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次单身浪潮”席卷中国

据国家数据库中国2011年第一季度的统计，中国单身人口达1.8亿，其中城市单身人口为6000万。各种途径的调查显示，无论是主动单身还是“被单身”，“第四次单身浪潮”已经在中国社会悄然坐实。因为各种原因，传统沿袭的婚恋正在成为困扰青年男女的巨大难题。围绕这一古老命题所生成的各种纠结、讨论和质疑，正在改变着婚配的效率、质量和内涵。

逼婚的与被逼婚的

女权主义者西蒙·波伏娃在其《第二性》中说，“社会传统赋予女人的意义，就是婚姻。”当然，她是在批判这一传统。然而对于相当一部分中国都市女性而言，尽管融入了大都市全新的生活模式，却并不能根本地与传统社会脱离干系，而她们的父母，往往就是这些社会传统的传承和“同谋”者，他们对于婚姻的看法，可能更接近黑格尔所说：“婚姻实质上是伦理关系。婚姻是具有法定意义的伦理性的爱。”这样的观念，正在越来越受到现实的挑战。

近年来，“逼婚”再次成为一个响亮的词语，然而人们对这一词语中透露出来的社会信息，并未给予充分的理解和重视。正如“两点确定一条直线”或者“两点之间直线距离最短”成为公理，婚姻作为人类社会规范成人两性世界的基本准则，在中国几乎很少受到质疑。对于绝大多数父母而言，子女的婚嫁是他们必须的责任，如果子女没有婚嫁，这样的责任便一直压在他们身上。

没有理由认为“逼婚”只是中国或者东方社会特有的现象，但逼婚无疑在中国社会是延续历史最长久的，尽管今天的中国父母已经很少决定子女的婚配对象。家庭主义者必定坚持婚姻的最基本价值，而婚配所产生的家庭，则是人类社会生活中财富或各种利益乃至政治结盟的首选方式之一。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婚姻是综合了各种复杂因素的伦理化经济行为。而青年群体对无情感式婚姻的反叛，也是从未间断的社会主题。

在今天，“剩男”“剩女”们的父母逼婚内容已经完全简化，他们只是要求子女按照主流社会观念，由婚姻进入家庭状态。费琳，一家教育咨询机构的部门经理，来自四川自贡，她坦言她清晰地感受到了父母的压力。

“无论在北京怎么想，但回家后我能分明地感到父母的压力。他们像是一对替罪羊，替我扛着一个见不得人的黑锅。”费琳表现得非常无奈和茫然，“也许父母那种处于小城市熟人社会的压力，我们没法感同身受，但是他们的那种痛苦，真的让我感到痛心。有时候我会怀疑在个人问题上，我是不是失控了，但是我觉得他们也很难理解我的处境，这一点是最麻烦的。”

“逼婚”行为，凸显出中国社会在观念和事实上的断裂。陈雪坦言她是一个个性很强的女子，但同时又是一个很孝顺父母的人，她并不愿意看到父母如此痛苦。“我也能看到他们对家庭延续的期待。在这一点上，我承认我是自私的。我也怀疑，是不是老年人对家庭的价值体会和理解得更透彻？”

事实上，相当一部分的都市男性，在面对婚姻时的表现也不够积极。邓文立，36岁，北京某门户网站的频道主编，作为家里唯一的男孩，他面临着同样的压力。与他对自己的判断很不一样，父母认为他条件很不错。“我妈就总是问我，结婚有那么难吗？这让我非常难堪，因为在这个问题上我不好跟她辩论什么，”邓文立说，“有好几次我很冲动地想随便找个女孩草草结婚，但事到临头，我还是意识到，这样意气用事的草率，真的是不负责、不道德的。”

“没错，这是一个社会断裂，但我们很难期望更多的人尤其是上一代人认识到这个断裂。我认为这个问题需要靠时间去解决，尤其对于中国人而言，”邓文立说，“但这无法成为我继续逃避的借口，对我来说，今年找到合适的人结婚，已经成了一个攻坚任务，我不想让父母的身心健康因为这个受到摧残。但我还是不知道我能妥协到什么程度。”

结婚期望值

当现实变得越来越“残酷”的时候，很多人尤其女性对现实以及未来生存更容易产生恐惧、不安全感，而这些焦虑导致很多人期待未来婚姻能使他们对自身的处境更有把握。

2010年，上海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陈亚亚的《都市单身女性的生存状态考察》调查显示，其调查范围内的30.35%的单身女性在“攒钱买房”，比例超过了“买衣服和美容”。而事实上有更多的单身女性希望买房，并认为属于自己的房子所带来的安全感，不同于对男朋友或老公的依赖，只是因为高房价阻碍了她们这一计划的执行。

大多数女性对婚姻的期待，绝对不仅仅是一套房子。尤其是2011年《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的出台，迅速地改变了一些人的看法。相当一部分受访女性认为，这一司法解释，让问题更加复杂化了。

