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山拙巧观的成因与影响

【摘要】傅山在清末明初这个特殊的历史时代提出宁拙毋巧的美学观，其中颜真卿起到了很大的感召力。此拙巧观一经提出，就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从清中期的扬州八怪到清末康有为、梁启超都接受并推崇宁拙毋巧的关学观。当然，这一观点影响至今。

【关键词】拙与巧；傅山；四宁四毋

清初书法家傅山在其《训子帖》中提出了“四宁四毋”的美学观点，即：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直率毋安排。是在深刻的社会背景、政治背景、文化背景和思想背景下产生的。这一观点在当时书坛引起了轩然大波，自然也对后世书法产生深远影响，在书学理论中被无数次引用。

“四宁四毋”中的第一点便是宁拙毋巧，傅山之所以提出此观点，并非一时心血来潮，这与他所处的特殊时代有着很大关联。傅山历经动乱年代，跨越了明清两朝。他虽然痛恨晚明阉竖专权，贪腐横行，但他更痛恨“夷”族满清的替代。大半生将反清复明作为生活的主旨。精心读研经、史、子、集，成为三晋文脉的集大成者。自1644年初太原失守后，傅山开始了常年的流离生活，在这期间傅山的主要经济来源是行医和书画交易，直至1653年他搬到土堂村居住。而《训子帖》是写于清军入关之后，这更说明了傅山所处的历史环境造就的他强烈的民族意识影响了他对书法风格的选择。在此我们不得不再次提到《训子帖》，帖中这样写道：贫道二十岁左右，于先世所传晋唐楷书法，无所不临，而不能略肖。偶得赵子昂香山诗墨迹，爱其园转流丽，遂临之，无数过而遂欲乱真。此无他，即如人学正人君子，只觉觚棱难近，降而与匪人游，神情不觉其日亲日密，而无尔我者然也。行大薄其为人，痛恶其书浅俗，如徐偃王之无骨，始复宗先人四五世所学之鲁公而苦为之，然腕杂矣，不能劲瘦挺拗如先人矣。比之匪人，不亦伤乎！不知董太史何所见而遂称孟頫为五百年中所无。贫道乃今大解，乃今大不解。写此诗仍用赵态，令儿孙辈知之，勿复犯此，是作人一着。然又须知赵却是用心于王右军者，只缘学问不正，遂流软美一途。心手之不可欺也如此。危哉！危哉！尔辈慎之。毫厘千里，何莫非然？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直率毋安排，足以回临池既倒之狂澜矣。文中指出作者年轻时十分欣赏赵孟頫书法，但长大后意识到赵孟頫的民族情感问题，即赵孟頫本为宋朝宗室，却在宋亡后做了元朝的官员，成为“贰臣”，此时再看赵孟頫书法，便觉得柔媚、软弱、无力。从此转为学习颜真卿。在这里朴拙厚重的颜真卿书法代表的是拙，而精熟流美的赵孟烦书法代表的是巧。

颜真卿的感召力对傅山拙巧观的形成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唐初书法家颜真卿在平定战乱中为国捐躯，被后世视为忠臣的象征。而傅山有赵孟頫到颜真卿的转变恰恰遵循了中国书学中“书者，心画也”和“字如其人”的传统理论。傅山慢慢开始热忱临摹颜真卿体。1640年至1650年代的书迹正是傅山对颜书的热情追求，1650年以后，颜真卿对傅山书法风格的影响与日俱增，一种新书风逐渐形成。傅山在1648到1657年间写给魏一鳌的十八封信扎装裱成的《丹崖墨翰》手卷，明显的呈现出其书法风格的演变轨迹，开始几扎接近钟繇、王羲之一路，用笔清秀，结字优雅，后来渐渐出现了捺角上扬的章草笔意，再后来便呈现出结字平稳，用笔宽厚丰腴的颜真卿书风，这种演变即是傅山拙巧观形成的直接表现。

傅山并不是一味地反对巧，关于拙和巧的关系，他是这样说的：“写字无奇巧，只有正拙。正极奇生，归于大巧若拙矣。”何谓正，正就是汉魏六朝碑板墓志和造像记的风格。这些风格也是“丑”的，这里的丑其实就是美，所谓丑到极处，就是美到极处。丑和妍相对，他说，“石鼓与峄山，领略丑中妍。”丑中有妍，丑就是妍。写字不能做作，不能事先安排，要率意而行，“王铎四十年前，字极力做作，四十年后，无意合拍，遂成大家。”在他看来，颜真卿的字就是正拙，有骨气，不安排。

宁拙毋巧的观点同样被傅山运用到自己的绘画作品中，傅山不仅是十七世纪最具反叛性的书法家，也是最不循规蹈矩的画家之一，他的一件山水册页有着和其书法一样的“丑拙”的特质，画面的狂放、荒帅、粗野印证了这一点。

傅山拙巧观一经提出，就对后世产生了莫大影响。雍正年间，文字狱的兴起，让多数文人由治学转到了考据，加之大量墓志碑刻出土，为宁拙毋巧的广泛影响奠定了基础。最先接受的应该是“扬州八怪”之一的郑燮。郑燮不甘沦于官场的污浊，弃官为民，自认是“青藤门下一走狗。”他需要的就是徐渭书法中的反叛，也就是丑拙，故而在自己的创作中，把八分书夸大到了极致。只有这样，才能表达出他不同俗的精神。“八怪”中的其他人物，也都是仕途不顺之人，他们不需要“赵、董”字来装点门面，而是直接从篆隶中汲取营养，形成自己的面目，如金农的隶书，用笔方扁，号称“漆书”。这些原来被认为是丑拙的遭人垢病的东西，如今得以大行其道。

提到傅山拙巧观对后世的影响，不得不提到阮元，他官做得相当大，为乾、嘉、道三朝元老，博才多能，通晓金石书画，和傅山一样喜欢经史，多有著述，倡导南北书派。他有两部力作：《南北书派论》和《北碑南帖论》。在深入探讨了书法演变后，祥论了北碑和南帖的区别，推崇北碑。

包世臣和康有为等也可说是北碑的推波助澜者。包世臣的《艺舟双辑》，几乎没有一处不是抑帖扬碑的。在他看来，北碑好到无以复加，“故欲见古人面目，断不可舍碑而求汇帖也。”从碑中能看见古人用笔的方法，而帖则不行。包是邓石如的弟子，邓石如不是北碑的理论鼓吹者，但以自己的实践告诉世人：北碑确实恣肆雄强，能一洗“馆阁”的柔媚。邓石如远名大江南北，包世臣以弟子身份，力加鼓吹，北碑的理论及实践，就此张扬起来，势不可遏。和邓石如同时的有伊秉绶，有“南伊北邓”之说，伊秉绶的隶书气象高古，有凛然之势。

傅山宁拙毋巧的书法美学观影响至今。人们认识到了北碑的重要，要想在书法上有所成就，必须采取碑帖结合的方法，二者不可偏废。用苏轼的话说是，“神、气、骨、肉、血，五者阙一，不可为成书也。”比较起来，北碑重骨气，少血肉；南帖血肉多些。只有完美结合，才能有大出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