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文人美学论文

一、晚明文人生活美学的“闲趣”

（一）任情而发之“趣”晚明关于“趣”的论说很多

袁宏道关于“趣”的论述在晚明极具代表性：“世人所难得者唯趣。趣如山上之色，水中之味，花中之光，女中之态，虽善说者不能下一语，唯会心者知之。今之人，慕趣之名，求趣之似，于是有辨说书画，涉猎古董，以为清；寄意玄虚，脱迹尘纷，以为远。又其下，则有如苏州之烧香煮茶者。此等皆趣之皮毛，何关神情！夫趣得之自然者深，得之学问者浅。当其为童子也，不知有趣然无往而非趣也；山林之人无拘无缚，得自在度日，故虽不求趣而趣之；愚不肖之近趣也，以无品也，品愈卑故所求愈下，或为酒肉，或然声伎，率心而行，无所忌惮，自以为绝望于世，故举世非笑之不顾也，此又一趣也。迨夫年渐长，官渐高，品渐大，有身如梏，有心如棘，毛孔骨节，俱为闻见知识所缚，入理愈深，然其去趣愈远矣。”袁宏道认为，世上能得“趣”者不过三种人，一是“童子”，二是“山林之人”，三是“愚不肖”。前二者由于无拘无束，完全任情而发，故“趣”自然萌发；而“愚不肖”由于无视世俗的规矩礼节，所以任性而为，大肆放纵于声色享乐，无所忌惮，故离“趣”也近。“趣”与“理”是相互排斥的，“趣”来自人的自然本性，是感性生命的自然流露，得“理”越多，则去“趣”越远，因为“理”束缚了自由心灵的活泼与灵动。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袁宏道所说的“趣”其实就是人的心灵的自然流露与灵性显现，“趣”无关功利，只要发自主体内心之“真”，不受经验、教条、偏见的影响，即使是声色犬马的世俗喜好，也是“趣”之一种。袁宏道在这里强调的是“趣”的“自然”与“真”。真者，乃绝假存真之童心，其“最初一念之本心”。对于这种任情而发之“趣”的追求不仅反映在晚明“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文艺呼声上，而且反映在对本真惬意生活的追求上。这种“真趣”表现为俗世生活中的放情极意，率性而行，又在平淡的俗世生活中添加灵动的艺术元素，却不失自然，意态天真。首先，任情而发之“趣”，有轻松、自然、灵动之意。如张潮“喜泉声，喜丝竹声，喜小儿朗朗诵书声，喜夜半舟人欸乃声；恶群鸦声，恶驺人喝道声，恶贾客筹算声，恶妇人骂声，恶男人咿嘎声，恶盲妇弹词声，恶刮锅底声。喜残夜月色，喜晓天雪色，喜正午花色，喜女人淡妆真色，喜三白酒色；恶花柳败残色，恶热熟媚人色，恶贵人假面乔妆色”。喜恶分明，好雅恶俗，享受游戏般的。晚明文人的世俗趣好极其广泛：“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从不讳言及时行乐的世俗喜好，仅仅因为他们认为这是人性的自然表露，趣好越多，快乐也就越多。并且，世人眼里平常的物事，在文人看来就有了趣味，原因在于他们以审美的眼光看待生活，张维昭认为，晚明文人心中“无物，故河山大川，以至虫鱼花鸟之万象皆能怡情；无人，故先秦两汉诸子百家，以至历代诗书字画古玩皆能适性。”故此“天趣”、“别趣”也即“清境”也。可见，晚明文人之“趣”的产生并非心中无物、无人，而是胸中无道理闻见的羁绊，故能以“真”之目光去审视万物。