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翰林院之建置及史学功能的强化

[摘 要] 翰林院之建置始自唐初，宋代以后不断增加了修史的内容。明代翰林院设置之后，几经改制，翰林院官员的额员及职掌也经多次变化。明代没有专门的修史机构，翰林院承担了全部修史之职，史学功能强化。有明一代，翰林院不仅设置了专职史官，而且还多次组织开馆撰修大型史籍，史学成就显著，影响深远。

[关键词] 明代；翰林院；建置；史学功能；强化；影响

[中图分类号] K24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639（2013）04-0058-05

翰林院是我国古代自唐以来特有的文化现象，为当时社会精英聚集的场所。翰林院自建置伊始就受到朝廷的重视，在唐以后的发展中，虽内部结构和官员职掌不断发生变化，但是充备文学侍从、政治顾问依然是其传统职能。宋辽时期，翰林院逐渐增加了修史的职能。明代翰林院曾历经数次改制，承担了全部修史之职。学者对明代翰林院的政治与文化功能多有研究，但作为史学建设之阵地，学者对这一领域的研究相对不足，几乎没有专著或论文专门论及。本文在回顾翰林院发展历程的基础上，重点对明代翰林院的建置沿革及其史学功能作一探讨，以期有利于对这一时期翰林院整体面貌的研究。

一、 翰林院源流考

“翰林”之称早在汉代就已出现，最早见于西汉扬雄的《长杨赋》，其中云：“聊因笔墨之成文章，故籍翰林以为主人。”唐人李善作注说：“翰林，文翰之多若林也。”[1]也就是说，“翰林”本指文学之林，是文翰荟萃之处。然而翰林真正用来作为官署名称则是在唐代。清代赵翼在其《陔余丛考》中载：“古未有以此为官名者，其设为官署，则自唐始。”[2]唐代正式设置了翰林院，此后，历代因之，其地位与职掌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

《唐会要》载：翰林院，“开元初置……有温大雅、魏征、李百药等时召入草制，未有名目”[3]。《资治通鉴》载：“上即位，始置翰林院，密迩近廷，延文章之士，下至僧、道，书、画、琴、棋、数术之工皆处之，谓之‘待诏’。”[4]可见，翰林院开元初置时，官员未有名目，仅作为待诏，以供皇帝之需，“为天下以艺能技术见诏者之所处也”[5]。乾封以后，始称北门学士。至开元二十六年（738），在翰林院之南另建学士院，改翰林供奉为学士[6]。唐韦执谊在其《翰林院故事》中亦载：“由是遂建学士，俾专内命。”[7]自此，唐代翰林院的职能开始分化，原有的翰林院依旧杂处各种技能之人，而新建翰林学士院专以待文学之士，逐渐成为禁中起草诏命、参与机务的枢要部门。

五代时期，战争频繁，社会动荡不安，翰林院的设置也打上了时代的烙印。《五代会要》对此有较为详细的记载，现引如下：

梁开平三年（909）十二月，以前进士郑致雍为翰林学士，非常例也。（后唐）同光二年（924）七月，以侍省内给事杨彦珞充学士院使。……天成三年（928）八月二十九日敕：“掌纶之任，擢材以居……今后翰林学士入院，并以先后为定准。”[8]

（晋）五年九月敕：“废翰林学士院，其公事并归中书舍人。”开运元年六月敕：“宜复置翰林学士院。”……周五年十一月诏曰：“翰林学士职系禁廷，地居亲近，与班行而既异，在朝请以宜殊。起今后当直、下直学士，并宜令逐日起居，其当直学士仍赴晚朝。”[9]

由此可见，五代时期，除后汉之外，梁、唐、晋、周均有关于翰林院、翰林学士的记载。后梁以郑致雍为翰林学士却并非常制；后唐制定了学士入院需以才为准则的制度；后晋翰林院曾先废而后置；后周又对翰林学士以特殊的礼遇，视为皇帝的近臣，世宗更是欲朝夕赐见，访以时事。总的来看，这一时期翰林院无论是机构还是官署的设置均不稳定，其影响既不及唐代，亦不及后世之宋代。

宋承唐制，翰林学士院与翰林院分开，成为两个完全独立的机构。翰林院掌供奉书画、捏塑、琴棋、医术、天文以事皇帝。翰林学士院，总天文、书艺、图画、医官四局，有翰林学士承旨、翰林学士、翰林权直、学士院权直等名目，是制草词、备顾问的机构，掌制诰、诏令、撰述之事[10]。有宋一代，官僚机构庞大，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翰林学士院逐渐增加了修史之责[11]。如《文献通考》引欧阳修言曰：“伏见国朝之史，以宰相监修、学士修撰。”[12]

辽代有南、北面官的政治制度，翰林院是南面官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翰林院掌天子文翰之事，设有翰林都林牙、南面林牙、翰林学士承旨、翰林学士、翰林祭酒、知制诰等职官。据杨果《中国翰林制度研究》考证，此时，翰林院职官之职能大体包括起草文书、咨询顾问、临时差遣等[13]。此外，还有翰林画院、翰林医官等。辽代，因国史院隶属于翰林院，所以翰林官与史官的关系更为密切，翰林官也常常兼修史之任。如《辽史》载：邢抱朴，统和间“迁翰林学士承旨，与室同修《实录》”[14]。

