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尽快财政盈余向社会分配

摘要：伴随着近年来经济的快速发展，政府的财政收入逐年增虽，若在合理的政府财政支出的背景下，将出现大量的财政盈余，财政盈余不仅说明财政充裕，保持经济增长有了可靠基石，更透露出当前促进我国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措施――向社会分配社会财富的条件已经成熟。文章采用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办法，从理论分析和政策研究的角度寻找如何让更多的人享受改革发展的成果，使更多的人能分享到财政盈余的方法、从而实现“社会分红”的实现。

关键词：财政盈余 社会分红 减税

经济发展的成果是全体公民共同努力、共同奋斗的结果，而基层人民由于在政治经济层面的弱势，在收入的分配中一直处于最弱势的地位。目前，我国经济迅速发展，截止到2014年底，我国的GDP为64万亿，增速为7.4%。财政收入为14万亿。巨额的财政收入是我国经济实力增强的标志，更重要的是为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提供了保证。但是，财政收入是否都有效的用在国计民生和经济发展上，这还有待考察，据报道.每到年底都会出现财政突击花钱的新闻，2014年最后两个月，全国财政将花掉预算中的近四万亿，这个做法，其合理性有待商榷，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政府部门几乎年年都“带着过年的心情”宣布GDP与财政收入的递增数据，但关于“财政盈余”的数据，似乎总是羞于启齿。2003年我国财政收入首度突破了2万亿元，2005年突破了3万亿元，2007年突破5 1万亿元。政府的财政收入，取之于民，也当用之于民、政府突击花钱，不但不能最大效用的利用财政收入，而且会出现奢靡之风、腐败之嫌。将财政盈余分配给全体人民，不但可以最大限度的利用社会财富，而且可以促进国内消费，改善和增进政府与社会成员之间利益协调与兼顾的关系

一、国内外“社会分红”的成功经验

1、香港

据新华社2015年2月26日报道。2014年，港府财政盈余高达638亿元（港元），被港人俗称派糖（一次性津贴和减税等纾困措施）再度上演，香港财政司司长曾俊华第八份财政预算案，推出多项惠及中产阶层和底层的措施，包括340亿元的一次性纾困措施，薪俸税退税上限提高到两万，子女免税额增加至10万，公屋租户免租一个月等港府今年推出了六项纾困措施，包括宽减薪俸税、代缴公屋租金、增加子女免税额及发放综援额外津贴等。

2、新加坡

2008年3月，新加坡政府决定拨出18亿新元给国民分红。据《青年参考》2008年3月2日报道，2007年新加坡财政盈余达64亿新元（约合人民320亿元），创1994年以来最高纪录。因此，政府决定拿出18亿新元还富于民，其中8.65亿将作为分红发给年满21岁的公民，穷人与老人将受惠更多。按新加坡人口计18亿新元摊到每人头上为400新元（约合人民币2000元）。

3、澳门

澳门特区政府行政会日前完成关于《2013年度现金分享计划》行政法规的讨论。根据计划，澳门每个永久性居民今年将获发8，000元的现金，非永久性居民将获发4800元，发放时间从7月2日开始。

澳门特区行政会发言人梁庆庭3日介绍了2013年度澳门特区现金分享计划的安排。他表示，鉴于过去一年澳门经济稳定增长，特区政府库房充盈，所以特区政府有条件继续实行现金分享计划，让所有澳门居民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自2008年开始，澳门政府分发给居民的现金年年看涨，永久性居民从最初的5，000元加码至今年8，000元。梁庆庭表示，该计划是让居民分享经济发展成果，现阶段没有退场机制。

4、蒙古国

2011年3月31日，蒙古国政府决定，将战略大矿塔温陶勒盖煤矿10%的股票（15亿股）分给近280万本国公民，平均每人可分得536股股票红利。2010年的时候，蒙古政府决定用两年时间以现金和非现金方式向每位公民发放150万图格呈克（1元人民币约合180图格里克）的福利，此后多次给每位公民发放现金，履行让国家矿产资源的收益惠及每个公民的承诺。

