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第一张“工资单”

这是我下乡插队落户第一年(1976年)的年终工资分配单。和现在的工资单相比，它太简单了，只有一个数字：实发现金92元1角2分；但又太隆重了，它不仅印在大红纸上，而且以的_三段语录打头。

今天我儿子看到这张工资分配单，惊诧莫名。 那年我的总收入是160多元，扣除口粮等，剩余现金92元1角2分。我插队在嘉定曹王戴家生产队，当年我们队最强的男劳力的工值为13分，即出工一天记1.3工，一般妇女为9分工，我插队第一年，也是9分工。我们队1个工1元，就是说我出工一天挣9角，最强的男劳力挣1元3角。这在当时的上海农村算是高收入，嘉定分配最低的生产队1工好像只有2角左有。但按我的分配算我那年只出工180天左右，因此我的总收入不算高。

我出工少，毋庸讳言，这首先反映了我对下乡抱着临时观点，更谈不上有“扎根”的思想准备。中学毕业后走“上山下乡”的道路并不是我的选择，我是家里两个孩子中的老大，政策规定我应该下乡，逃避是可耻的。在此情况下。我写了“上山下乡”决心书，但我心里想的是尽快在农村得到保送上大学或当兵的机会。另一方面，我下乡后我妈每月给我20元生活费，这笔钱在当时的农村足够度日，不需要我像农民那样为生计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在我高中阶段，我们每学期都有一次“学农”或“学工”，插队落户在我的认识上仿佛是又一次学农，只是这次时间稍长些，条件更艰苦。由于我在三个农忙季节以及年底的开河工程中都是全勤，我只是在农闲时出工少些，因此当地农民及生产队干部对我下乡期间的表现还是肯定的。说到底当地农村人多地少，他们并不缺少我这样的劳动力。

我在乡下的另一半日子，主要做我喜欢的两件事，游历和阅读。那年我才17岁，游历范围有限，但对我来说那已是开创性的，而且我几乎每次都是单独外出，甚至在外过夜，这在以前都从未有过。记得我曾独自带着地图去过近邻江苏省浏河镇，一个人去过上海市区，一个人根据地址找到同学的下乡地，等等。这些独立的游历经验，对我的成长非常重要。

我在不出工的日子花时最多的是阅读。在乡下我读的书并不多，但我读得很细。那两年我翻来覆去读过的书有：艾思奇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上海师范大学编写的《世界近代史》，几本前苏联小说，以及《普希金小说集》，印度作家别列姆昌德的长篇小说《戈丹》，匈牙利作家米克沙特的《圣彼德的伞》。那个年代的阅读并无计划，能找到什么就读什么。因为在乡下能找到的书不多，所以养成了细嚼慢咽的阅读习惯，甚至不少章节很多年后还历历在目，简直能够背诵出来。上述几本书并不都是我喜欢的，但我对每本书都仔细阅读。我小屋的灯光每晚都是整个村庄里最晚熄灭的，即使疲倦得趴在桌上打瞌睡我也不会轻易离开：村民们很觉到了我的与众不同，夜里他们很少来我小屋串门。在乡下我似乎一直以这样的坚持期待属于我的命运早日降临。

虽然我下乡后仍把自己当作一个学生，把插队落户看作是“学农”的继续(也是这么说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我无意在农村“挣工分”，但当年底从生产队长小宝手里领到这张分配单及包在里面的收入时，我心里的喜悦和成就感都洋溢在脸上。 我这时才想到，这一年的成果其实就体现在这“工分”上，而这些工分是多么来之不易。过去我们下乡学农只是拣拣麦穗、稻穗，摘摘棉花等，这些是老人妇女的活儿，现在则完全是和男劳力一起出工。当时上海农村搞的是“三熟制”，即两季稻，一季麦，一年有三个忙季，分别为“三夏”、“双抢”和“三秋”，哪个忙季都耽误不起，人特别辛苦。每个忙季我出工都是全勤，这是必须的。我觉得那时最受不了的活儿是把麦子或稻子从田里挑到打谷场上。有的田块离打谷场很远，麦子或稻子又淋了雨，走的是田埂小道，这样一副重担真的随时要压垮我，但我甚至不能中途歇一下，因为这会影响到整支队伍。一天挑下来，人像散了架，肩膀都磨破出血了，但这样的活儿得连干数日，晚上还要加班。同样艰苦难受的还有挑秧，赤脚走在泥泞的田里，不仅担子更重，而且随时还有蚂蟥叮人。有时一只脚从烂泥里抽出来，上面叮着一片蚂蟥，恐怖得令人头发直竖。

一次，几个中学同学找到乡下来看我，走到面前还没认出我，因为我的样子完全变了，穿着旧衣服，戴着草帽，皮肤晒得黝黑，那天在挑河泥，身上脸上还脏兮兮的。

总算熬过了三个忙季，紧接着又随队上了盐铁河的开河工地。10来个人睡在一户农家的小灶屋里，打地铺，一个紧挨着一个。零下8℃的寒冬，我竞半夜热醒，一身汗水，灶台旁有一口井，我起身打了半桶井水擦身。我们的工地在村庄北边，每天清晨迎着寒风走20分钟，真正是体验到了什么是“寒风如刀”。冻土坚硬如石，挖土和挑土对我都是艰难无比的事。内衣湿透了，手脚发软了，但稍歇一下，内衣就冰凉地贴在肉上。那些日子最盼望的是收工吃饭，最想吃的是青菜大肉白米饭。因为没有手表，我很快就学会了观日测时的本领，误差不超过5分钟。

知青在乡下也有悠闲挣工分的机会。第一种情况是被当地学校请去当代课老师。我的朋友许建平就当上了曹王小学的老师，从此开始了他的教书生涯。第二种情况是被公社民兵营派去看守“犯人”一准确的说法应是“受审查人员”，那个年代特有。我同村的插兄李益民就得到过这样的派遣，他看守的“犯人”被检举和多名妇女搞腐化，但无论他本人还是几名涉事妇女都拒不承认此事，为此他被关押受审。一个多月后李益民带着行李从执行任务的预制板厂回到村里，他告诉我们，那个人“畏罪自杀”了。前一天晚上，那人趁上厕所的机会，突然跑进木工车间，开了电锯，趴下身体将自己的脑袋剖开了。

第三种情况是在农忙季节和开河工地上当土记者。和我同年下去的陈晔就经常是大队和公社两级“战斗报”的土记者，在盐铁河工地上，我经常看到她拿着笔和本子现场采写新闻和广播稿，那身影是多么引人瞩目。陈晔在乡下简直是全能，我说的上述几种情况她都占了，而且她还是公社“思想文艺宣传小分队”的骨干成员，这是第四种情况。但陈晔可谓“红颜薄命”，后来有过两次不成功的恋爱，而且不到40岁就香消玉殒矣。

上述四种情况我都非常期待，但一种也没在我身上发生。两年后时来运转，高考恢复，我考上了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后成为老师，并开始写小说。与高考同时我还通过了征兵体检，差点去当兵。

在乡下那两年虽然运气不佳，但也使我挣的每一个工分都货真价实，我挣的是“血汗钱”。

拿到钱后，回家的那天，我去镇上为爱喝酒的父亲买了一瓶他从未喝过的名酒西凤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