斗士 第4期

2009年，中国出现了一系列重金属中毒事件，公众环境研究中心（IPE）和一些环保组织展开调查，协助推动这些问题的解决。

我们首先梳理了自己的数据库，发现相当一批重金属超标企业实际上是大型IT品牌的代工工厂。2010年4月，我们把梳理好的信息汇总，开始和29家IT企业交涉，而苹果公司就是其中之一。然而，当其他企业最终都做出了一定回应，有些还比较积极地开始解决问题时，却只有苹果，对此的答复始终是：我们的政策是不披露供应链。在这种背景下，我们决定专门对苹果进行深度的调研。

为什么要针对苹果？这是我们开展这项工作中受到的最大质疑，世界各地的消费者都不能理解，这是代工企业甚至是当地政府的责任，与品牌有何关系？这其实体现了全球经济一体化过程中呈现的新趋势：诸如苹果这样的品牌正逐步将生产过程外包给供应商，而与之相伴，它们也外包了其对环境的所有责任。它们可以高调地对外宣称自己是完全绿色的、环保的，但实际上，其每年生产的大量产品在诞生过程中对周边环境造成了严重的污染。而苹果公司只关注质量和价格，不顾供应商环境表现的采购方针，则会诱使供应商降低环境标准去赢得订单，从而导致环境问题的恶性循环。所以，我们认为代工厂造成的环境问题也应该是品牌的责任。

被损害的与被遗忘的

我们分别于2011年1月20日和2011年8月31日了两份《苹果的另一面》报告，每次都经过数月调查，亲身走访了8家苹果疑似供应商的周边社区，再加上数据整理分析，共发现多达27家苹果疑似供应商出现过环境问题。然而苹果公司的2011供应商责任报告中所列出的36个审核中发现的核心违反事件中，却没有提到一例环境污染问题。

早在2007年3月，包括IPE在内的中国21家环保组织就共同发起了“绿色选择倡议”，号召消费者关注企业的环境表现，同时推动大型品牌绿化它们的供应链。从那时起，“绿色选择倡议”就形成了一个逐渐扩张的NGO网络，目前已囊括了41家NGO。所以，此次对于IT产业和苹果的调研，大家也都能很快达成共识，并结合自己各自优势进行分工。

第一份报告的调研对象主要集于中毒的工人。我们借用网络论坛等渠道，辗转找到了一位曾跟踪过重金属事件的媒体记者，又通过他联系到了中毒工人。对他们的访问主要在其宿舍进行，有的则还在住院期间。他们大多才20岁出头，其中两个病情比较严重的甚至都没到20岁，但他们的健康已经受到了巨大的影响。他们的工作其实就是每天生产苹果的标志，结果使用了有毒的化学溶剂。之后，我们还找到了另外一个工厂——联建科技中毒员工的代表，了解到有100多名员工都受到了影响，经过长时间的治疗后，至今身体还有一些问题。

而第二份报告的调研对象除了工人外还包括当地社区，我们还聘用了几家专业审核机构对工厂的废水排放情况进行检测。这期间，一些本地的环保组织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比如自然之友武汉小组，他们的志愿者对武汉名幸工厂周边受污染的小河进行了一个月连续的拍摄，并带领专业机构对湖泊的底泥进行检测。自然之友武汉小组的负责人曾祥斌本身是名律师，曾为当地受水污染影响的渔民争取过权益，该渔民也将我们带到了现场。我亲眼见到，整条小河沟都已呈现牛奶般的颜色。我们坐在这名渔民的船上，他每摇一下桨，黑色的泥就会翻起来，并伴有一股刺激性的味道。

事实上，这样震撼性的场景还有很多，有些时候还会出现一些意外情况。比如我们去江苏一个受污染的小区做调查的时候，之前只和一两个居民进行过联系，但等到我们到了当地，已经有几十位居民在那里等着我们了。他们各自向我们描述了自己受污染的影响，在一条受污染的河边，当地村民把已经漆黑的河水装到了矿泉水的瓶子里，我当时正在拍摄，有十几位上了年纪的妇女突然就集体跪下了，请求我们能够帮帮他们。可以说，这情景给我带来的那种感官上的冲击是很少有人能够承受的，我当时觉得自己腿也软了，端着摄像机也跪在了他们面前。这些亲身感受让我坚定地认为，这些普通人所遭受的这些影响，应该让外界更多地了解。