5、东莞

在内地，2008年，广东东莞财政拿出钱向19.92万低收入者发放“红包”（称为“临时生活补贴”），以减轻CPI上涨给市民造成的影响，受到了省委书记的肯定。

“社会分红”（social dividend）的构想最早由197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英国经济学家詹姆斯・米德（James Meade）于1938年在《经济分析与政策导论》 一书中正式提出：“国家将从投入社会化企业的资本和土地获得利润。它可以将利润的一部分作为社会分红分给消费者，将另一部分作为对社会化企业的再投资。”根据米德的理论，“社会分红”指每个公民，没有任何其他条件、仅根据其年龄和家庭状况就可以获得免税的社会红利。设立社会红利能给每个人提供同样的、基本的、无条件的收入来促进平等；同时，提供一部分不受劳动市场变化的影响的收入，来减小个人风险。首先将“社会分红”构想付诸实践的是美国阿拉斯加州。在阿拉斯加州的启发下，其他一些国家和地区也陆续提出了社会分红的主张，或者迈开了社会分红的第一步。目前，“社会分红”虽未成为潮流，但是已经显示出其巨大的发展潜力与优越性，如星星之火，正成燎原之势。

二、“社会分红”的现实需要

（一）宏观经济平衡的需要

国家宏观经济的正常平衡运行，条件之一就是财政收入等于财政支出，财政收支不等就会造成国民经济动荡的风险。从经济生活的角度上看，经济生活有两个方面，一面是供给，另一面是需求。对于宏观经济来说，就是总供给和总需求，要实现供给平衡，就要达到这样的一个公式：

消费品+储蓄+财政收入+进口=消费+投资+财政支出+出口

用字母表示：C+S+T+M=C+I+G+X

公式左边是总供给，右边是总需求，要使经济平衡运行，政府需要做的就是，是消费品等于消费，储蓄等于投资，进口等于出口，收入等于支出，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各项的相等是不可能的，因此，政府能做的就是要实现政府财政收支的平衡，将财政盈余再次返还给社会。但是返还的方式需要根据经济形势去具体分析。

（二）国民经济健康发展的需要

我们知道，国家GDP=总消费+总投资+净出口

而政府拉动经济增长有三驾马车：一是刺激总消费，二是加大总投资，三是鼓励出口。近年来，我国鼓励出口，进出口贸易增长迅速，贸易顺差帮助我国积累了大量的外汇储备。国内投资强度前所未有，自2008年四万亿财政投入后，国家不断加大财政投资，投资成为拉动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力量。与前两者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国的国内消费一直疲软，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大大弱于投资与出口。这导致了我国经济发展的畸形与不稳定。追寻其中的原因，我国居民的消费习惯是一个方面，但是最重要的是居民收入增长的速度没有“跑赢”GDP和CPI，因此，居民的消费欲望和消费信心不足，导致国内市场相对较疲软。

中国有十四亿人口，假若每人的收入都增加100元，将这100元都用于消费，14亿乘以100，这将会是1400亿的国内市场，这将大大提高国内市场的活跃程度。因此，向人民分配财政盈余可以大大的拉动国内消费，促进经济稳定增长。

三、“社会分红”实施的主要内容

（一）现金形式的红利分配

1、社会成员红利方案

对于公有制企业及混合所有制企业里面的共有成分所创造的利润，进行统一的管理与再分配。成立公有利润管理部，根据不同地区不同行业，对企业的净利润按照一定的比例征收居民红利基金。征收过程中由统计局提供不同行业地区不同的征收比例，由司法机关、监察机关以及工会进行监督。征收的基金由公有利润管理部统一管理。然后通过统计局根据当年居民消费指数、行业、地区间收入差距指数以及无业人员的基本生活需求指数，按照效率与公平兼顾的原则，向公有利润管理部提供当年的红利分配方案。并向全体社会成员发放领取红利凭证，该凭证只能用于领取红利，不能用于买卖。这样，可以保障全体社会成员基本生活需要，又可以最大限度的保障社会成员更好的享受社会公共财富。

