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政”何以成“学”

①本文系作者为汪洪亮博士《民国时期的边政与边政学》一书所作之序，该书拟于2014年9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②林恩显在《边政通论》中指出：“边政，或许可以说是边疆政治的简称，系指边疆地区之区域性的治理而言。然则何谓边疆？其意义、范围均有待我们加以探讨。”（林恩显：《边政通论》，台湾：华泰书局，1988年，1页。）胡耐安指出：“边政，此一词称，听来不免新颖；或许可以说这是‘行政学’词汇里的一个特殊词称。边政，顾名思义，说来可也就极其寻常，无非是指边疆地区之‘区域性’的治理而言。若然，首先须对我人今兹所应研讨的‘边政’之‘边疆’涵义，了解其不只是地理用语的边疆，而是具有‘人文’、‘政治’涵义的边疆。”胡耐安：《边政通论》，台湾：商务印书馆，1970年，1页。不难看出，二人分别强调了政治与行政两个方面的不同内涵。

③时人贾湖亭就曾将其区别为地理的边疆、经济的边疆、政治的边疆与文化的边疆四种含义。认为地理、经济及政治上的边疆，其义甚明，少有分歧。“所谓文化上的边疆，乃是就国内若干在语言、文字、宗教、风俗习惯与生活方式不同于汉人之宗族而言，如桂之人、滇之夷人、黔之苗人，其距国防线甚远，不能视为地理的边疆，其经济形态，亦多近于粗放农业，亦不能称为经济的边疆，其服膺中央与地方法令甚早，更不能谓为政治的边疆，而以其与汉文化有别，故被视为文化的边疆。”因而所谓文化的边疆，实即两个以上“不等式文化”接触后所产生的文化边际（Culture Margin）。贾湖亭：《论我国半世纪以来之边疆政策》，张其昀主编：《边疆论文集》，台北：国防研究院，1966年，675页。

〔作者简介〕杨天宏，四川大学985工程区域文化与民族研究创新基地教授，四川成都 610064。

在学术不断推陈出新的今日，学科交叉融合不仅成为寻求突破既有学科学术研究现状的重要思路，而且成为创立新兴学科、开创学术研究新领域的实践途径。最为典型的学案可以在人文学者不太熟悉的化学领域寻觅到：现代化学的发展变化集中体现在诺贝尔化学奖大部分都是交叉学科奖。从1901-1990年诺贝尔化学奖来看，在总计82个奖项中，有71个为生物化学、物理化学、结构化学三门学科摘取，明显展示了学科交叉的独特优势。其实不仅化学，几乎所有学科，寻求与其他学科交叉已成为趋势。截至上世纪末，交叉学科总数已超过全部学科的一半，其中社会科学因“交叉”而形成的“学科”有571个。〔1〕与史学相关的诸如历史语言学、历史地理学、历史人类学、计量史学、生态史学、社会心理学等，都是在不同学科交叉点上生长起来的学科。

交叉学科的成长多数情况下是学者有意识学术努力的结果，但一些情况下却是不经意走出来的学术路径。鲁迅说：“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尽管用于比喻学术，有人会持不同意见，近代中国边政学的兴起却可印证鲁迅的说法。

“边政”成为“学”是近代中国边疆研究趋向高潮的产物，是中国学者将人类学应用于“国族”构建与国家政治建设的尝试，就其融会众多学科于一体而言，可以算得上是典型的“交叉学科”。从学术史立场观察，“边政学”是中国边疆研究由传统学术向现代社会科学研究转型的重要标志。学人心目中的“边政学”乃“边疆政治学”与“边疆行政学”的合称，②而“边政学”则是基于“边政”或应“边政”之需而产生的学术与学科。其概念中的“边疆”（frontier）并不限于地理学意义上的诠释，除了地理之外，通常还包含政治、经济、文化几层含义，其中“文化”含义被强调得最多。③

