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略论民国时期图书馆际互借》的商榷与补遗

摘要：王晓军的《略论民国时期图书馆际互借》一文遗漏了严文郁、顾家杰等图书馆学人对民国馆际互借的论述以及其他若干史料，以致文中得出的部分论断值得推敲。该文对此进行了商榷和补遗，认为不应当过低评价民国馆际互借的水平，虽然当时未能形成全面的规范和全国性的规模，但认为“处于较低水平”不够恰当，至少用“具备了一定基础和规模”更反映客观史实。以史为鉴，从对影响民国时期馆际互借发展的若干因素分析中，得出几点对CALIS馆际互借服务的启示与建议。

关键词：民国时期 馆际互借 文献传递 CALLS

《大学图书馆学报》2011年第5期上王晓军的《略论民国时期图书馆际互借》一文（以下简称王文）是目前所见建国以来专门论述民国时期馆际互借情况最详实的文献，其价值和贡献不容置疑。但王文忽略了民国时期图书馆学人对当时国内馆际互借整体状况进行的专述，所以只能说是“建国以来”，同时也遗漏了其他若干史料，以致文中得出的部分论断值得推敲。笔者特撰此文进行商榷与补遗，以期更全面而客观地还原民国馆际互借的发展状况。

1 王文对民国时期馆际互借重要著述的遗漏

1.1 严文郁对国内馆际互借进展情况的首度概述

1935年中华图书馆协会为纪念协会成立10周年，特征集纪念文章，最后将收到的9篇英文论文结集成《中国之圄》（Libraries in China：Papers Pre pared on the Occasion of the Tenth Anniversary of the Library Associantion of China）由中华图书馆协会出版。该文集还在1935年西班牙召开的第八届国际图联大会上分发宣传。文集中严文郁先生（W.Y.Yen，M.S.）撰写的《中国图书馆间之合作》（Co-Operation Between Libraries in China）一文（以下简称严文），从专业组织（国家图书馆协会、地方图书馆协会）、合作采访、馆际互借、联合目录和集中编目等五个方面较为详细地向国际同行介绍了中国图书馆界馆际协作方面的现状。该文专辟的馆际互借章节，成为今天我们了解当时国内馆际互借的重要史料。据笔者所查，这是目前所见的最早的较全面阐述民国年问中国图书馆界馆际互借情况的报道。由于该文集为全英文，建国后也未影印再版，只在部分图书馆学论著中提及过文集中各篇论文的中文题名和作者，当代图书馆界对文集中的全文内容知之甚少。王文利用《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史料颇多，很遗憾未能注意到会报上刊载该论文集的消息报道，错过了其中的馆际互借内容，遗漏了不少有价值的信息（后文将具体分述）。

1.2 顾家杰系列论文对当时国内外馆际互借情况的全面介绍

文华图专本科第十二届毕业生（1934.9-1936.6）顾家杰在毕业前后连续在《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季刊》（以下简称《文华季刊》）发表了《英美图书馆互借概况》（以下简称顾文一）、《图书馆互借之意义略史及其方法》（以下简称顾文二）、《各国图书馆互借概况》（以下简称顾文三）和《各种图书馆互借概况》四篇长文，向图书馆界全面介绍了国内外图书馆馆际互借的历史与现状，论述馆际互借的意义，阐述馆际互借涉及的具体方法（诸如馆际互借的流程、规则、组织、人员、运送、包装、费用、赔偿、统计等方方面面），还特别分析大学图书馆、省立图书馆、公共图书馆、小图书馆和国际间图书馆等各种图书馆馆际互借的方法与特点，可谓无所不包。时至今天，这四篇文章依然是介绍和分析当时国外馆际互借发展情况最详细的中文文献，对我们研究馆际互借史仍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王文的参考文献中只有《中华图书协会会报》和《图书馆学季刊》，却未参阅民国图书馆学三大刊之《文华季刊》，以致再次遗漏顾文三中对我国馆际互借情况的介绍。这里顺带提及的是，顾文三中对国内馆际互借情况的介绍很多地方“照搬”了严文，却只在一处互借统计表上标注引自严文，其余均未注明，有失学术规范。

严文和顾文三中对中国馆际互借实施情况的具体介绍与分析中均有不少可补充王文或与王文商榷之处。笔者将在后面大体按王文原文的叙述顺序，利用严文和顾文以及其他史料，根据具体情况展开对应阐述。

1.3 民国图书馆学著作对馆际互借也多有述及

民国图书馆学家们还通过图书馆学理论著作或教材向中国图书馆界宣传馆际互借。杨昭在《图书馆学》中列有“他馆的贷出”和“国际贷出”两节，分别介绍国内馆际互借和国际馆际互借。李小缘在《图书馆学》的“图书馆之组织”、“图书馆之对外问题――流通”、“图书选择法”等多章节中提及馆际互借。杜定友更在其多部著作中提到馆际互借，如《图书馆学概论》的“图书的流通”专列“第三节互借”；在作为高级中学师范科课程教材的《图书管理学》第三十七课“图书流通法”中讲到互借制；《图书馆》第八章“流通”中继续阐述互借的意义与方法。徐旭也在《民众图书馆学》第五章“民众图书馆之设备簿表与章则”先后示例了两则互借章则和某图书馆协会馆际互借规则（即为王文所转录的《太原各馆互借图书规则》）。