财富、权利、情感和忠诚，是每个试图步入婚姻生活的女性不可或缺的期待，而事实上这样的可能性，已经被现实的“残酷”分解得支离破碎。

两性博弈，临婚之战

20世纪以来，就全球范围来看，两性关系迅速地被时代改变。从传统家庭秩序中的男女隶属关系，经历平等结合共同奋斗的模式，演变到在婚姻框架下的两性全面博弈。在日益复杂的、经济因素越来越地作用于婚姻的当下社会，相当一部分婚恋中的两性，几乎本能地、更多地关注婚姻所造成的个人得失。尽管人们认为，“没有冲突的婚姻，几乎同没有危机的国家一样难以想象。”但在社会整体复杂化的背景下，家庭婚恋问题日益复杂还是令相当数量的年轻人望而却步——“谈钱伤感情，不谈钱更谈不上感情”。

尽管调查显示，67%的受访人群依然愿意“平等互信，共同承担家庭责任义务”，但这种家庭关系维系的前提是忠诚互信。然而互信正在变得越来越困难，真正的信任和情感都是需要投入大量的精力来培养，这显然是一种巨大的投入。

有人认为：这是一个麻烦的世界，由此可以推断，你拥有一个麻烦家庭的几率有多高。新浪网曾经进行过一次“中国各大城市女性性调查”，结果显示“大于40%的人承认有婚外性关系”。对此，人们很难有理由相信，婚内男性的出轨率会低于这个数值。而在2011年公布的中国离婚率调查中，高居榜首的离婚理由是对婚姻不忠。但诡异的是，世纪佳缘的《2010年中国婚恋调查》显示，59.9%的人将自己单身的原因归结为社交圈子太窄，其中女性选择这一理由的数据更高达72.8%。

在当下中国社会的城市化背景下，人口的大量流动和人群陌生化，以及社交手段和途径的多样化，使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复杂和不透明，对于大部分大龄的单身男女而言，情感挫折或者类似信息的交流，使他们很容易处于这样一个状态：你可能喜欢一个人，但是要完全信任他，那是难上加难。

这样的计较并不仅仅发生在婚内。在信任普遍缺失的当代社会，当温情脉脉的面纱逐渐剥离，与婚姻有关的财富问题，就会裸地暴露在每个人面前。对于准婚姻族来说，选择怎样的家庭财富支配模式，往往成了敏感而必须的问题。世纪佳缘网2011年关于中国人婚恋的调查显示，相当一部分男女，对是否愿意在房产证上写上对方的名字十分敏感。这种复杂的利益权衡，使得两性之间很难真正达到信任，交流障碍层层叠加。

中产阶层不安全感凸显

越来越多的人认可，婚姻实实在在地是一个经营单位，它所依赖的社会资源多寡，决定了它在日常社会生活中的抗风险能力，这也是婚龄男女尤其女性对婚姻期望值不断加码的原因。换句话说，人们在实际生活中的不安全感在逐步增加，人们对未来生活和处境越来越没有把握或丧失掌控能力。

这一点深刻影响到青年女性的择偶观念，据世纪佳缘《2010年中国婚恋调查》显示，在结婚对象的职业选择中，公务员高居榜首，占到47.1%，这也与每年一度的公务员考试狂潮相互印证，而在择偶经济条件选项中，70.8%的女性将有房作为首选条件。这表明相当数量的中国青年群体对稳定安全的职业与生活的追求。

百合网《2011年中国婚恋状况调查》则表明，女性择偶标准中对男性收入要求大幅提高，其中66.3%的女人认为，男性月入四千元以上才有资格涉及婚恋。

社会经济的整体波动对婚恋生活影响也十分明显，在《2008年中国人婚恋状况调查报告》中，根据民政部统计显示，2008年是结婚的波峰年，结婚人数首次突破1000万对/年。这意味着许多独立女性开始重新审视独立生活的风险，转而通过婚姻向家庭寻求安全感。

在当代社会，对于大部分群体而言，财富事实上难以积累。家庭作为财富累积的意义被严重弱化，而一旦婚姻遭遇不幸，财富的损失则是显而易见。根据2011年6月民政部的报告，2010年全国依法办理离婚手续的有267.8万对，与2009年相比增幅达8.5%（近五年来，离婚率年平均增幅为7%）。2011年前三季度，中国31个省份有146.6万对夫妻登记离婚，离婚人数已连续8年递增。

“不幸的婚姻绝对是一种令人崩溃的折腾，”在某不动产公司工作的刘鸣（化名）告诉记者。他在2009年结束了维持不到5年的婚姻，并因此损失了一套90平米的房子。这一经历令他对二次婚姻毫无信心。“经济社会波动，对个体家庭的影响，绝对是致命的，”刘鸣说，“这一点在美国和日本社会的经济大动荡中都能明显地看到，人们只看到经济低迷时的结婚潮，却没有看到经济动荡造成了多少家庭破裂。”