“边疆研究”源远流长，传承有绪。自《史记》以列传记述“西南蛮夷”事迹起，历代史书中的“蛮夷传”乃至部分“外国传”，均可视为“边疆研究”的成果。到了清季，对“边疆”的研究俨然处于“显学”地位，出现了徐松、沈、龚自珍、程恩泽、俞正燮、张穆、何秋涛、李光廷、魏源、梁廷、徐继等一大批潜心研究边疆的学者及大量有关边疆的著作。①胡适的父亲胡传就曾对东北历史地理做过深入的文献研究及实地考察。光绪八年（1882）三月，胡传受吴大徵委派赴宁古塔与珲春交界的原始大山，实地勘查地势水文及常住人口，写下调查笔记《十三道嘎牙河纪略》，之后完成的《中俄分界牌》、《吉林防务》、《辽海榷盐和议》等，更为认识清末东北边政提供了重要参考。金毓黻说魏声曾向他提及此事，称清代留意东北地理者有三人，一为吴兆骞，一为胡传，一为曹廷杰，②充分肯定了胡传在边疆研究中的地位。然而晚清历史上的“边疆研究”基本属于传统学者的治学范畴，尚不具有现代学术研究的含义。从学科领域看，清季的边疆研究大致局限在边疆史地范围，很少涉及民族、宗教与社会，至于自然科学，则更是无人问津。从方法上看，清季的边疆史地学者，大多沿袭传统文人墨客的撰述方法，成果以游记杂录居多。尽管如此，历代学人所做边疆研究，为尔后“边政”及“边政研究”发展成“学”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①参阅胡逢祥等著《中国近代史学思潮与流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34-89页。

②金毓黻：《静晤室日记》戊集六，沈阳书社，1993年，转引自傅朗云《胡传其人其书》，《北方文物》1990年第3期，86页。

③参见南开大学校刊编辑处《校风》1928年第48期，11页。

④从事边疆研究较有影响者有燕京大学的林耀华；齐鲁大学的顾颉刚；金陵大学的徐益棠、柯象峰、马长寿；华西协和大学的郑德坤、李安宅；中央大学的丁、戈定邦、胡焕庸、严德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吴定良、芮逸夫、马学良；蒙藏委员会的周昆田、楚明善、孔庆宗；教育部的边疆教育司司长凌纯声；国防委员会的边疆问题参事吴文藻；西南联大的陶云逵、向达、陈达、潘光旦、吴景超、李景汉、李方桂；云南大学的费孝通、杨荃、李有义、白寿彝；西北联大的李式金、王均衡、谢再善、黄国璋；浙江大学的张其昀、谭其骧；大夏大学的吴泽霖、陈国钧；中山大学的杨成志、岑家梧、王兴瑞；复旦大学的沙学俊、言心哲、卫惠林；中央政治学校的萨孟武、肖铮；蒙藏学校的胡耐安等。可谓群贤毕至，高手云集，这些学者构成了斯时中国边疆民族问题研究的基本队伍。

⑤当是之时，各色各样的科学考察团纷纷成立，蔚为大观。这些科学考察团包括：安得思（R.C. Andrews）中亚调查团，斯坦因（Sir M.A. Stein）新疆考察团，中瑞合办之斯文赫定（Sven Anders Hedin）西北科学考察团，史禄国教授（S.M. Shirokogoroff）领导之凉山民族考察团，中山大学川边考察团，滇边考察团，中国科学社四川标本采集团，中央研究院贵州科学考察团，山生物考察团，中国西部科学院生物标本采集团等，而国民政府特组之西陲学术考察团，亦宣告成立。马大正认为，边疆研究特别是西南边疆研究在日本侵华事件发生后开始真正得到复兴，到了1940年代初，则“达到其发展阶段的顶点”。马大正、刘逖：《二十世纪的中国边疆研究》，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86页。相关研究详见杨天宏《基督教与中国边疆研究的复兴》，《历史研究》2010年第3期。

民国以还，中国传统意义上的边疆研究呈衰落之势，而中国自身可划归现代学术范畴的边疆研究开始起步。1922年，华西协和大学设立华西边疆研究学会（West China Border Research Society），学会虽以叶长青、陶然士、莫尔思、葛等外国学者为骨干，亦有中国学人如李安宅、方叔轩、徐益棠、冯汉骥等参与（后期以中国学者为主）。该会所做领域广泛的边疆研究成果，发表在《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等期刊上，在国内外产生了重大影响。〔2〕1928年，清华大学袁复礼、翁文灏、罗家伦等组建边疆史地学会，后又成立边疆研究学会，旨在“切实研究边地之地理形势，社会状况，天产富源，外人势力，政治现象及其他与边地有关之各种重要问题，期得确切解决之知识及妥善之挽救办法”。〔3〕同年南开大学蒋廷黼、张彭春、何廉、李继侗等成立满蒙研究会，后改名东北研究会，致力于东北历史及现状的研究。③这些带有西学色彩的学术努力，为边政学的兴起从现代学术方向上作了重要的理论铺垫。