其次，任情而发之“趣”突出表现在率性而为，狂放不羁。张岱《陶庵梦忆》记载了一出别有生趣的“金山夜戏”：“崇祯二年中秋后一日，余道镇江往兖。……余大惊喜，移舟过金山寺，已二鼓矣。经龙王堂，入大殿，皆漆静。林下漏月光，疏疏如残雪。余呼小仆携戏具，盛张灯火大殿中，唱韩蕲王金山及长江大戏诸剧。锣鼓喧阗，一寺人皆起看。有老僧以手采眼翳，翕然张口，呵欠与笑嚏俱至。徐定睛，视为何许人，以何事何时至，皆不敢问。剧完，将曙，解缆过江。山僧至山脚，目送久之，不知是人、是怪、是鬼。”张岱突发奇想，率性而为，在金山寺大唱夜戏，锣鼓喧天，将众僧侣从睡梦中惊醒，其中老僧既惊愕又惊喜、半睡半醒的动作神态引人发笑。剧终，众僧尚未明白怎么回事，张岱等人已“解缆过江”了。张岱别出心裁的将戏搬演到庄严肃穆的寺庙，轻松的夜戏令道貌岸然的僧人也忍不住捧腹，这种人性本真流露之“趣”正是晚明文人所要表达和追求的，文人在对正统秩序的瓦解中体验到一种身心俱乐的。袁宏道谓：“大抵世间只有两种人，若能屏绝尘虑，妻山侣石，此为最上；其不然，放情极意，抑其次也。”袁宏道认同此两类人，是因为这两类人均遵从内心之“真”来生活，都有真情与真趣。率性而为，是完全的放下世俗的一切顾虑，全身心投入于心所想往之事，在这种无功利活动的过程中体验游戏的。晚明传奇多喜剧，戏曲理论集大成者李渔强调剧作就是要使观众发笑，雅俗共赏。“传奇原为消愁设”、“一夫不笑是吾忧”，戏曲传奇在晚明成了人们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求新、求奇、求乐就是为了还原生活之本色，求取人生之真趣。再次，晚明文人爱以度己之心度物，视物为友，善于发现物事之“天趣”。袁宏道《瓶史》和屠隆《考槃余事》均强调插花须“或上茸下瘦，或左高右低，右高左低，或两蟠台接，偃亚偏曲，或挺露一干中出，上簇下蕃，铺盖瓶口，令俯仰高下疏密斜正，各具意态，得画家写生折枝之妙，方有天趣”。可见，所谓“天趣”就是妙肖自然，又不受规矩的束缚，审美主体与审美对象均怡然自得的一种自然本真趣味。这一“天趣”实与晚明文人尊崇的“尊生”、“养生”密切关联，只有顺任事物的天性本然，才是美的、有趣味的；倘若泯灭天性，即使形式上整齐划一，也不美，缺乏“天趣”。并且，“趣”要发自活泼灵动的主体心灵，立足于审美主体和对象生命的生气与灵性。史震林说：“趣者，生气与灵机也”，袁中道的认识更为深刻：“凡慧则流，流极而趣生焉。天下之趣，未有不自慧生也。山之玲珑而多态，水之涟漪而多姿，花之生动而多致，此皆天地间一种慧黠之气所成，故倍为人所珍玩。至于人，别有一种俊爽机颖之类，同耳目而异心灵，故随其口所出、手所挥，莫不洒洒然而成趣，其可宝为何如者。”晚明文人喜爱参与器物的设计制作，其创作往往富于“天趣”。高濂制作的“宜床”颇得“天趣”。他设计的“床”既重实用，夏月通风，令蚊虫不得入，冬月御寒，透气；又锦上添花的添加进审美元素：“帐中悬一钻空葫芦，口上用木车顶盖，钻眼插香入葫芦中，俾香气四出。床内后柱上钉铜钩二，用挂壁瓶。四时插花，人作花伴，清芬满床，卧之神爽意快。冬夏两可，名曰二宜。较彼雕銮蜔嵌，金碧辉映者，觉此可久。”连睡觉都要有花相伴，体舒神怡，此物我交融之“天趣”真令人有世外之想。并且，高濂认为这种富于天趣的“床”比起装饰奢华的“床”更让人心旷神怡，其给人的愉悦是长久的。高濂这种看法在晚明极具代表性。