不一样的难题

我们的环保组织大多都比较小，人手配备、能力，包括自有经费，都给此次调研构成了一些障碍，但这些只是一般性的困难，更难的问题在于苹果案例的特殊性。

首先，苹果的供应链是保密的，难以确认，因为监管信息的公开并不完善，我们需要自己确认哪些是它的供应商，是否存在污染问题。而我们又没有权力进行公开调研，只能开展暗访。

我们确认哪些是苹果的代工厂，主要利用的是公开信息，通过蛛丝马迹厘清它与苹果的关系。如果有这些公开信息，且是基本可信的，我们就会将其列为疑似供应商，并开展调研。而调研过程中，当地社区和工人也会提供一些佐证。不过，直到报告的时刻，我们也不能百分之百地确认所提到的工厂到底是不是就是苹果的供应商，因为它们与苹果之间，不仅所签署的合同文本是保密的，连合同关系都是保密的，双方之间不能披露供货公司。

而对于污染证据，搜集起来则相对简单。IPE一直承担着数据平台的角色，我们日常就会不断地收集各方面的污染信息，并分类记录。这些记录相当一部分都是公众举报并得到官方确认的信息。有了这些证据，我们不但可以对这些工厂进行进一步调研，还可以直接向苹果提出要求确认。所以IPE在整个调研过程中起着一个明确调研方向的作用。

另一个巨大的难处则来自于外界的舆论环境。要知道，世界各地的“果粉”们是异常坚定的，有时越说苹果不好，他们反而会更加坚定地站在苹果一边。我们当然也感受到了来自这些消费者的压力。我们在第一份报告后，官方微博上会有很多“果粉”留下负面的留言，国外的论坛里，有人惊诧：中国也有环保组织？很多人还怀疑我们的目的，台湾一家媒体甚至说我们是通过打压苹果这家公司，在帮助中国大陆政府实行某种汇率政策。说实话，看到这些信息，我们确实感到有点难过。我们的一些NGO合作伙伴在接触消费者，感受到来自他们的压力后，也的确曾建议：“是不是不应该态度这么强硬，换一种相对缓和的方式？”

但对于我们几个亲身看到了污染和毒害问题的人来说，事实毕竟还是一个坚硬的东西。而且我一直相信，消费者的质疑主要源自信息的不对称，我们需要把全球生产和采购形成的信息的断裂、断层衔接起来，让大家知道整个产品生产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我相信大家在了解了问题的严重性之后，还是会做出一个绿色的选择的，因为大多消费者是不会愿意用污染和毒害作为代价来换取手中的时尚IT产品的。而对于公司来说，它可以什么都不在乎，但必须在乎消费者。一旦消费者对这件事做出一些表达，都会推动它改变。只不过问题在于，我们需要提供给苹果的消费者更多、更有力、更翔实的事实。

所以实际上，第二份报告我们并没有采取缓和的方式，反而加大了调查和宣传力度。结果，终于引起了消费者的反响。我们做的视频在两周的时间里被下载了4万次，并最终获得了苹果的注意。

破冰

其实，早在2009年调查水污染问题时，我们就尝试通过邮件和苹果公司联系，并试过其中国区、亚洲以及总部的不同部门。第一份报告前，我们也提前发给苹果和所提到的那些公司，但几乎都是石沉大海的。很多人劝我们说，苹果可能永远也不会回复，它那么大，你们那么小，它们不会在乎你们的。这样的状态持续了近一年半的时间。

破冰出现在第二次报告前。按照程序，我们照例把它发给苹果，五天后，也就是第二份报告将要的当天早上，我们竟然收到了来自苹果总部的邮件，称所提到的工厂中“有几家”不是苹果的供应商，同时提议通过一次电话会议来进行沟通。这是它第一次表示愿意和中国的环保组织进行沟通。我觉得这也是我们之前持续不断努力的结果，我想也正是这些调研让苹果意识到中国的环保组织是会坚持到问题必须得到解决的那一天的，它是不能简单地推托敷衍掉的。

其实收到这封信后，我们既惊喜又着急。因为下午就要报告，所以我们即刻回复，让对方告知到底哪几家不是它的供应商，然而苹果再一次没有了音信，而最终，我们第二份报告中还是沿用了“疑似供应商”的说法。