1930年代以后，边疆研究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这与中国面临的边疆危机在此时加重产生的刺激有关。在近代中国历史上，边疆一旦告急或为当局看重，边疆研究就会由“隐”而“显”，成为热门学科。1931年之后，日本侵占东三省，导致严重民族危机，边疆研究遂成“爱国救亡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其他学科的研究恰然相反，呈现一种空前的热烈与紧张”。〔4〕在此背景下，顾颉刚、谭其骧等人创建禹贡学会并出版《禹贡》半月刊，致力于研究边疆史地及民族问题。全面抗战爆发后，国府西迁，国家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移至西南，沿海及中原各地众多学人随之迁徙。一时间，中国现代研究边疆民族问题最优秀的学者几乎全部荟萃西南一隅。④以前甚少受人瞩目的西南地区因抗战的缘故，成了“民族复兴”基地和“抗战建国”后方，地位陡然提升，被政府及民间寄予厚望，受到学者异乎寻常的关注。于是，众多学人投入精力研究边疆；边疆研究机构及学术刊物如雨后春笋，在西南地区大量涌现；政府机关及社会团体也组织了不少边疆考察和研究活动。⑤大量学人及学术机构致力于边疆研究，为边政学的兴起提供了人事及组织载体。

就内涵而言，“边政学”以挽救民族危亡为使命，以开发、建设和稳定边疆为目标，以边疆政治为研究主题，同时涉及边疆经济、地理和历史文化等相关问题。学理层面，边政学的兴起与人类学、社会学、宗教学、民俗学等“西学”之“东渐”关系密切，边政学者充分吸纳新的学术资源，突破传统研究范式，力图使过去偏重实际的研究获得学理层面的支撑，逐渐趋于成熟。

“边政”衍生成“学”有其标志性事件和理论成果。隶属于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的边政学会于1941年9月29日成立，以及学会机关刊物《边政公论》的创刊，是边政学作为学科存在的重要载体；杨成志的《边政研究导论》和吴文藻的《边政学发凡》可视为边政学作为学科成立的理论宣言；1944年，国民政府教育部依据《推行边疆教育方案》，指令中央大学和西北大学创设边政学系，规定边政学系学生享受师范生同等待遇，是边政学的学科地位受到承认的重要标志。从此边政学作为一门学科开始在国民政府及教育行政部门的官方话语中存在。关于教育部指令中大与西北大学设立边政学系，参阅杜肇敏《中央大学的边政学系》，《西北通讯》1948年第3期，18页。

从学术史上观察，边政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存在。然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一存在却逸出了当代学人的学术视野。由于这一研究缺失，近代很多重要学人的学术建树都将失去赖以存在的学科领域，完整的与边疆民族问题相关的现代学术史将难以书写，这种近乎网漏吞舟的学术现象对追求周至完备学术的学者来说无疑是重大的缺憾。

汪洪亮博士能够“发现”并致力于民国时期边政与边政学的研究，反映了他对这一领域学术史全面准确的把握。其学术贡献在于首次完整重建了近代中国边政学产生、发展及演变的历史事实，概述了民国边政学的学术面貌与特征，构建了民国边政学的发展谱系，厘清了边政学与传统边疆研究的渊源关系及其灌注西学学理之后形成的与传统边疆研究的区别，并对顾颉刚、徐益棠、柯象峰、马长寿、李安宅、凌纯声、吴文藻、费孝通、张其昀、谭其骧、杨成志等近代学人在该学科的学术创建以及相关学科领域的学术成就，作了有别于其他学术史书写的绍介与研究，重新拾取了已在很大程度上被忘却的这段学术史记忆。尤其引人注目的是，作者对李安宅深入的近乎个案的研究以及对他在这一学科领域地位与贡献的强调，与李绍明“中国人类学的华西学派”概念的提出功效相似，具有部分改写中国人类学历史的含义。

人类学对中国而言是舶来的西学，故其在华最初的植根土壤是在东部沿海及附近地区，这些地区相关学术教育机构中的领军人物大多被认为是中国人类学界的翘楚。由于学缘与地缘的因素，近代人类学者被分为南、北两派。南派人类学者以中研院为中心，以蔡元培为代表，虽做少数族裔研究，却有嗜古倾向，偏重古代语言、文化及民族史研究，加上考古学家张光直在哈佛大学当过人类学系主任，强化了南派人类学者打通人类学与考古学的印象，对中国学界有广泛影响。北派以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吴文藻为代表，吴是学社会学的，人类学在他那里异化成“乡村社会学”。他之所以将费孝通引进人类学领域，是因为他要推进社会学的“中国化”，结果导致其研究取向的人类学化。而受到吴氏影响的费孝通的人类学，按照他自己的说法，研究的却是“乡土性”。〔5〕

