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鲁公主:抗击艾滋病的非洲女斗士

人们十分惧怕艾滋病，由于愚昧和偏见，谁也不敢公开提到它，得了病不查也不治。惟有28岁的祖鲁公主以她特有的胆量，在赞比亚第一个向媒体公开了自己“艾滋病病毒携带者”的身份。

赞比亚是世界艾滋病蔓延最严重的国家之一，20%的成年人是艾滋病患者或病毒携带者；数十万儿童或被感染成为患者，或因父母死亡沦为孤儿。

她的父亲死于艾滋病

1976年1月6日，一个女婴在赞比亚中部的卡布韦市出生了，她的父亲莫法特・卡休恩是赞比亚独立前皇室的后裔。女孩理应享有公主的头衔，但这个国家历来不承认女孩的继承权，她的父亲为了记录下她的皇家血统，就给她起了个名叫“祖鲁公主”。

童年时代的祖鲁公主，有着一个既有政治地位又非常富裕的家庭。她的父亲在国家铁路局就职，是一位资深管理官员，母亲乔伊娜在议会上班，两个人收入丰厚，家里有豪宅大院，院外有扛枪的卫士守门，院内有男女仆人伺候。祖鲁公主一开始上学就在外国人办的教会学校里就读，那可不是一般的学校，单就那明亮的教室和整齐的课桌，就让当地普通人家的孩子羡慕得要死，因为他们只能在破旧的土房里上课，用的是土坯垒的“桌椅”。祖鲁至今怀念那个时候她享有的幸福与快乐。

但好景不常，从祖鲁10岁时起，她家里就像遭遇了恶魔一样，厄运一个个接踵而来。先是她的一个刚出生的妹妹突然死去，不久，她母亲又日趋消瘦，疲倦无力，最终治疗无效，撒手人寰。当时，人们并不知道她们是死于艾滋病，只以为她的家庭触犯什么神灵遭到了惩罚。

不到两年时间，这个富裕的家庭就被庞大的医疗账单折腾垮了。后来她父亲也病了，而此时家里已经没钱送他住院了，只有靠祖鲁公主来照料他。她回忆说：“我的父亲骨瘦如柴，非常虚弱，我还得带他到10公里外的卫生所看病。那年我才12岁。”此外，祖鲁还要照顾她的4个弟弟妹妹，还有6个因亲人去世长期在她家吃住的孤儿。

“后来，我父亲不行了，他实在不忍心让我这个14岁的女儿肩负如此重担，于是，他悄悄离家出走，到一个亲戚家去寻求帮助。再后来，那就实在太惨了：“他孤独地死在郊外的树林子里，5天后才被人发现。父亲的遗体已经被野狼野狗啃得不像样子了，实在惨不忍睹……”祖鲁公主说。虽然事情已经过去了十几年，但一说到这里，她还是抑制不住自己的伤感，泣不成声。她说，现在看来，她的父母都像是死于艾滋病。

在卖身和嫁人两者中，她选择了后者

一个14岁的少女，一无所有，还有10个弟妹靠她抚养。她的家有时连续几天不点火，因为没有什么吃的可以煮，只好到外面去乞讨，或等着政府慈善机构的施舍。那时，真是叫天天不应、喊地地不语，不知道还有什么活路。祖鲁常常哭泣，弟弟妹妹看到她哭，也跟在后面哇哇大哭，情景十分凄凉。可是，在赞比亚有那么多孤儿家庭，许多家里甚至是八九岁的小孩在当家，人们或许觉得祖鲁家还不算是最困难的呢。有位长者来看他们，告诉祖鲁说：“女孩当家比男孩好，活路也多。要养家糊口有两条现成的路可走，或去当卖身，或嫁给一个愿意管你们吃喝的年纪大的男人。”祖鲁公主想来想去，选择了嫁人，她希望有个负责的男人能保护她。