（二）超尘绝俗之“趣”任情而发之“趣”的另一面

是对超尘绝俗世界的营建。由于强调“真”，生命本初之“真”，故晚明文人拒绝“假”，排斥“俗”。雅与俗相对，晚明文人所认为的“俗”并非诸如“饮食、男女”的自然需求和世俗趣好，“俗”指的是受经验、偏见、教条的左右，而失却自然本真之心；而“雅”则是求真，深入物事之神髓，以求其“真”，并在“求真”的过程中寻回自我生命的本初真实。袁中道《砚水楼记》这样记载袁宏道的志向：“聚万卷于此楼，作老蠹鱼，游戏题躞，兴之所到，时复挥洒数语，以疏瀹性灵。”谢肇淛《五杂俎》有言：“一香一茗，同心良友，闲日过从，坐卧谈笑，随意所适，不营衣食，不问米盐，不叙寒暄，不言朝市，丘壑涯分，于斯极矣。”吴从先《小窗自纪》则说：“志要豪华，趣要澹泊。”“石上藤萝，墙头薜荔，小窗幽致，绝胜深山。加以明月相映，秋色相侵，物外之情，尽堪闲适。”华淑向往的生活是：“晨推窗：红雨乱飞，闲花笑也；绿树有声，闲鸟啼也；烟岚灭没，闲云度也；藻行可数，闲池静也；风细帘清，林空月印，闲庭悄也。……构闲屋一椽，颜曰‘十闲堂’，度此闲身。”晚明文人所向往的生活是雅致的、澹泊的，他们与自然为伴，与同心友交谈，随意适性，无欲无求。这类言说在晚明清赏、清言小品里占有相当大的比重，深刻反映了他们内心最深处的渴望。在晚明文人的日常生活中，既有名目繁多的世俗趣好，又有孤高趣味的追求，这两种趣好看似矛盾，但正好说明了文人内心深处的两种不同情感需求，既求热闹，又喜清静，在追逐世俗享乐的同时不忘时时返归内心，以此对抗世俗，回归本真。李流芳《游虎丘小记》记载了虎丘中秋夜之盛况，然而，他对“士女倾城而往，笙歌笑语，填山沸林，终夜不绝”是持鄙薄态度的，认为这“遂使后壑化为酒场，秽杂可恨”。他所追求的虎丘中秋之“趣”是绝俗的、本真的：“予初十日到郡，连夜游虎丘，月色甚美，游人尚稀；风亭月榭，间以红粉笙歌一两队点缀，亦复不恶。然终不若山空人静，独往会心。”而最有意境的莫过于：“夜半月出无人，相与趺坐石台，不复饮酒，亦不复谈，以静意对之，觉悠然欲与清景俱往也。”认为如此才得虎丘之本色。无独有偶，张岱《虎丘中秋夜》也描写了虎丘中秋之夜人头涌涌的热闹场景，“如雁落平沙，霞铺江上”，然而张岱在文章里也流露出对这种喧闹场景的鄙夷，而独欣赏“三鼓，月孤气肃，人皆寂阒，不杂蚊虻，一夫登场，高坐石上，不箫不拍，声出如丝，裂石穿云，串度抑扬，一字一刻，听者寻入针芥，心血为枯，不敢击节，惟有点头”。世俗之人中秋赏景只是随波逐流，看人看热闹，满足感官快乐，而不能深入物事之神髓，得到物事之真趣。虽说他们也“笙歌笑语”，“丝管杂兴”，但那只是“慕趣之名，求趣之似”，“皆趣之皮毛”。晚明文人认为，在绚丽的民间风俗画卷中，仅有一小部分人才真正懂得虎丘中秋夜之“趣”。“俗”往往与“热闹”不可分，正如傅山所言：“幽独始有美人，澹泊乃见豪杰。热闹人毕竟俗气。”他们会选择在夜深人静之时，与同心良友石台静坐，感发幽思，享受虎丘中秋夜的静谧与安然，情景交融，物我而一。或者如张岱所描绘的，喧嚣过后，山空人静之时，“一夫登场”，没有任何的伴奏，而“声出如丝”，抑扬顿挫，一字一句，如“寻入针芥”，在场者皆会心点头。孤寂的月色与深情的演绎相得益彰，张岱认为，这才是虎丘中秋夜的本色，深得虎丘中秋夜之神髓。