中国人类学不同派别之间或许并无当事人自己强调的那么明显的高下之分，但南、北两派之划分，明显遮蔽了人们的学术视野，好像这两派就是中国人类学的全部，忽略了在中国西部少数族裔最多地区从事研究的“华西学派”的存在。李绍明作为长期在西部民族地区从事研究的个中人对学界的提醒及论证是有明显针对性的。这不是西蜀学人自不量力要与南、北两派“三分天下”，而是因为“华西学派”是吾人研究人类学在中国发展历史时不可闭目不视的重要存在。姑不论《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外籍作者群体的巨大贡献（严格地说，他们也是“华西学派”的重要分子，他们的存在，显示了“华西学派”人类学研究所具有的充分的国际性），单是李安宅、任乃强、冯汉骥等西部学者所做贴近人类学“原教旨”含义的真正接地气的研究，已丝毫不亚于其他任何单一学派对人类学研究所做的贡献。其中李安宅尤为“华西学派”中国学人的杰出代表。我的朋友陈波博士曾告诉我，李安宅是第一个深入北美印第安人祖尼部落进行实地调查并写下为西方人类学者高度赞誉的论著的中国学者李安宅对祖尼人进行的田野调查和研究是1935年夏天进行的。李先生说，他从6月15日到9月16日，除中间外出短游两周外，都呆在祖尼人家里。除了进行人口调查，他更多的是“参与观察”。当时祖尼人部落总共219户，计2036人，李先生所做人类学记录就多达1420例。详见陈波《李安宅研究：祖尼小镇的结构与象征》，《中国人类学评论》第 3 辑，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8年。，也很可能是第一个长期深入甘南藏区对藏族宗教与社会习俗做人类学调查的中国学者。李在人们的学术记忆中被淡化很可能与他同南、北两派若离若即的关系有关，但他的成就却是不应磨灭的。汪洪亮任职的四川师范大学是李安宅最后供职的学校，藏有很多外间见不到的李安宅留下的学术史资料。现在他从边政研究的角度将涉及李安宅及相关学人的学术贡献展示出来，其意义不言而喻。

汪洪亮博士关注的另一重要有学术及现实价值的论题是边政学者所做偏重政治取向性的“国族”建构与人类学偏重探寻不同民族文化的异质特点的关系。吾人今日习惯称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nations state），但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民族国家（nation state）建构则是世界政治的潮流。这影响到了民国时期边政学的取向，当时勃兴的“国族主义”思潮，便是边疆局势恶化与国人民族观念变化的结果。受此影响，民国创建之初提出的“五族共和”概念以及在这一概念界定影响下的国内多个民族间的关系，开始为新建构的“国族”――“中华民族”及其内部关系所取代。1935年，傅斯年发表《中华民族是整个的》，表达了中华民族不可分的主张。1939年2月，顾颉刚发表《中华民族是一个》一文，论证中国各族殊途同归，早已融为一体，与傅说相呼应。顾颉刚：《中华民族是一个》，《益世报》1939年2月13日第4版；傅斯年：《中华民族是整个的》，《独立评论》1935年，181号，5-6页，收入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4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125页。以此为起点，“国族”建构正式提上中国边政学者的议程。学者纷纷从历史文献及文物中发掘支持“诸族同源”说的证据，以便建构“国族”。华西协和大学社会学教授罗荣宗1938年曾深入贵州苗区考察苗民社会，提出“汉苗同祖同源”的见解。类似的还有张廷休的“苗夷汉同源论”以及王光璧的“汉藏同源论”。详见罗荣宗《苗族之语言》，《边疆服务》第12期，5-9页；张廷休《再论夷汉同源》，《西南边疆》第6期，1939年5月，6-9页；王光璧《汉藏同源论》，《康导月刊》第2卷第11期，1940年7月25日。这样的学术努力，虽然包含有维护国家统一、抵御外敌侵略的良苦用心，却抹杀了各民族在文化、宗教、习俗（个别的还包括种族血缘）上客观存在的差异，暴露出相当多的边政学者并无民族文化应多元并存的概念，在学术上显露出不成熟甚至稚嫩的痕迹。这一主张所包含的背离人类学学理、将民族问题政治化的倾向受到刚从英国留学归来的青年费孝通的批评，可谓良有以矣。参见费孝通《关于民族问题的讨论》，《益世报》1939年5月1日第4版。