感谢上帝，祖鲁遇到了一个想娶她的男人，他的名字也叫莫法特。他痛快地答应了祖鲁的条件，养活她的弟妹并让他们继续读书。但那时祖鲁发现自己怀孕了，她只好辍学，和莫法特结了婚。那年，祖鲁才17岁，而丈夫已经42岁了。婚后祖鲁才知道，她的丈夫先前死过两个妻子，都是因为感染了艾滋病，但结婚时他隐瞒了这一点。祖鲁生了两个女儿，大的叫费丝，小的叫乔依。这样，不到20岁的时候，祖鲁已经成了两个孩子的母亲和丈夫先前5个孩子的继母。

在乔依出生后不久，祖鲁到附近的一个地方医院担任志愿者。在那里，她接触了许多艾滋病患者和病毒携带者，得到了许多这方面的知识。她觉得自己的父母，还有丈夫的两个前妻都死于艾滋病，那她自己是不是也该检查一下呢？她和丈夫说了自己的想法。丈夫说：“你没有什么症状，检查什么？简直是捣乱！”他一口拒绝了。在赞比亚，女人要去医院做艾滋病检查，必须得到丈夫的许可，并且要有丈夫亲自陪同，否则，医院不给检查，即使你出得起钱也不行。祖鲁时常会提起要去检查，还要求丈夫和她都检查一下，莫法特烦了，骂她，甚至说如果她再坚持检查的话，就离婚，有一次他急了甚至威胁说要杀了她。因为在这个国家，谁要是让人看见在医院做艾滋病检查，就要遭到别人的耻笑，会捕风捉影地说你做了见不得人的丑事，万一你的HIV呈阳性，工作单位也会立马把你开除，亲戚朋友也都会像躲避瘟疫一样远离你。所以，祖鲁的丈夫不让她去做检查，也是有他的理由的。

到了1997年，她丈夫最终经不起祖鲁的唠叨，陪祖鲁一起去做了一次检查。检测结果出来了，却令人十分沮丧，祖鲁和她丈夫的HIV全呈阳性。接着，祖鲁又为自己的两个女儿做了检查，她们倒是阴性。祖鲁不放心，连续为她们检查了3次，全呈阴性，她总算放心了。

勇敢的行动，导致家庭破裂

得知自己携带艾滋病毒之后，祖鲁的心情极为复杂。她想起了自己的父母，还有许许多多因艾滋病死去的乡亲，她感到了死亡对自己的威胁，感到了生命的可贵，自己还这么年轻，真不想死啊。她又想起她在当志愿者时熟悉的那些艾滋病患者，没想到，自己今天也加入了他们的队伍。在消沉了好长一段时间后，她读了几本书，忽然对人生有了新的领悟：没有人去祈求死，但面临死亡的人也不能等死。她决定打破沉默，从自己的故事说起，帮助人们认识艾滋病。

恰好在这时，国家广播电台正寻找一个艾滋病病人或病毒携带者在广播节目里做现身说法，祖鲁勇敢地应试了。随后，她便在广播节目里叙说自己家庭的艾滋病史，破天荒地第一个在公众媒体上承认自己是艾滋病毒携带者。记者问她：“你认为自己是怎样被感染的？”祖鲁回答说：“这很难说，可能是我父母的垂直传染，也可能是我丈夫传播的。”她甚至坦承，婚前自己有过性经历，那也许是被感染的原因。

节目播出后，国内一片哗然。人们不能接受一位皇室后裔竟是艾滋病毒携带者的事实，有人骂她是“坏女人”、是“疯子”，还指责她厚着脸皮在广播里讲自己的丑事，丢尽了脸面。星期日她去教堂做礼拜时，竟被牧师哄了出去，并责令她永远不许进教堂。因为这件事，她的丈夫不仅丢尽了颜面，还丢掉了自己的工作，一气之下，他宣布和祖鲁离婚。