在物我交融的情境中，超尘绝俗之“趣”自然萌生，“我”不仅发现了虎丘中秋夜的本来面貌，同时也思索着“我”之生命存在。此“真趣”与“俗趣”水火不相容，这种趣味能将人引向生命的本真，在对物事神髓的追寻中思考并领悟自我存在的真意；而“俗趣”虽也发自内心，却缺乏深度，正所谓“田园有真乐，不潇洒终为忙人；诵读有真趣，不玩味终为鄙夫；山水有真赏，不领会终为漫游；吟咏有真得，不解脱终为套语。”晚明文人的这种趣味深刻体现了他们在面对物欲横流、日益浮华奢靡的世俗世界时的反思。这种对雅致本真之趣的向往与追求，发自文人内心的最深处，它们与对世俗闲适趣好的追求交相辉映，形成晚明特有的雅俗共赏趣味。晚明文人对雅致绝俗之“趣”的追求，还表现在尚古，尊崇古雅之趣。晚明是个“复古”与“开新”思潮并存的时代，虽有公安派、竟陵派等文艺家提倡独抒性灵，不拘格套，但复古思想始终根深蒂固。表现在日常生活领域，晚明文人尚古趣，不仅爱好收藏古玩，仿古之风浓郁，并且向往古雅生活，家具、服饰、舟车、文玩等多以古雅为式。以古为雅、以古为趣其实是中国古代文人的一种习惯心理倾向，寄寓着文人对传统审美趣味与风格的眷恋。而在晚明文化趋新的情势下，文人的这份“述古”、“慕古”情怀显得更为可贵，以古为雅成为一种时尚。但晚明的尚古又具有与前代不同的风格，晚明文人的“述古”情怀是建构在某种世俗情调基础之上的，具有独特的况味。晚明文人爱闲赏，对古董书画的闲赏是重要内容之一。高濂说：“余嗜闲，雅好古，稽古之学，唐虞之训；好古敏求，宣尼之教也。好之，稽之，敏以求之，若曲阜之舄，歧阳之鼓，藏剑仑鼎，兑戈和弓，制度法象，先王之精义存焉者也，岂直剔异搜奇，为耳目玩好寄哉？”文人尚古，晚明收藏古玩成风，甚至可以不惜一切代价去换取心仪之物，这种对古物的痴癖，除了附庸风雅之徒外，文人崇尚的是“见古人所制与古人所用者，如对古人之足乐也”，修心养性，营建一个雅致绝俗的世界。“时乎坐陈钟鼎，几列琴书，帖拓松窗之下，图展兰室之中，帘栊香霭，栏槛花研，虽咽水餐云，亦足以忘饥永日，冰玉吾斋，一洗人间氛垢矣。清心乐志，孰过于此？”高濂认为，徜徉于古董书画中可“一洗人间氛垢”，“清心乐志”。陈继儒的理想是“少陵诗，摩诘画，《左传》文，马迁史，薛涛笺，右军帖，《南华经》，相如赋，屈子《离骚》，收古今绝艺，置我山窗”，文人在对古董书画的爱好中几乎倾注了全部的情感，珍爱之甚于一己之生命。晚明文人还尊崇古雅生活，这一点在文震亨《长物志》表现得最为突出。通贯全书的，是“自然古雅”、“无脂粉气”等审美标准，对不古不雅之物，文氏几乎一概摒弃。“古”就是自然、本色、朴实，与之相反的则是俗、冗、巧、繁。室庐要“萧疏雅洁”，“宁古无时，宁朴无巧，宁俭无俗”；卧室要“精洁雅素，一涉绚丽，便如闺阁中，非幽人眠云梦月所宜矣”。工则不雅，“古人制几榻……必古雅可爱，又坐卧依凭，无不便适……今人制作徒取调绘文饰，以悦俗眼，而古制荡然，令人慨叹实深。”精工雕琢，铅华粉黛，新丽浮艳，都是有碍古雅的。文震亨醉心于经营这样一个古雅天然的生活环境，实际上就是对绝俗雅趣的追寻。这种“趣”与世俗喧嚣趣味迥异，反映出晚明文人对奢靡风气的反思。比文震亨略早的董其昌认为，文人对古董书画的趣好乃是厌倦了世俗的浮华艳丽，进而又将心灵寄托于古董书画等“长物”之中，故“好骨董，乃好声色之余也”。董其昌是这样描述明代中期以来的奢靡之风的：“故人情到富贵之地，必求珠玉锦绣、粉白黛绿、丝管羽毛、娇歌艳舞、嘉馐珍馔、异香奇臭，焚膏继晷，穷日夜之精神，耽乐无节，不复知有他好”，而当人们逐渐厌倦了声色之后，“浓艳之极，必趋平淡；热闹当场，忽思清虚。”古雅之”趣”乃一股清流，不仅可以借以追思怀古，还可以赏心悦目，修身养性。可见，晚明文人追慕古雅之趣，并不指向传统的道德崇高之义，而是在旧的秩序已然瓦解、新的秩序尚未建立之际的一种文化归属心理，是在享受晚明绚烂的物质文化之余对本真、平淡趣味的回归。对于纵情声色之世俗趣好，文人实已有所反思，反思的结果便是重新投入古雅之趣中，在对古雅本真趣味的追寻中，重新思考生命的意义与自我的价值。苏状的观点很有见地：“这种‘古雅’已不是传统的纯然超越的雅逸崇高，而是世俗生存趋势下的一种浓重的挽歌似的‘述古’情怀，这种情怀和世俗之心一并转化为明清普遍流行的高雅情调。”并且，这种高雅之“趣”是立足于现实感性生命的，和传统文人骨子里那种形超神越的崇高审美有了根本的区别。

二、结语

晚明文人的“闲趣”立足于感性生命，形成融欲望、情感、道德于一体的个体趣味，这在中国古代美学史上是一次深刻的革命。晚明文人追求身心俱闲的生命张扬，肉身要享尽世间繁华，精神却要超脱于尘世之外。喧嚣与闲静，这两种情感需求共存于文人心灵深处，一方面，晚明文人的“闲趣”是任情而发，自然天真；另一方面，却是对超尘绝俗之境的营构，极力突出与世俗不同，以求心灵的宁静，由此可见文人在日渐浮华的物质享乐中的沉迷与反思，晚明文人的“闲趣”因而也具有雅俗交融、喧闹与闲静并存的特点。然而，这两种趣味的本质都指向“真”，忠实于肉身与精神的真实感受，并以此探求生命存在的价值，开出了现代审美之路向。但是，晚明文人追求的“闲趣”毕竟局限于一己，形式极其精致，气象却愈加内向与狭隘，缺乏宏阔大气之美，终致在有清一代遭到非议与抵制。

作者：曾婷婷单位：广东技术师范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