2、政府财政盈余再分配方案

政府财政盈余作为社会公共财富的一部分，应当用于改善全体社会成员的生活收入水平的方案中。政府每年可根据财政盈余状况，通过参考当地消费水平，按照社会全体成员人口划分成等额现金，对全体社会成员进行现金补贴。当地地方政府补贴当地消费群体，中央政府则重点补贴经济困难地区的社会成员。现金派发应该成为最重要的社会红利分配方式，这样可以直接提高人民的收入，增强人民的消费欲望和消费信心。我国有着世界上最严密的身份制度，这样可以有效的帮助我们政策的实施，

（二）政策形式的红利分配

1、减税

减税政策是一种扩张性政策其做法是通过降低税率，取消或停征某些税种的办法来减少税收收入，降低税收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或国民收入的比重、减税的结果会增加企业和个人的可支配收入，从而起到扩张需求的作用具体我们应该做到：

一是减轻中小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税收负担，带动就业和创业，增强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这样可以提高中小企业的市场生存能力，又可以防止企业向消费者转嫁生产和税收成本。

二是继续加大税收政策支持力度，促进保障和改善民生、落实新的个人所得税法，提高个人所得税工薪所得减除费用标准和调整税率结构。这样有利于保障人民的最低生活水平，促进人民收入的平等。

三是提高个人所得税的最低起征点，调节过高收入，提高低收入，这样提高低收入人群的消费水平。

2、增加对公共物品的投入

全社会的资源分为两种：一种是私人物品，一种是公共物品。私人物品具有竞争性和排他性。而公共物品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公共物品的需求大大增加，而公共物品供给的增加却十分困难。因为公共物品的使用是免费的，投入无法收回，因此，公共物品的投入不能运用市场的收益机制。这是就需要政府财政去发挥作用，增加对公共物品的投入。如：治理环境污染、免费高速公路、城市绿地、公共交通、国防、公费医疗、义务教育等等。

四、钱从何来

根据国家统计局官网的统计数据我们可以发现，我国财政收入每年都有大幅度增加，但是财政增加的幅度没有超过财政支出的幅度，每年都有较大的财政赤字。因此，要实现财政盈余，政府首先要做到改革现在财政支出体制。

（一）国有资产存量变现

如果政府没有现金，可以在经济结构和国有经济布局合理调整的前提下把国有资产的一部分拿出来。而我们现在的国有资产还只是一个存量，要把它变成现金，变成一个流量，这就需要一个变现的过程，而如何把国有资产的存量变成流量，一个办法就是通过证券市场，减持国有上市公司的股票，通过国有股的减持来完成。国有上市企业原来不能流通的股票减持，让社会公众去持有。通过国有股的减持，政府可以筹集到一部分资金。

（二）增加对国有资产红利的征收

社会主义条件下国有企业是全民共同所有的企业，因此，国有企业理应向其所有者――全体人民进行分红。然而，目前我国现行的国有企业红利分配依然没有走出“取之国企，用之国企”的制度框架，国企的红利还是以企业内部消化的形式驻留在企业之内，全体人民并不能享有国企红利分配收益。因此，我们必须明确国企红利“社会分红”的改革方向，并采取配套措施促进“社会分红”的稳步推进。所以我们要做到：第一、建立科学合理、公开透明的财政预算决算制度，提高公民对于红利分配过程的监督和参与度。第二，建立有效的国企激励约束的长效机制，在企业的内部将经营者的工资和职工的收入与经济效益挂钩，鼓励生产经营者的积极性，同时也约束企业的生产经营行为，避免工资收入侵占利润，保证“社会分红”的资金来源。第三，建立并健全相关的法律法规，完善国企监督体系，将国企过分膨胀的权利放进制度的“笼子”内。第四，建立并完善国有企业利润征收的制度，确保在国企正常经营和扩大规模的前提下剩余利润上缴财政。

（三）缩减对僵尸企业和出口企业的补贴

财政补贴资金作为上市公司和出口型非经常性损益收入，无疑会抬升企业的经营业绩。更有企业因此患上了“输血依赖症”，依靠财政补贴资金而长亏不倒。近年来，钢铁、水泥、建材等行业产能过剩，企业生存堪忧，部分上市公司已连续亏损。为了保住上市公司的“壳”，地方政府连续注入专项补贴资金，才使得企业“保壳”成功。

