铁路问题上，必须规定一些保证条件和主管部门在给裴克斯同志的指示中所提出的我们的一些特权，例如，俄国、远东共和国和中国均等地参加中东铁路的管理工作。但接到俄共（布）的指示，忠于世界革命的越飞在9月27日致信加拉罕、斯大林、列宁、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拉狄克说：「我不明白，不能从我们1919年和1920年的宣言中引出具体指示的指示是甚么意思……「当然，耍某种『手腕可以把这些宣言说成一纸空文，但我认为，这将是我们对华政策的破灭，而最终则是我们全面灭亡的开始，因为在对外政策上我们成了最一般的帝国主义者，在很大程度上不再是世界革命的推动因素。后来，越飞被奉调回国。

实际上，中国政府当时也并未要求无偿归还中东铁路，而主张中东路财产两国平分，以该路现值实价一半偿还苏联，此项债务用国库券交付，以该路财产作担保，中国将国库券交付后，则该路俄国股份与债票即还与中国11。应该说，这是合理的。但苏联政府不同意，苏联全权代表加拉罕并蛮横地说：「因此路完全由俄出款造成，只能照现有之章程，局长归敝国政府派员，董事会照现有之章程，由中俄两国共同办理，否则无可讨论。对于加拉罕的这种蛮横态度，中方谈判代表王正廷自然表示不满，说：「贵代表每次声明主持公道，以刻下言之而论，利益于贵国之事贵代表即愿保存，无利益之事即不愿提议，此种办法毫无公道。况中东路系在中国领土所造。而加拉罕则表示：「不论公道与否，如局长不归敝国所派，本代表无论如何不能赞成。至督办一员，可归中国政府遣派。加拉罕之所以坚持局长由苏联委派，是因为局长掌握实权。加拉罕并重申：「不能将东路让予贵国，且不愿敝国在中国势力比他国薄弱。12王正廷后来表示在局长问题上可让步，但督办有指挥局长之权，加拉罕断然拒绝，说：「督办无指挥权，该路指挥权只有局长行使。并一再强调中东路完全由俄国出资修建，而完全不顾该路建在中国领土上，有损中国的事实13。实际上，中东铁路建成通车后合同规定应交中国的500万两白银未兑现，并无偿利用中国的土地与资源，怎能说完全属于俄国呢？又数万中国工人参加该路的修筑，列宁曾愤怒地谴责沙皇俄国政府「在修筑中东铁路时，每天只付给中国工人十戈比的生活费14。

最后经过反复交涉，1924年5月31日签订的《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关于中东铁路问题规定：中东铁路纯系商业性质，「所有关系中国国家及地方之各项事务，如司法、民政、军务、警务、市政、税务、地亩（除铁路自用地皮外）等，概由中国政府办理；中国可以中国资本赎回中东铁路及所属一切财产；未经解决前，特行规定暂行管理中东铁路办法。如不用国库券偿还，苏联政府自然知道中国无此资金赎回铁路，这无疑等于说苏联不愿交还铁路；「协定还规定「中东铁路之前途，只能由中俄两国取决，不许第三者干涉。但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苏联又违反此项规定，擅自将中东铁路出售给日、。《暂行管理中东铁路协定》规定，局长由苏联委派，副局长二人，华俄各一。铁路各级人员，按两国平均分配原则任用，但却又规定：「此项原则之适用不得解作以撤换现在俄籍人员为实行该原则唯一之意义。再，双方了解，所有各项位置，应准两缔约国人民平等充任，不得对于何方人民表示区别待遇，且各项位置应照谋事者之能力、技术及教育资格补充。15因此，苏联仍实际控制着中东铁路，以致以后不断发生纠纷，导致1929年两国断交。

三　外蒙古独立的前因后果

沙俄对中国的外蒙古早有图谋。1911年中国爆发辛亥革命，沙俄便乘机派兵入外蒙古，导演了外蒙古「独立。中国人民强烈反对沙俄分裂中国领土，1912年成立的中华民国宣布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并据此定国旗为五色旗。但沙俄以承认袁世凯政府和贷款为诱饵，迫使卖国的袁世凯政府先后于1913与1915年签订中俄《声明文件》和《中俄蒙协约》，承认外蒙古「自治，但中国仍保留对外蒙古的「宗。俄国十月革命后，日本卵翼下的旧俄谢米诺夫白卫军侵入外蒙古。1919年8月，蒙古车盟、图盟、汉臣三盟王公等，联名密呈库伦镇抚使，自愿取消自治，恢复旧制，请求北京中央政府实力援助对付旧俄势力16。1919年10月，西北筹边使、西北边防总司令徐树铮奉命进军库伦。1919年11月22日，北京政府大总统令，「俯如所请，取消自治17。1919年11月26日，孙中山覆电徐树铮对外蒙古回归表示祝贺18。1920年10月5日，北京政府外交部照会各国驻华公使：「外蒙自取消自治后，所有一切矿路，均由中央主持办理，无论外国官商人等，非经中国政府承认，不得与外蒙王公私订借款合同，以矿产路权并各项利权为押，倘有上项事情发生，其私订立条件一概作为无效。19

