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公债的经济分析(1)

【摘 要 题】 经济 专史 研究

【关 键 词】国债 理论 /清末公债/经济 分析

【 正 文】

国债是在商品经济和信用制度一定 发展 的基础上产生的，是一个特殊的财政范畴。由于国家职能的扩展，特别是在对外进行战争和加强国家干预经济之际，国家财政支出不断增加，仅靠增加税收已不能满足国家各项开支时，政府往往在信用制度业已建立和发展的基础上，以国家信用形式集中部分 社会 闲散资金，以弥补财政资金不足。最初筹措国债的目的，一般是为了克服当时的财政困难。在资本主义初期，国债是进行资本原始积累的重要杠杆。马克思说：“公债成为原始积累的最强有力的手段之一。它像挥动魔杖一样，使不生产的货币具有了生殖力，……每次国债的一部分就成为从天而降的资本落入包税者、商人和私人手中，——撇开这些不说，国债还使股份公司、各种有价证券的交易、证券投机，总之，使交易所投机和 现代 的银行统治兴盛起来”。（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23页。）

在正常情况下，国债的发行都必须以一个发育完善、运作正常、流通顺畅的国债市场为依托。如果没有相当发达的国债市场，特别是发达的国债二级市场，国债的大量发行也是不可能的。国债市场的发展状况，直接制约着一级市场上的国债发行。同时由于国债市场作为综合实施财政政策和 金融 政策的结合点，而日益成为国家运用经济手段进行宏观调控的重要工具。因此，国债市场的发展状况直接关系到政府经济目标的实现和政府调控市场的成效。

一、 问题 的提出

清末，由于军费及各项赔款支出巨大，财政捉襟见肘。为了弥补财政不足，于是便效仿西方，发行国内公债。清末总共发行了三次公债：1894年的“息借商款”、1898年的“昭信股票”和1911年的“爱国公债”。

清政府第一次发行内债是1894年的“息借商款”。这次发行公债的目的是为了应付甲午战争的军费，由户部建议向“富商巨贾”借款，成为“战争留下之纪念品”。发行办法是向北京及各省分额募款，以地丁、关税担保，各省实行的募款办法各不相同，如北京规定分两年半还本付息，以6个月为一期，第一期还息不还本，自第二期起本息同还，每期还本1/4，月息7厘，印票以100两为一张，如在1万两以上，可“给虚衔封典，以示鼓励”，举债对象是“官绅商民”。（注：千家驹：《旧

二、李嘉图等价定理的有效性 分析

传统的或流行的关于公债对于财政赤字、财政负担和财政风险等 问题 的阐述，西方有一个与凯恩斯 理论 和弗里德曼的货币数量理论齐名的李嘉图等价定理。这一理论被西方学者广泛引用，并且被许多国家付诸实践，指导各国的财政政策。甚至在公债与 经济 增长关系的争论中，“似乎没有哪二个命题比‘李嘉图等价定理’的 影响 更为深远和争执持久的”。（注：袁东：《公共债务与经济增长》，

所谓“李嘉图等价定理”（the ricardian equivalence the orem）是指这样一个命题：无论政府是以征税来增加收入，还是以借款的方式来增加收入，从效应上看，赋税和债券融资是等价的。因此，政府支出的特定的融资手段对于其最终效应来说是无关紧要的。该定理以封闭经济和政府活动非生产性为前提与条件， 内容 涉及到税收与公债的基本关系，也涉及到个人与 企业 在税收与公债面前的行为变化，还涉及到政府如何在公债与税收之间进行选择这样一系列重大的理论与实践问题。该定理之所以用李嘉图来命名，则是由于19世纪初，古典 政治 经济学的代表人物大卫·李嘉图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首次明确地表达了这种观点。罗伯特·巴罗于70年代中期发表了《政府债券是净财富吗？》一文，复活并推广了李嘉图等价定理。

李嘉图主义认为，在国家非生产性前提下，为了筹集用于纯粹消耗性支出（如战费）的费用，不管是征税还是借款，效果是相同的。巴罗进一步认为，通过发行公债的政府融资仅仅是延迟了征税，即虽然政府以公债形式融资支持部分财政支出，从而减少了当期的征税，但由于债务终究是由未来的增税偿还，因而它与现时税收在某种程度上是相似的（即等价）。进一步的结论是，在政府财政开支不被削减的情况下，预算赤字的增加应会导致正好与赤字相配合的储蓄的增加。

在近代

三、公债认购主体——“官绅商民”的 经济 分析

国债本身应该是一个重要的财政杠杆，在调节经济，尤其是在调节不同阶段和阶层收入分配方面，具有强有力的作用。清末1894年的“息借商款”、1898年的“昭信股票”两次公债的认购主体是“官绅商民”，1911年的“爱国公债”则一般商民很少认购，只有少数王公贵族、文武官员购买少许，绝大部分是由清皇室以内帑现金购买。具体到各地，每一次公债的应募情况也不完全一样。如“息借商款”系首次由政府向民间募借资金，从商民应募的实际情况看，由于统一的章程没有发挥作用，在京城，应募者主要是在京银号、银庄；在广东，主要应募者为忠义公司、七十二行商等。

在“官绅商民”和清皇室看来，认购公债是其可支配收入的运用项目，并不 影响 其所拥有的财富总量。购买公债的人是富商，这些钱本来会拿去奢侈消费，但购买公债在近代是一种新式的投资行为。这一投资行为，本应是自愿的，而1894年的“息借商款”是向北京及各省分额募款的，带有很浓的强力摊派色彩。1898年发行“昭信股票”时虽然规定“官绅商民，均量力出借，无庸拘定数目”，“劝令绅商士民一体量力出借，仍不得苛派勒捐，致滋纷扰。”“所拟章程，既不责以报效，亦不强令捐输，一律按本计利，分期归还……”。（注：千家驹：《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