报告发出后，引起了一些反响，媒体也进行了曝光。一些美国的环保组织也对我们进行了声援，美国最大的环保组织之一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NRDC），也参与到了和苹果的谈判和沟通过程之中，向苹果的高层表达了类似要求，让他们直面问题、解决问题。

2011年9月13日，我和我的合作伙伴第一次与苹果中国方面进行了面对面接触，此后，苹果又陆续主动与我们进行了七轮谈判。苹果之所以改变态度，我想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的报告是有事实根据的。另外，也是多方推动的结果。据说，甚至有投资者和苹果的客户，会拿着我们的报告问责苹果。

2011年10月31日，与苹果的第四轮谈判，在苹果Cupertino总部进行。Cupertino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地方，像花园一样，天蓝草绿，员工富有活力。当我走进这里时，其实是有相当感触的，因为我亲身到过苹果在中国的代工厂，看过那里受污染的社区以及居民。这边可以如此生机勃勃，那边却跪倒一片，向外界祈求着帮助。所以我当时的心情是，这种跨越太平洋的断裂应该把它用信息衔接起来。

那次的谈判同样非常焦灼，长达五个小时。开始双方有很多看法是相当不一致的，苹果每年也会出供应商的报告，自认管理得还不错，甚至怀疑我们调查的一些事实是编造的。这对我们来说，感受会非常强烈，因为我知道苹果代工厂周边的居民后来也面临了来自各个方面的压力。那天的有些时刻，我们双方情绪都比较激动，我不知道自己有没有拍桌子。不过，幸好NRDC在中间起了平衡作用，我们最终也平静了下来，双方都认为应该搞清楚事实。

我还是相信事实本身是最重要的，到底问题存在不存在，不是谁能够改变它的，如果苹果庞大的供应链就是存在着污染和毒害的问题，我们的环境和公众确实就受到了它的影响，它就没有权力选择回避。而我们的出发点也并不是反对个别企业或品牌，确实是为了推动这些环境问题的解决。全球化30年，公众也是一点一点认识到供应链上的环境问题也是企业社会责任的一部分。苹果作为最成功的IT企业，不能因为其保密文化就否认这样的责任，所以我们认为我们应该去和他们碰撞，哪怕是硬碰硬，这是涉及到原则和底线的问题。

在此之前， GE、耐克、沃尔玛、可口可乐、联合利华、西门子等相当一批大品牌已经和NGO形成了合作关系，利用NGO收集的信息推动了数以百计供应链上的污染企业去解决它们的问题。我们在这次会议上也陈述了这些先例，我相信，它们会对苹果产生推动力量。最后，苹果的VP承认他们在环境方面比在劳工方面的管理差距还要大，需要加强，并提出苹果在供应链管理方面也需要一定的透明度。说真的，这是我和他们接触这么长时间以来最为意外的一句话，因为透明好像和苹果的文化没有丝毫交集，从他们那儿听到最多的都是保密二字。所以，这是非常难得的。

和苹果的谈判有一个很大不同之处在于，每次只能向前迈进一步。有些品牌从整个理念到架构方面都比较能够适应更公开、有公众监督、和外界合作推动的状态，但苹果并不具备环境管理的能力。

其实这是一场心理的比拼。在一年半的接触中，我也是逐步感受到了苹果与众不同的文化，这个文化就建筑在其高度保密的基础上，所以他们最终说出要透明，确实是对自己的一个挑战。我觉得能够这样自我调整不容易，也是为我们进一步推动问题解决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基础。

目前，苹果已对我们所提到的供应商自己进行了检查，也聘用了我们之前用过的审核公司，并发现了一些问题。今年初，它还曾表示愿意接受第三方审核。我们下一步希望苹果能主动地建立一个系统去发现问题，并将自己所作的调查公开。我们要求公开的程度对他们来说还是一个挑战，我们是想把公司污染控制的东西几乎完全披露出来，很多品牌都已逐渐认可这点。

不过就像船大不好调头一样，这件事的进展也不会那么快。对于苹果来说，怎么能够在社会公众强大的社会监督压力之下去经营，它之前是没有这种传统的，需要一个逐步适应的过程。而我们有这个耐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