耐人寻味的是，在洪亮博士论域所及的1950年代初期，在中央政府权力高度集中而“边疆”开始实施民族区域自治这一政制转型过程中，曾经围绕“国族”建构做正反论证的各派中国人类学者却又在人民政府指导下在同一领土上鉴别出了据说文化特质各异的56个“民族”。从单一的“国族”建构到如此众多的民族被识别，这一巨大反差的提示意义是极为丰富的。它表明人类学在中国“本土化”过程中已经出现难以逆转的政治化趋向。当初寻求“合一”是适应政治需要，现在“分而自治”又何尝不是应政治所需？坚持人类学立场的费孝通此时自认为找到了学术主张的用武之地尚勉强说得过去，而当初持诸族“同祖同源”主张并极力建构“国族”的学者也大多加入民族识别大合唱，就有些不可思议了。很明显，人类学的“本土化”已经被异化成了“政治化”，这对坚持人类学立场的学者来说似乎难以接受。然而如果不是从人类学而是从边政学的立场上观察，一切又似乎都那么合情合理，因为边疆是国家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边政”本身就是“国政”，已经被纳入边政研究领域的人类学者能够不服从国家政治的需要去从事“纯学术研究”吗？悖论在于，涉及民族问题的研究似乎不能不走上服务政治的路线，但已然政治化的边政学是否还需人类学等“西学”作为学理支撑却成为疑问，而离开了这些基础性的学理支撑，边政学作为一门学科还能成立吗？近年来围绕马戎提出的民族问题研究“去政治化”的论争，依稀可见1939年“中华民族是一个”论争的影子。比较有代表性的论文有：金炳镐《民族问题“去政治化”、“文化化”：“新思路”还是“老套路”？》，《黑龙江民族丛刊》2012年第3期；陈玉屏《民族问题能否“去政治化”论争之我见》，《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8年第7期；陈建樾《多民族国家和谐社会的构建与民族问题的解决――评民族问题的“去政治化”与“文化化”》，《世界民族》2005年第5期。

或许正因为边政学内含深刻的学术与政治矛盾，作为一门新兴的专门之学，在统一政权建立不久的中国大陆和政权退守的台湾均呈式微之势，不复成学，而曾经被其绑架的人类学终于以相对独立的姿态出现在中国学术舞台上。对于政治与作为边政学学理支撑的各门西学的关系，未见洪亮博士展开论述，作为题中应有之义的缺失，不无遗憾，但其翔实的叙事能够提示我们从中发现这一问题，也是贡献。

从写作技术上观察，洪亮博士所作内容设计或有不甚周延之处。其著作题名《民国时期的边政与边政学》，看似将边政与边政学对等处理，平分秋色，实际论述重心却在边政学，基本写成了民国边政学史一类著作。然而不应忽略的是，边政是边政学创立的语境，也是边政学的重要研究对象和实践场域。民国政府面临的边政问题比历代政府所面临者都复杂，有着更大的挑战和压力。在内忧外患的时局下，“攘外”“安内”均为急务。这提示边政学乃“应”国难之“运”而生，是一门“应用学科”，离开实际应用层面的探讨，无法揭示“边政学”的内涵。惜洪亮博士对此关注不够。或其偏重“边政”作为“学”的内涵揭示也是出于写作技术的考虑，但利弊权衡明显欠妥。将边政剔除，文虽简约，却失语境；而一旦语境失却，文本释读亦生困难。

不过这一写作技术性问题对于尚在继续致力这一问题研究的洪亮来说，或许只是留待下一阶段研究时再谋求解决的问题，故此处所见，仅系微眚，不掩大德。读者有理由期待作者在已有研究基础上，继续拓殖，将本课题研究中看似阙如的与边政学密不可分的民国时期复杂的边政问题以及“政”“学”之间的互动研究设定为新的研究义项，并推出相关成果。诚如是，则本文所包含的批评意见将成为多余。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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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边疆研究会成立大会〔J〕.国立清华大学校刊，1928，（9）：7.

〔4〕马长寿.十年来边疆研究的回顾与展望〔J〕.蒙藏委员会编印.边疆通讯，第4卷第4期（1947年4月）：1.

〔5〕王铭铭等.人类学的公众形象问题〔N〕.中华读书报，2007-06-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