金代官制仿辽、宋之旧。天德二年（1150），命翰林学士院自侍读学士至应奉文字，通设汉人十员，女直、契丹各七员。设翰林学士承旨掌制撰词命。设翰林侍讲学士、侍读学士、直学士等不限员。又有翰林待制、翰林修撰、应奉翰林文字等[15]。金代翰林与国史分为两院，但翰林官常兼任国史院编修官，负责撰修国史的实际工作。

元中统初，以王鄂为翰林学士承旨，未列官署[16]。中统元年（1260），元世祖首命王鹗为翰林学士承旨，“制诰典章，皆所裁定”[17]。至元元年（1264），在王鹗的建议下，建翰林兼国史院，秩正三品。后又置承旨、侍读学士、侍讲学士、直学士数员。翰林院与国史院至此实现了合并。《续文献通考》载，“今考辽金各有国史院，元以翰林院兼之”[18]。元代翰林国史院职掌 “纂修国史、典制诰、备顾问”。其属官包括待制、修撰、应奉翰林文字、编修官、检阅、典籍等。翰林国史院职司主要是典籍史实的搜求与收藏和国史的撰述[19]。如元初成立国史院后，为修太祖成吉思汗等《五朝实录》，至元三年（1266）八月，翰林学士承旨王鄂等乞以先朝事迹录付史馆。次年四月，王鄂又请“延访太祖事迹付史馆”[20]。

明代翰林院史学成就显著。每遇修史任务，翰林院则召集官员开馆修史。修史班子往往以史官为核心，担任史籍的撰修官，在与翰林院其他官员的密切配合下，共同完成修史任务。明代最为重要的官修史学成果都是由翰林院组织编纂的，如《明实录》即为其中之一。明代重视对皇帝《实录》的例行纂修。据《宣宗实录》载，（宣德元年四月）上御奉天门，谓行在礼部尚书胡曰：“纂修实录，国家重事。自古帝王功德，传之万世，只凭史书。”[41]每届政府为修前朝《实录》都会搭建一个庞大的修史班子，聚集包括史官在内的翰林院官员负责编纂修史。这样的纂修制度一直保持了近两百余年，是明代最为重要的官修史学活动。《明实录》记载了明十五帝事迹，共三千余卷。现今，大部分《明实录》都被很好地保存下来。明代翰林院还组织编纂了一批大型经世史书，如《永乐大典》是明代所修的大型类书，始于明永乐元年（1403）七月，后经重修，永乐六年（1408）正式完成。《永乐大典》全书二万二千八百七十七卷，分装11095册，约3亿7千多万字，收入的古籍总数有七八千种之多，卷帙浩繁，前所未有。《明会典》是明代官修的典制体史书，先后历经三次纂修。每次《会典》的纂修与校勘都由皇帝下诏，派资历较深的如大学士之类的朝廷重臣担任，如弘治年间的徐溥、万历年间的张居正、申时行等皆是。此外，明代在翰林院的组织下，还纂修了诸如《大明一统志》、《宋元续通鉴纲目》等史书，具有非常重要的史料价值。限于本文篇幅，此不赘述。

四、影响

翰林院自唐代建立以来，其传统的文学、政治功能一直占主导地位。明代翰林院集唐宋以降历代翰林院之大成而又有新的发展。明代无独立的修史机构，而以翰林院负责修史之职。内阁设置之后，翰林院的政治职能削弱，史学功能得到空前的提升，对后世影响深远，尤其是为有清一代翰林院的发展提供了范例，奠定了基础。

清代翰林院之建置仿照明制，又有所发展。清初，由于各项政治制度尚未健全，翰林院或隶属于内三院，或作为独立的实体而存在，屡有废置。直到康熙九年（1670），重新改内三院为内阁，翰林院便从此固定下来，仍然承担一国修史之重任，终清一代，体制未再发生变化。经过多次损益之后，翰林院的职官额定为：掌院学士，满、汉各1人；侍读学士、侍讲学士，满员各2人，汉员各3人；侍读、侍讲，满员各3人，汉员各4人；修撰、编修、检讨、庶吉士无定员。康熙年间因史务繁重，翰林院史官编修、检讨等也随之大量增员，多达近二百人[42]。明清时期，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发展到顶峰。翰林院在这一时期的草诏、顾问等政治功能日趋削弱，逐渐为明代内阁、清代内阁、南书房、军机处所取代。与此同时，从明代开始，翰林院史学功能日益强化，到了清代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康熙年间设立南书房负责批答诏令，雍正年间又设有军机处掌军事机要，大大强化了君权。翰林院不参与政事，没有政治实权，沦为普通文翰机关。翰林院官员在撰修本朝官修史书、整理中国古典文化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如《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的编辑等，其内容之丰富、记述之详密远胜于前代，给世人留下了一笔极其丰富的文化遗产。

近代以来，随着 “西学东渐”思潮的影响，不少翰林学子开始“睁眼看世界”，他们不仅精通史学，是文化界的精英，还有不少活跃于政治、经济等领域。辛亥革命之后，清朝祚终，翰林院虽与之偕亡，但翰林精神作为文化的象征一直被人们铭记于心。明代以后，翰林院政治地位下降，相反其史学功能、社会文化功能却在逐步增强。翰林院向来为近侍清贵之职，翰林官员享有极高的社会地位与威望，他们潜心致力于学术，创造出辉煌灿烂的史学文化。近代学者梁启超曾精辟地指出：“中国于各种学问中，惟史学最发达；史学在世界各国中，惟中国最发达。”[43]审视当下史学之发展，是否有好的学术氛围、受社会尊重的学术环境以及知识分子对学术的态度与情怀，都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然翰林院之于史学建设可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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