但苏俄政府于1919年8月3日《致蒙古人民与蒙古自治政府宣言》，称：「俄国人民已废除同日本政府和中国政府签订的有关蒙古的一切条约。「蒙古现已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并吁请蒙古人民「迅速同俄国人民建立外交关系，派遣蒙古人民的代表会见正在前进的红军20。这一宣言显然只是从苏俄的革命利益出发的，因为废除了沙俄的不平等条约后，外蒙古应仍是中国的一部分。以后，苏俄政府一方面在同中国北京政府的交往中不得不承认外蒙古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表示不插手蒙古的内部事务，另一方面则以武力扶持成立独立的蒙古革命政府，分裂中国的领土。

1921年初，旧俄谢米诺夫部的恩琴入侵外蒙古，同年2月3日进占库伦，3月21日策划成立「外蒙独立政府。于是，远东共和国与苏俄一再要求派兵进入外蒙古帮助北京政府剿灭白卫军，以消除其对远东共和国与苏俄的扰乱。但北京政府只同意25公里左右边界协防区，并说：业已特命东三省巡阅使兼充蒙疆经略使前往痛剿。至于要求入蒙协剿，则「事关领土，中政府殊难承认，此旨当能谅解。蒙俄毗连各地，如得随时协剿，绝其乱萌，中政府亦深愿协商办法也21。但苏俄与远东共和国不顾中国政府的反对，随即派兵进入外蒙，同年7月6日进占库伦，7月12日扶植成立「蒙古人民革命政府，并于11月5日与「蒙古人民革命政府擅自签订《俄蒙修好条约》，承认蒙古为完全独立国22。中国政府知悉后，即向苏俄政府提出严重抗议，说：「须知蒙古系属中华民国领土，久为世界所公认。劳农政府此次私与订约，既自食前言，复违反公理，本国政府实难容忍。为此特向执事严重抗议。所有劳农政府与蒙古私订无论何种条约，中国政府决不承认。23北京政府要求苏俄与远东共和国从外蒙古撤军，就是借口不撤。1922年8月31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决议向苏俄使华代表越飞发出指示：「至于蒙古，关于它的国家法律地位问题和从蒙古撤军问题应通过俄中蒙签订协议来解决。解决这个问题时，不允许排除蒙古本身。这与我们承认中国对蒙古的并不矛盾。很显然，苏俄军队侵入外蒙与插手外蒙事务就是侵犯中国的，干涉中国的内政。并且，既然外蒙古是中国的领土，是举世公认的事实，那末，中国怎样处理本国内部的民族关系，处理得好不好，这完全是中国的内部事务，不容别的国家干涉。同年11月20日，直系军阀头目吴佩孚致信越飞时也说：「蒙古属于中国，中国中央政府本身会尊重蒙古人民的意愿，没有必要节外生枝。中国中央政府不承认所谓的蒙古政府，因此中国政府难以承认蒙古政府与俄国政府所缔结的条约是有效的。

为了在蒙古问题上对北京政府施加压力，苏联便利用孙中山要求苏联帮助其实施西北计划的机会，促使孙中山在1923年1月26日与越飞的联合声明中同意写上这样的话：「越飞君正式向孙博士宣称（此点孙自以为满意），俄国现政府决无亦从无意思与目的，在外蒙古实施帝国主义政策，使其与中国分立。孙博士因此以为俄国军队不必立时由外蒙撤退，缘为中国实际利益与必要计，中国北京现政府无力防止因俄兵撤退后白俄反对赤俄阴谋与敌抗行为之发生，以及酿成较现在尤为严重的局面。24但孙中山反对外蒙古独立是很显然的。最后，经过反复的交涉，1924年5月31日签订的《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第5条规定：「苏联政府承认外蒙为完全中华民国之一部分，及尊重在该领土内中国之。苏联政府声明，一俟有关撤退苏联政府驻外蒙军队之问题，即撤兵期限及彼此边界安宁办法，在协定第二条所定会议中商定，即将苏联政府一切军队由外蒙尽数撤退。25但以后苏联政府并未停止分裂中国领土外蒙古的活动，一再背着中国中央政府与蒙古签订各种条约、协定。进入30年代，苏蒙更签订互助议定书，苏联不顾中国的，向外蒙古派兵。直至1945年通过苏、美、英三国背着中国签订的「雅尔塔秘密协定与中苏缔约谈判，迫使中国政府承认外蒙古独立，这完全是国际强权政治的表现。