民国图书馆学著作在全面论述图书馆事业中纳入馆际互借，说明中国现代图书馆的推动者们已充分认识到了这一业务是不可或缺的。单行本著作比之零散的论文，流传更为广泛和长久，不可忽视其宣传价值。而授课教材更会将开展馆际互借的理念直接灌输给未来的图书馆员，对实践产生的影响更不能忽视。

2 对王文民国时期馆际互借基本状况的商榷与补遗

2.1 以更广的史料和与国外馆际互借整体发展的比较中更客观地评价民国馆际互借水平

王文在“第三节民国时期馆际互借的基本状况”一开始的总括性段落中提出“整个民国时期的馆际互借处于较低水平”。王文所使用的史料是有限的，得出的部分论断值得推敲。此外如果我们把当时国内馆际互借的发展状况放置于整个时代背景与当时世界图书馆事业整体发展中进行比较分析的话，将有助于我们更客观地评价民国时期的馆际互借水平。

王文在该节中首先援引沈祖荣先生的《中国图书馆及图书馆教育调查报告》（王文著录此文为《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1934年9卷2期，年代有误，应为1933年）中的“图书馆员彼此间，据观察所得，亦少合作之企图与努力，惟北平各图书馆及南京金陵及女子金陵大学图书馆，订定彼此互借办法一事，各地图书馆均应效法之”，就以此认为“沈祖荣先生当时对馆际互借的开展是不满意的”，这不免有些草率。图书馆间的合作形式可以有多种，馆际互借只是其中之一，还包括诸如严文中所述的专业组织、合作采访、联合目录和集中编目等。沈先生只是指出当时的图书馆界少有合作，列举北平等馆开展馆际互借的事例却并未明确表达对馆际互借服务的不满。相反，同样在这篇文章中，沈祖荣还大力称赞这种馆际互借行为“法至良意至美也”，而这个评价王文却未转述。

随后王文在引用了李小缘先生的改进意见、陈训慈的文章《中国之图书馆事业》中没有述及公共图书馆的馆际互借，在涉及中山大学图书馆和燕京大学图书馆时仅简单带过“馆际借书”的状况后，认为“当时馆际互借的开展难以遂学人之所愿，其开展程度甚至无法使其作为借阅服务的一项内容而加以评估。即使图书馆学者注意到该项服务时，也不免对其实际状况流露出遗憾”。诚然，李小缘的改进意见中直接包括“流通上之互借问题”，当时全国范围内开展馆际互借的情况也的确还不是很普遍，但是从其他更多史料所反映出的国内馆际互借实践来看，就我国整体图书馆事业发展而言，对照当时国外图书馆界中馆际互借的发展进程，我们已经相当不错，甚至还有个别优于西方之处。

虽然西方馆际互借的概念早在公元8世纪就被提出，17世纪有过尝试，但一般认为最早正式开展则始于19世纪末的德国。1892年试行哥廷根大学图书馆与马尔堡大学图书馆之间的馆际互借，1893年起在柏林皇家图书馆和普鲁士各大学图书馆之间正式制定馆际互借规则。自1905年皇家图书馆成立德国图书馆参考咨询部后，馆际互借才有很大发展。由于“一战”的影响，全德范围内的馆际互借规则于1924年才制定。英国最早的馆际互借机构是1916年建立的学生中央图书馆（Central Library For Students），当时主要互借学生用的学术著作，1930年更名为国家中央图书馆（National Central Library），开始全国范围内的互借工作。美国开展馆际互借晚于欧洲，格林（Samuel S.Green）在1876年的《图书馆杂志》（LibraryJournal）上提出了开展馆际互借的计划，1901-1902年左右国会图书馆推出馆际互借服务项目，至1917年美国图书馆协会才正式推出《美国图书馆互借实施规则》。西方近代图书馆起源于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时期，进入19世纪后才开始快速发展，而馆际互借业务则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才算正式开始，若从近代图书馆起源时间算，这经历了数百年时间，若以1850年代现代公共图书馆出现算起，也经历了半个世纪。反观我国，1919年京师图书馆与分馆开展阅览互借业务（虽然这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馆际互借），1921年9月15日教育部核准中央公园图书阅览所援照《京师图书馆与分馆阅览互借图书暂行规则》互借图书。1927年北京图书馆（后来的北平北海图书馆）开始施行图书馆间互贷办法，此后馆际互借在随后的国立北平图书馆稳定迅速地展开，国内其他图书馆也陆续开展，至1929年中华图书馆协会年会出现馆际互借的提案。可见1920年代起我国的馆际互借已经起步，比西方最早开展馆际互借的图书馆只不过晚了20年（比英国晚得更少），而我们的“加速度”却比西方快得多。如果从1900年代我国近代图书馆事业起步算，我们用了20年时间开启了西方近代图书馆经历数百年、现代公共图书馆出现后经过50年才开展的馆际互借。