一些上市公司靠财政补贴“输血”生存，“造血”机制却没形成；一些新能源和新兴产业企业得到财政补助，却没有取得应有的技术进步。这样既损害了市场的公平竞争，打乱了政府和市场的边界，又降低了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

再者，一些出口企业依靠国家的出口补贴，在生产成本和技术没有得到提高的情况下获得出口商品的价格优势，出口额大大增加。但是这种表面看起来能获得外汇的盈利其实是一种亏损。我们把自己的资源廉价出售，吃子孙饭，将物美价廉的商品出口到国外，国内民众却不能享受到这不仅会在国际市场上使中国制造挂上廉价的标签，不利于我国民族品牌的建立，而且会招致大量的反倾销，不利于和谐的国际关系的构建。

假如我们能缩减对企业的财政补贴，那么这样我们就能省下一大笔财政支出，缺少财政补贴的过剩企业，市场机制会将他淘汰。不良的国有资产也会得到重组。迫使上市企业改善自己的经营情况和生产技术。将剩下的财政补贴以红利的方式分发给全体居民，又可以大大扩大国内市场，丰富居民生活，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使经济发展成果为全社会共享。

（四）收缴腐败官员违法财产所得

自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国民经济得到巨大发展，但是由于国家对官员的监督机制的缺失，造成了中国目前的官员腐败行为，其涉及的领域越来越广，金额越来越大，人数也呈逐年上升趋势。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公安部在案通缉的携款潜逃的嫌犯就有4000多名，涉案金额达500多亿人民币。贪污、挪用、逃资海外、公款消费……，光是吞噬国有资产的方式就不可胜数。从无形的损失来看，其社会危害性特别大，它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败坏了社会主义声誉，挫伤了广大人民的积极性，也成为危害社会团结稳定的主要因素之一。

十以来，我国反腐力度越来越大，大量的国家蛀虫被挖出，其贪污数目、贪污方式、贪污渠道让人触目惊心。政府没收这些腐败官员的财产，显示了国家打击腐败的决心，也是对人民利益的保护，没收贪官的财产、赃款应分给人民，因为贪官贪污受贿的钱财都是榨取民脂民膏，取之于民，也要用之于民，让人民大众能真正分享中国改革开放的丰硕成果（红利）。这样更能得民心，这也是社会维稳的需要。另外，中共中央应制定举报贪官有重奖的制度，让广大人民参与到反腐运动之中，让人民群众能充分监督官员，让贪官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

（五）全方位的资金筹措措施

目前我国实施的累进的个人所得税制度，减免条件极其复杂，富人合理避税的方法有很多，而工薪阶层由于缺少合理避税的途径，逐渐成为纳税主体。为了解决这一缺陷，我们可以选择适中的单一税税率，废除现有的税收减免，并同时对每位公民进行无条件的“社会分红”。这种“单一税”加“社会分红”与名义累进个人所得税制度相比，能够更有效地兼顾公平与效率。而且，社会分红的资金来源，不能只依靠税收，因为过高的税负会降低企业和个人生产经营的积极性，不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同样，只依靠国有资产存量变现来进行社会分红，同样不利于企业的生产性投资。抄没腐败官员的非法所得也不能为“社会分红”提供持续的资金来源。因此，“社会分红”的资金除了税收和适度的国有资产变现之外，还应该包括国有资产的市场收益、税收和国债三者进行通盘考虑，通过合理的发行国债，为“社会分红”提供持续的、稳定的资金来源，

“社会分红”作为一种新的重要举措，其对于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的积极意义毋庸置疑，在我国国民经济得到发展的同时，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也应同时得到相应的提高，目前我国财政的收支状况还存在着很多问题，这需要政府进一步厘清思路，建立起科学合理、公开透明的财政收支体系，从而保障最大限度地发挥财政的作用，保障人民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同时也应认识到，财政盈余向社会的分配，也是社会主义国家本质属性的一个重要体现，是社会主义产权归属的本质性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