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社区文化在农村公共物品提供中的作用

摘 要：社区文化可以形成一种强大的认同感、有助于塑造高尚人格和培养道德规范、为农村基层民主自治提供坚实的文化基础。政策建议：社区文化基础设施是农村社区文化活动的基本物质保障；赋予农村社区文化建设以深厚的人文关怀；构建富有时代特点的新型社区文化建设模式。

关键词：社区文化；公共物品；政策建议

中图分类号：C9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3-0066-02

一、理论阐释

经济学中经典的公地悲剧、囚徒困境和集体选择的逻辑向世人昭示了公共事物必然性的悲剧，除非采取彻底的私有化或霍布斯的利维坦模式，否则人类永远无法摆脱这种悲剧性的梦魇。201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著名政治经济学家奥斯特罗姆在其传世名著《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集体行动制度的演进》中探讨了基于社区的公共事物的自主组织和自主治理模式，在政府和市场之外创立了崭新的集体行动理论，也开辟了避免公共选择悲剧的新的路径[1]。

我国广大的农村社区中存在对公共物品的强大的需求，诸如社区消防、环保清洁、治安巡逻、基础设施、科技发明等，这些需求是与广大农村居民的生产和生活密切相关的，传统的渠道是通过基层政府组织依靠财政渠道直接提供，或者采取政府购买、民间市场提供的方式，但是无论哪一种方式都没有取得良好的实践效果，广大农村社区对公共物品的强大需求依然无法得到有效的满足。

基于奥斯特罗姆公共事物的自主组织和自主治理理论，笔者认为我国广大农村社区同样可以采取这种模式，依靠农村社区自发自愿筹集资金，通过民主协商治理的方式制定并实施有效使用公共池塘资源或提供公共物品的契约。但是正如奥斯特罗姆所讲“自筹资金的合约实施博弈不是万应灵药，这样的制度安排在许多场景中都具有不少弱点。”笔者认为只要是公共物品就不可避免地存在免费搭车现象，奥尔森在《集体行动的逻辑》中详细探讨了由于免费搭车的存在而导致集体行动的悖论。公共物品都具备一定程度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一种公共物品一旦提供出来，社区内的每一个人都可以无偿使用而不需要承担任何的成本，而公共物品的提供者将承担所有的成本但是仅仅能获取全部收益的一部分，因此对公共物品的提供者而言，提供公共物品的边际私人收益小于边际社会收益，这必将导致公共物品提供的动力不足，极端的情形就是没有人提供公共物品[2]。因此，如何克服免费搭车这种机会主义行为，就成了一个需要解决的理论难题。

道格拉斯・诺斯在《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中建立了三位一体的制度变迁模型，其中意识形态理论至关重要[3]。意识形态可以协调人与外界的关系，降低交易费用，简化决策过程；当个人的思想观念与意识形态不相一致时，个人会改变自己的思想观念；“最重要的是，任何成功的意识形态都必须克服免费搭车问题，其基本目标是为不按简单的、享乐的、个人对成本收益计算来行动的团体注入活力”。诺斯所说的意识形态其实就是新制度经济学中的非正式制度，即与法律、规则等正式制度相对立而存在的约束人们行为的一套风俗习惯、准则和行为规范，表现为由伦理道德和价值观念组成的信念体系。这种非正式制度在农村社区也是广泛存在的，我们可以不是很严谨的把他们称作社区文化。一种良好的社区文化可以营造出秩序井然的社会环境，形成无需法律的所谓无讼的状态[4]。

二、作用分析

农村社区文化是农村社区居民在特定的生活区域内，在长期的生产和生活过程中形成的价值观念、思维模式和生活方式的总和。农村社区文化是农村社区民主政治和民主治理的文化基础，社区成员在社区文化氛围中通过长期交流建立起来的感情及其凝聚力构成了民主政治的重要力量源。这种凝聚力的形成可以有效的约束每一个人的机会主义倾向，形成强有力的认同感和社区公共意识，把公共事务看做是自己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从而能够有效的克服免费搭车现象，促使农村社区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

