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画艺术品赝品链条

安徽宣城泾县，幕溪河畔。

在一个还遗留着些许古色古香的小村庄里，大批量“年代久远”的书画正源源不断地运往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运到各大拍卖行、画廊以及私人艺术品中介手中。

宣城是我国历史上宣纸的发源地，宣纸便因原产于宣州府（今宣城）而得名，而泾县更是四大名笔之一宣笔的源产地，得有李白“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的千古绝唱，亦有文人曲水流觞的古老传说。

但如今，宣城在所谓传统文化复兴、艺术品收藏火热的当口再度走进众人眼帘，却是源于当地人家对古代和近现代书画赝品作坊式的生产和批发。

不仅如此，以宣城为支撑点的书画赝品链条已然延伸至江苏、天津、北京等地，按市场价可估算出每年数亿元的“年产值”，势头难以遏制。

落款为“真”

贺岩（化名）祖籍宣城，专职于书画艺术品交易已近20年，常年奔走于宣城、北京和上海之间，对近现代书画研究颇深。而仅京城书画圈中，他就有不下数百位以此为生的老乡兼同行。

“我在宣城有家规模不小的篆刻厂，公章私印都做。”他捧出一个长宽约半米的小木箱，琳琅满目、整齐划一地放置着不下300枚各色印章。

每一枚印章都用于仿制一位近现代书画大家的落款，张大千、齐白石、李苦禅、白雪石等几乎应有尽有。对于市场热捧的个别大师级书画家，贺岩甚至拥有不尽相同的十余款仿制印章，款款逼真。

他告诉记者，宣城是个藏龙卧虎之地，一些资深篆刻师即便在京城也很难觅到。这300余枚印章，就是自己十余年来遍寻全国各大拍卖会、画廊和身边藏家的各色真迹后，将作品买下或直接对真迹拍照，用落款图样交由篆刻师雕刻所得。

随即，他取出一款近现代国画大师王雪涛的仿印，小心翼翼地在身边早已备好的一幅题为《雉鸡报晓》的小写意画作上仔细比量后，将蘸好朱红色印泥的印章稳稳地摁在了空白处。

“这原是来自王雪涛亲传弟子的一幅画，得了真传，落笔精到，很有王雪涛的笔触但可惜少了落款。”贺岩解释说，“如今有了落款，它就是地地道道的王雪涛佳作了”。

王雪涛生于1903年，是中国近现代著名的小写意花鸟画家，曾受教于陈师曾、萧谦中、汤定之、王梦白等书画大师，任北京画院院长、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和美协北京分会副主席等职位直到1982年逝世。在当今拍卖会上，他的作品成交价常年居高不下，其一幅16米手卷更是于2010年被估出1.4亿元天价。

“即便是赝品，只要做旧得当，拍出几百万元应该不难。”深谙艺术品交易之道的贺岩对此充满信心。数日后，他便怀抱着《雉鸡报晓》和其余十余张落款崭新的赝品驱车回到老家宣城，将画作交给了泾县一位名为曹耘（化名）的老人。

宣城祁红贵

曹耘在泾县当地不算地地道道的农民，尽管家里也有些田地。曾世代从事宣纸制作的一家人，时被迫停下了宣纸生意，直到上世纪90年代安徽省着手提升文化旅游产业，举办起宣纸、宣笔等特产的贸促会和文化交流会，祖传手艺才再次有了用武之地。

尽管家庭式作坊产量有限，但“全民收藏”极大刺激了宣纸市场，曹家一年少则收入30多万元。除此以外，曹耘还有自己的副业。

“很多人慕名前来，拿着新画来做旧。”曹耘坦言，“还有人直接前来购买旧宣纸制作赝品，年代越久要价越高”。

里屋带锁的大木柜中藏有少量时期差点就被用来糊墙的旧宣纸，来自于曹耘的祖父、曾祖父甚至更早的年代，最早可追溯到150多年前。宣纸越老、品相越完整则越受到黑市和古玩圈的热捧，市场价每平尺至少数千元，最高者达每平尺3万多元。

但曹耘这远近闻名的制纸行家，眼下最在行的却是将新鲜出炉的宣纸打造出近百年的岁月沉淀来。

据悉，懂行之人只会购买宣城的宣纸，做旧也只在宣城完成，就因为早期的迁客骚人所用笔纸大多来自于此，而书画做旧又必须讲究原汁原味。“如今的鉴定师越来越精，稍不把稳就可能露怯。”贺岩坦言。