事实上自2008年以来，相当一部分白领和中产阶层感到生活压力方面的危机，这些因素都相当敏感地影响着家庭的形成或维持。然而该年年底调查数据却显示，74%女性不接受薪水女高男低，对物质财富尤其是房子的强调明显突出，这更加剧了未婚中产阶层的婚配难度。

“并不是只有少部分人意识到结婚的风险，精神伤害只是一个方面，”刘先生说，“我与很多像我这样的朋友交流过，离婚伤不起，但你不伤也得伤。”根据刘先生和他一些朋友的经验，一个岌岌可危的中产生活，很可能因为家庭的破裂而一下子沦为准底层，而情感伤害以及价格高昂的二次婚姻，自然令人望而却步。

婚姻的失落与无奈

对于婚姻最浪漫的想象无非是：它是真正情感的产物，而情感对象郎才女貌，但同时也使当事人在财富和地位方面大幅提升。问题在于，究竟有多少理性的人相信这样的美梦会成真？如果不信，那他们还在等待什么？

无论是网络还是现实世界，越来越多的人宣布：我再也不相信爱情。这句话在2010年最终演变成最搞笑的一句话：“我又相信爱情了。”这样大呼小叫的自嘲或自我恶搞的背后，透露着心灵的无可奈何。

尽管在伏尔泰看来，“对于亚当，天堂是他的家，而他的后裔，家就是天堂。”但是更多的青年男女在现实面前，似乎已经失去替后裔创造这个“天堂”的勇气。网络媒体和娱乐世界中，更是充斥着这样的对两情情感幻灭的狂欢式传播和对婚姻最负面的论述：当张柏芝和谢霆锋终于离婚时，一群人叫喊：我再也不相信爱情了。从两性婚恋的角度而言，媒体和社会协力描画出了一个令人失望的世界。

既然婚姻很难给自己带来想要的东西，而你可能会因为婚姻这一行为而深陷麻烦，身心疲惫，那有什么理由不望“婚”而逃呢？在北京某公关公司任部门主管的周颖表示，她不知道自己是在期待还是逃避，尤其是她已经长期地习惯了单身生活，有条有理，免去了很多纷扰和麻烦。“总之感觉有点麻木，如果父母的逼迫不在眼前，慢慢地淡忘了，自己就会轻松很多。也许有一天想通了，为了生一个孩子，可能会选择妥协吧！”

对于刘鸣而言，生育也是结婚的最大理由，“这也是我的父母最期待的吧，如果真有一天生了孩子，就算婚姻出现问题，也算是不一样的情况了吧。”刘鸣坦言，他在试着克服各种恐惧和焦虑，试着去现实地一步步靠近婚姻。

不如独身：困境重塑两性文明

对于部分打算生育的女性而言，长期单身的焦虑显而易见，一般来讲，只有合法婚姻才能实现育儿的目的。但对于不打算生育的女性，这种焦虑便不复存在。“如果结婚是为了老来有伴，那为什么不等老了之后再说呢？”周颖不同意那种男人永远只会选择年轻女孩的说法，“我觉得，从理性角度来讲，毕竟大部分四十多岁以上男人选择余地还是比较小的，大家通常都会整体权衡，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自身条件。”但是对于自己是否想生孩子，周颖还是表示茫然。

2011年，台湾蔡英文抛出了最刺激男性的一句话，“我不会为了一根香肠而娶回整头猪。”这当然是一种咄咄逼人的女性话语，可谓是最有力量的独身主义宣言，显示出两性之间在当代社会的紧张关系，但是台湾社会男性群体对这样的言论并没有激烈的反应。据台湾“行政院主计处”统计，台湾单身人口4年来已经暴增50万以上，达到939万人。尽管社会学家焦虑此中状况会对未来社会造成严重困扰，但并没有足够的现实推动力使这些单身人群推入家庭生活。趋利避害原则和充分的自由选择，只会让更多的单身人群自我考量。

“大部分台北青年面临巨大的生活压力，单身还是害怕结婚的财务负担吧，就我身边而言，这样的原因比较普遍。”在台北一家商务公司工作的黄雅雯告诉记者，像蔡英文这样的单身理由，并不代表绝大多数台湾单身女性的想法。

美国社会学家W.古德认为，“婚姻始终都意味着具有同样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男女的结合。”从这一论述，我们便很好理解优质“剩女”存在的原因了，当知识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财富和权利的时候，传统经济主导中的男性优势便必然地走向衰落。另一个不言而喻的事实是，社会对婚外两的宽容，也使部分单身群体不再受到两性心理和生理的困扰。而单身群体所遇到的心理和生理问题，也正在日益凸显出来。除却面对婚姻高成本和该门槛的“被单身”人群，经济独立而自愿选择单身的人群，正在改变着两性文明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