开弓没有回头箭。既然勇敢地迈出了第一步，祖鲁就准备在抗击艾滋病的事业中继续走下去。祖鲁应邀主持了国家广播电台一个名叫《积极生存》的节目，面对广大听众，祖鲁用自己的和别人的故事，鼓励艾滋病患者生活的勇气，唤起人们之间“相互关爱，共享生命”的亲情。她还为大家讲解怎样预防、怎样检查和治疗，以及包括怎样使用等方面的知识，帮助人们了解和预防艾滋病。

请听祖鲁在这个广播节目中娓娓动听的声音：

“……如果你是一个艾滋病患者或病毒携带者，你应该积极地生活。艾滋病是对人类生命最可怕的一种威胁，但它也点燃了人与人之间爱的火花。让我们珍爱生命，爱护自己，关心他人。

“……一个身患艾滋病或携带病毒的男人，如果你的妻子还没有被感染，你还会毫无防备地同她，让她也感染上吗？我们还能做这种愚蠢的事情吗？请你记住：一定要采取可靠的措施。

“……现在地球上，每天有8000人死于艾滋病，2000婴儿被感染，听到这些你不感到震惊吗？艾滋病是罕见的，但不是神秘的，只要采取措施就可以预防，生命在我们自己手中。”

游说时，布什总统吻了她的面颊

《积极生存》节目火了，祖鲁的名字也红了，她成了赞比亚抗击艾滋病的英雄。她的视野更宽了，开始关注整个非洲的艾滋病问题，也关心起全人类的命运。她马不停蹄地到处奔波。

2001年，她接受加拿大宗教慈善机构“世界视角”的“希望行动”项目，开展健康教育和拯救艾滋病所造成的孤儿。曾经嫌她离经叛道的教会，也答应与她合作，在教堂里宣传预防艾滋病。

2002年，她被邀出席在巴塞罗那召开的第14届国际艾滋病大会。会上发言时，祖鲁讲道：“我以一名患者的身份呼吁，只要生命没有结束，有病的人和健康的人应一起行动起来，共同改变这无望的命运。”她的发言被众多媒体冠以“希望之声”的标题广为刊登。

2003年6月，祖鲁得知美国总统布什有一个救助艾滋病人的宏大计划，该计划将筹资150亿美元，并在2004财政年度首先投入5亿美元，重点帮助患艾滋病的孕妇不把病毒传给婴儿。她以非洲艾滋大使的身份去了美国，在华盛顿见到了布什总统和国务卿鲍威尔。她向他们游说，呼吁这些有权势的大政客倾听一下非洲孤儿和患儿的哭喊，为他们做更多的实事。布什总统感谢她做出的努力，最后还吻了祖鲁―一个艾滋病毒携带者――的面颊，尽管这仅仅是一种姿态，但还是在赞比亚被看成是一件了不得的大事。

2004年1月，祖鲁又远飞伦敦，会见了英国政府国际发展部大臣希拉里・本，并先后在国会大厦和剑桥礼堂发表演讲。她说：“艾滋病蔓延没有国界，它不需要签证，它也不管你的地位、肤色和信仰。这不仅是非洲的问题，而且是个世界性的问题。我们必须保证这一代艾滋病造成的孤儿不再受感染。”她引用《圣经》里的勇士大卫屡胜肆虐非洲的歌利亚的故事，呼吁涌现出更多的大卫，共同战胜艾滋恶魔。

现在，祖鲁的健康情况还好。一位美国牧师知道了她的事迹后，深为感动，一直为她免费提供一种药物。她的丈夫终于为她的精神打动了，与她和好，一起从事抗击艾滋病的慈善事业。目前，他们已经办了两个救助艾滋病孤儿的基金会和一个社团组织。在他们家里，收养了20多个孤儿和患儿，先后帮助安置了199个孩子。在祖鲁的努力推动下，赞比亚政府和社会对艾滋病的态度也在发生变化。现在，女人去医院检查艾滋病，不再需要丈夫的同意和陪同了；人们对艾滋病人也比过去宽容多了；15―19岁女孩的艾滋病毒感染率下降。看到这些，祖鲁信心更足了，她表示：“为了对付艾滋病，我将做出毕生的努力。只要我活一天，我就不会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