因此近些年，一种名为祁门红的安徽原产茶悄然在宣城走俏起来。

曹家小院就常年充溢着祁门红的浓郁香味。将陈年老茶在瓷罐中泡制数周后用作“染色剂”刷于新纸上，是提升画作岁月感的最天然手法之一。

祁门红，常被安徽人简称为祁红，产于安徽祁门、东至、贵池、石台、黟县等地，茶汤红浓，芬芳馥郁持久且明显香甜，特有玫瑰花香，在国际上享有“王子茶”之美誉，被公认为世界三大高香名茶之首。在伦敦，祁红更是列入茶中“英豪”，每年新茶上市均遭抢购。

但曹耘却从不用此来品茗养生，只将陈茶用于做旧。他在自家画案上铺了薄薄一层毡毛垫后，便将贺岩新近送来的《雉鸡报晓》等多幅画作摊铺其上。

“新茶沉不住气，做旧的每个细节都极为讲究。”他谈到，“刷染必须用上好的排笔，否则轻重晕染很难掌握。”纸面做旧最讲究均匀沉淀，对手腕力道要求甚严。多年实践已让曹耘的动作娴熟老练、游刃有余。

据悉，煮茶的火候，陈茶的时长，刷茶的力度和遍数，以及纸张晾干的季节和干湿度等都决定着做旧的程度。做旧通常会避开梅雨季节和寒冷天气，因而旺季时宣城内不少家庭作坊都会忙得不可开交。

“刷一遍茶水会让纸张显旧三十年左右，新纸刷两遍就能‘老’个六七十年。”曹耘介绍道。除此以外，每刷一遍都需晾干至少一月以上，次数越多则每次晾干时间将越来越长。“我会严格根据客户要求和画上落款日期，来精准地决定每道工序”。

如此极需耐心和精耕细作之事，在泾县还有十余户人家能够承担，但规模和名声还数曹家最盛。

据曹耘介绍，全国几处盛产书画赝品的城市中，宣城做旧的水准和价位均最高。而在宣城，泾县的家庭式作坊可谓最成体系、最为专业，每年生产和批发“名画”的数量高达近万张。而祁门红茶，也因此曾在艺术品市场天价频现的炙热时期，被炒到价格翻番。

眼下，曹家小院里里外外悬挂、平铺着的成品和半成品不下百张，原本在外打工的儿子、儿媳也回家帮忙，加之原有的宣纸生意，一家人过得红红火火。

老裱为“精”

宣城之后，下一站则是北京琉璃厂。

由于王雪涛是近现代人物，因而纸本、设色需近90天才能完全沉淀。三个多月后，贺岩从曹耘处取走了《雉鸡报晓》等十余张高仿成品，共付了1万余元手工费。

“藏家大多不懂书画家的笔法疏密，除了纸张新旧，至多会再看看装裱。”贺岩表示。因而，裱画师傅成为造假链条中最后但也最关键的一步。

裱画分为人工与机器制裱两类，人工又分为传统手艺与现代工艺两种。现代工艺始于本世纪初，而高仿做旧却必须采用最原始的传统工艺，且需精确模仿各个时代、朝代装裱的不同特征。

如今，北京琉璃厂整条街都密布着承接装裱生意的各色画廊，要价从几十元至几百元不等。但是，低于百元的只可是机器制裱，百元价位以上才可能有手工成分。京城中一批资深的赝品交易商都有着自己熟识的装裱师傅，从不将画作交予任何一家普通画廊。

“好画不能随便装裱，非荣宝斋最资深的老师傅不可。”贺岩手拿《雉鸡报晓》，很快给常年合作的崔师傅去了电话。

在书画界，尽管荣宝斋是全国知名的百年老字号，但由于早年市场经济冲击使得年轻的裱画师傅很少再能具备对传统工艺的全盘掌握，一批手艺老道的退休老师傅自然因此广受追捧，而年近70的崔师傅更是名声在外。

原家住琉璃厂附近的崔师傅，2008年因市政拆迁而搬至北京朝阳区青年沟路的一栋老旧居民楼内，其地下一层的两间房便成为他新的工作室。

尽管每天都会接到好几张需要“老裱”的活儿，但谨慎的崔师傅多年来不但只用现金交易，还从不让人参观自己的工作且从不留移动电话，小区旁超市里的公用电话便是其唯一的联络方式。