另外，两国历史上遗留下来的领土边界问题也没有解决。苏俄政府曾宣布「以前俄国历届政府同中国订立的一切条约全部无效，放弃以前夺取中国的一切领土，按照《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的规定，在中苏会议中，应「将彼此疆界，重行划定26。但由于苏联方面没有诚意而未有结果，这成为60年代中苏边界冲突的一个远因。

1924年5月，按《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规定召开的中苏会议流产，其原因除了当时中国国内政局动荡外，还显然是苏联不愿按苏俄两次对华宣言的精神与《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的规定解决中苏之间涉及中国领土的一些重大悬案。这从以后苏联否认1858年签订的《中俄瑷珲条约》、1860年签订的《中俄北京条约》等条约的不平等性质，干涉中国内政，搞外蒙古独立，以及不愿交还中东铁路等问题上可以证实。

注释

1 见《政治周报》，第5期，页11。

2 见〈致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外交部信〉，《孙中山选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页434。

3 季陶：〈俄国两政府的对华政策〉，《星期评论》，第十五号（1919年9月14日）。

4 〈外交部发莫斯科总领事陈广平电〉（1921年2月11日），《中俄会议参考文件》，第2类，「中俄问题往来文件，页12。

5 李玉贞译：〈新发现的孙中山与苏俄政府间的往来函电〉，见《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2期，页307-08。

6 《列宁年谱》，第5卷，1974年莫斯科出版，页75。

7 张宗昌：《哈尔滨交涉报告》，1918年2月，页5-21。

8 1920年3月26日北京政府正式收到由伊尔库次克领事馆转交的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并由西伯利亚及远东外交人民委员会全权委员杨松签字「证明抄写无误，内中也有内容完全相同的文字。

9 参见拙著：《中苏关系（1917-1926）》（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页122-32。

10 见〈劳农代表致外交部节略五一四号〉（1922年11月14日)，《中俄会议参考文件》，第2类，「中俄问题往来文件，页93-95。

11 北洋政府外交部筹办中俄交涉事宜公署档案：《筹办中俄交涉事宜王正廷与苏联全权代表加拉罕谈话》节略，1923年9月3日至11月30日。

12 北洋政府外交部筹办中俄交涉事宜公署档案：《中俄公署与苏联代表团交涉会晤录》。

13 《筹办中俄交涉事宜王正廷与苏联全权代表加拉罕谈话》节略，1924年2月25日。（北洋政府外交部筹办中俄交涉事宜公署档案：《中俄公署与苏联代表团交涉会晤录》）。

14 见〈中国的战争〉，《列宁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页215。

15 见北洋政府外交部条约司编：《中外约章汇编》，七、中俄部分，页709-21。

16 〈筹拟外蒙取消自治办法〉，《晨报》（北京），1919年10月23日第2版。

17 北洋政府《政府公报》，中华民国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第1363号。

18 〈孙先生覆徐树铮电〉，《民国日报》（上海），1919年11月27日第3版。

19 《中俄关系史料·中东路与东北边防》，民国九年，外蒙古篇，页43。

20 见 Xenia J. Eudin & Robert C. North, Soviet Russia and The East, 1920-1927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7), 199-200.

21 〈发驻英顾公使电〉（1921年6月30日），《中俄会议参考文件》，第2类，「中俄问题往来文件，页16。

22 〈俄国劳农政府与蒙古国民政府所订俄蒙修好协约译文〉，《中俄会议参考文件》，第4类，「中俄协商草案，页43-45。

23 〈外交部致劳农代表节略〉（1922年5月1日），《中俄会议参考文件》，第2类，「中俄问题往来文件，页41。

24 中国宣传部编：《中国宣言汇刊》（上海出版，1928），页40。

25 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三册（北京：三联书店，1962），页424。

26 「重行划定一词，中苏双方签字的「协定正式文本英文本为"To redemarcate"。见H. G. W. Woodhead ed., The China Year Book (Tientsin: Tientsin Press, 1924), 11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