首先，农村社区文化可以形成一种强大的认同感，可以大大降低决策成本，节省决策时间。依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随着农民收入和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精神需求的层次也会越来越高，他们会越发注重自己在别人心中的形象， 越发渴望得到别人的认同和尊重[5]。而良好的公共性社区文化就为他们赢得别人尊重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并使人们对社区文化形成浓烈归属感。这样在有关农村社区公共物品提供的表决中会大大降低讨价还价以及争执不休的无谓消耗，在公共物品提供的方案与实施方面也会大大降低选择成本和执行监督成本。

其次，农村社区文化体现了社区居民的价值取向、道德伦理评价和感彩、地域特征，有助于塑造高尚人格和培养道德规范。它一经产生并被社区居民认可，就会规范社区居民的行为，有效约束社区居民的选择，能使社区居民产生一种自律行为，进而会主动约束自己的机会主义行为，积极的为社区公共物品的供给献计献策，并且会主动配合支付或承担提供公共物品的成本。这种规范功是正式的制度比如法律约束等所难以实现的，正如张维迎所分析的，中国主要的行为规范其实不是正式的法律制度，而是非正式的风俗传统等文化形态。

再次，我国经济体制转轨和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尽管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我国社会治理特别是农村社区治理却出现了严重的问题甚至危机，农村家族宗法势力复兴、农村政府基层组织瘫痪、黑色经济泛滥和黑社会组织兴起，以及“官黑结合”而成的地方恶势力在农村地区已形成对人民的剥削性控制[6]。这些已经严重威胁到农村的民主自主。良好的社区文化能够为农村基层民主自治提供坚实的文化基础，制约农村基层治理过程中出现的各种违背民主原则的不良行为，从而在公共物品提供的决策中真正体现民主，提高公共物品提供的效率。

三、政策建议

基于农村社区文化在农村公共物品提供中的作用，文章认为应该大力促进农村社区文化的发展与繁荣，既要加强农村社区文化的物质形态基础即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又要注重人文关怀和社区居民全面而自由的发展。

首先，社区文化基础设施是农村社区文化活动的基本物质保障。经济基础决定上册建筑，因此必须全面加强农村社区基础设施建设，在农村社区公用事业方面加大投入力度，特别是在农村社区文化设施建设方面一定要确保投入力度。当地政府要合理规划，把农村文化设施建设提到城乡一体化建设的高度来考虑。在资金的筹集和设施的建设方面应当充分考虑财政资金有限和农村公共物品需求巨大之间的尖锐矛盾，适当采取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一方面，充分调动社会资金，解决财政资金匮乏的问题；另一方面，把资金的筹集与设施的建设有效分开，适当采取招投标的方式吸引优秀的企业进行农村文化设施的兴建和开发。

其次，赋予农村社区文化建设以深厚的人文关怀。农村社区是一个多元化的群体，在年龄分布上有老中青三个层次，在职业分布上有各个行业和门类，在个人爱好和行为方式方面更是各不相同。如果采取整齐划一的、标准化的文化建设方式就很难取得良好的效果，因此，必须采取因人而异、具体分析的思维方式和行动方式，赋予社区文化建设以深厚的人文关怀，特别是对农村中的弱势群体比如鳏寡孤独者应当多多注重情感的关怀，积极采取个性化、特殊化的方式给予有针对性的关怀和照顾。

最后，构建富有时代特点的新型社区文化建设模式，利用美食文化、农家旅游等发展社区特色文化产业，大力提升社区文化品质，利用国家、地方政府政策进一步探索“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一村一名大学生村官、高校大学生与社区结对子实施“智力支农、文化助农、技能帮农”等一些支持活动；完善基层文化骨干培养机制，培养针对社区文化的专业素质人才，让社区文化建设真正在农村公共物品提供中起到应有的作用。

参考文献

[1]艾诺丽・奥斯特罗姆.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集体行动制度的演进[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2]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3]道格拉斯・诺斯.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

[4]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5]马斯洛.动机与人格[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

[6].现代化的陷阱―当代中国的经济社会问题[M].北京：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