“我从未问过这些书画的来龙去脉，只拿钱做好份内之事。”崔师傅坦言。早年，他也曾纳闷自己那些原本打算压箱底的老绫子为何一夜间就火了起来，前来的客户十有八九都是为了他那几十年、上百年的裱画老绫子和老手艺。直到一次拍卖会预展上，他亲眼看见一件估价7000多万元、落款为知名近现代书画家黄宾虹的“珍品”，竟是自己半年前经手的一幅高仿时，才顿生感慨。

对于《雉鸡报晓》，崔师傅表示该画因由王雪涛弟子所作老画，原本已有一层30多年的老裱，但因潮湿老旧、虫蛀污渍等不得不先揭裱再重新装裱，时间和成本都会双倍付出。

两个月后，贺岩终于用7000元现金取走了“珍贵”的《雉鸡报晓》，于2011年秋拍时送交了京城一家颇有名气的拍卖公司，并被印制在了拍卖图录封底的显要位置，最终以4000多万元成交。

“当下的拍卖场上，资质较好的拍卖行大概会容忍30%的赝品率，但普通拍卖公司则可能完全相反，70%以上都被赝品充斥。”贺岩坦言，一位实力雄厚的交易商每年能制造近20张高仿并流通数百张中低端赝品。至于小型拍卖公司、知名画廊等中小交易场所，其每年赝品流通量各自平均在500张以上。

造假版图

事实上，我国书画作品的造假和流通早已不限于宣城、北京琉璃厂等地，南京夫子庙、北京潘家园、天津鼓楼以及西安、江苏等地皆存在造假链条。

仅在北京琉璃厂，数量最多的仿品就是张大千、齐白石和傅抱石等名人大家之作，部分赝品会配套某些所谓权威机构的鉴定证书，个别画廊老板甚至会出示书画大师与所售原作的合影照片。出售画作时，此类证书与合影照片将另计收费。

在艺术品交易圈内，上述仿品的水平普遍较低，因名头广、数量大且成本低而被称之为行货，人工仿制成本在两三百元以内，印刷珂罗版则成本不过几十元。

一位故宫博物院书画鉴定家告诉记者，此类低水平赝品可分为安徽仿品、天津行货、南京假画、潘家园地摊货等多种渠道，其中天津行货因规模巨大、从业人数最多而名声大噪。通常，近现代京津画派的齐白石、张大千、陈半丁、王雪涛、李苦禅等画家是主要模仿对象，而黄胄、刘大为、何家英等当代画家的赝品也不乏其中。

南京地区的赝品市场，主要集中于夫子庙和清凉山古玩市场等地，以仿制金陵画派钱松？、宋文治、亚明、傅抱石、陆俨少等画家，以及当代江浙地区海派画家程十发、吴山明等画家的作品为主。至于安徽仿品则主要源于古徽州黄山地区，以清代民国海派和新安画派为主，做旧水平全国最高。

“其他地区的造假链条也各有其特点。”前述鉴定家表示。各地行货集结起来数量巨大，在全国范围内因藏家、交易商、拍卖行等诸多中介机构的“串货”而广泛流动，最终大多积聚在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的拍卖会与画廊中。

广东赝品以岭南画派关山月、赵少昂、黎雄才、高剑父等大师作品和林墉、方楚雄等当代名家为主。陕西赝品则以刘文西、石鲁、赵望云等人作品为主，各区域书画家的地域特色非常明显。

最防不慎防的一招，便是对于精心炮制的高仿品，造假者往往还以添加著录、传承有序乃至境外出版等附加手段来证明其“真实可靠”，个别赝品甚至会被冠以“国宝回流”的美名。诸如《石渠宝笈》这类清代乾隆、嘉庆两朝最为珍贵的宫廷内府藏画、文物的大型著录文献，就难免会有大量造假者十面埋伏，专仿其中著录作品来谋求一炮而红的天价效应。

“从小作坊到境内外联手推出千万元级甚至天价拍品，可见我国书画艺术品的造假链条已然绵延千里，若不尽快出台有效的政策法规则将很难遏制其不良势头。”上述故宫鉴定家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