通过严文和顾文对当时我国馆际互借实施情况的一些介绍，我们还发现不少与西方不同，甚至值得称道、优于他们的馆际互借服务规定。例如，严文中介绍国内一些图书馆如果认为对方读者确有迫切需求，对于非常昂贵的图书也会慷慨出借；许多西方图书馆不出借学会连续出版物中的早期卷次，只出借一卷刊物中的一期，而实际上在中国，除了现刊外，任何杂志都可以从一家或另外的图书馆获得；作为普通常规，出于安全的考虑，馆际互借的图书要求在借人馆的馆内阅读，但这一要求在中国执行的并不严格。忽略这一规则的原因是，图书馆有理由相信，研究人员通过馆际互借获得的图书在家和办公室阅读是足够安全的，不过对于太贵重的互借图书也建议在借入馆馆内阅读。在欧美很多图书馆，借入馆负担服务费用是必要的，在中国则不产生费用。中国的图书馆认为如果要求一个读者支付运输费和服务费，他会认为不值得或者他自己会去他馆借阅。在北平，每个图书馆都有一个专差运送图书到各个图书馆，所以没有必要的运输费。不过，对大学图书馆来说，情况有所不同，大学图书馆多位于城区之外，所以需要支付给大学图书馆的专差每书10分钱的费用。以上可见，我国图书馆在开展馆际互借服务时是完全从便利读者角度考虑，有些服务比欧美考虑得还周到。当然对于严文中所述我国图书馆不收馆际互借物流费一项，主要针对的是当时北平诸图书馆之间的同城互借服务。顾文三对此就提出“这不是永久的办法，将来全国各地都有互借，专差势所不能”，希望通过国民政府降低邮费来促进馆际互借。

据严文介绍，自中华图书馆协会第一次年会李继先和曹祖彬的提案之后，国内馆际互借的实践就日渐发展，其有益的精神和期望图书被利用的意愿使馆际互借协议在中国图书馆界很受欢迎。严文在全文的结论部分已经提出当时我国最需要的是建立一个类似德国图书馆参考咨询部的馆际互借信息交换中心（clearing house）。作为世界上第一个正式的全国性馆际互借法规的《美国图书馆互借实施规则》（1917）在1936年也已被顾文一译介进国内，这些都紧跟了国际馆际互借发展的最前沿。顾文三在调研当时法国馆际互借情况时，特别提到该国因经费限制，还尚无全国性的馆际互借咨询处（信息交换中心）。可见，当时至少这种情况我们与法国是“半斤对八两”。如果不是时局动荡和战乱，按照1930年代前期我国图书馆事业迅速发展的势头，到1940年代我国的馆际互借达到西方先进国家的同类水平不是没有可能的。

另外王文在该节中所依据的陈训慈报告这一史料证据相当单一，是个孤证，不排除有陈先生所没调查到的情况。文中所用的“当时”这一时间概念也只能代表陈先生所做调查的1935年度（及之前），不能推及其后的时间，乃至整个民国时期，下文将有所补遗。

2.2 并非没有大学图书馆在阅览流通量中单独统计馆际互借

王文在第三节的其次部分提出“然而十分遗憾的是，各省立图书馆或大学图书馆的阅览流通量的统计中，均未见关于馆际互借的单独统计。”

根据笔者对部分民国时期公开出版的图书馆馆刊的调查，虽然暂时也没发现省立图书馆中有对馆际互借业务量的单独统计，但是大学图书馆的还是找到了，燕京大学图书馆就是最典型的一个例子。

燕京大学图书馆出版的《燕京大学图书馆报》（1931年1月15日创刊第1期）在每一期的最后一页刊登有“本馆工作统计表”。自第76期（1935年5月1日）起在出纳处的统计一览内新增“馆际借入书籍”和“馆际借出书籍”的统计（短则半月度统计，遇暑期长则两月度统计），该统计一直延续到目前所见的最后一期（1939年8月1日第134期）。该馆的馆际互借数据汇总如下：

从统计数据可以看出几点：1，当时燕京大学的馆际借出总量大于馆际借入总量，馆藏能补他馆之不足，具备相当的对外服务能力。另从绝对数量看，借入总量也不低，与借出量的差距不大，可能该馆的馆际互借宣传工作比较到位，本校读者较多使用此服务；2，该馆中文古籍（“函”）的借人和借出量在各类文献中最少，反映出作为教会大学，其中文古籍馆藏的相对薄弱，但其古籍的借出量远高于借入量，可能表明该馆古籍馆藏很有特色或质量较高，对外校读者有吸引力；3，英文图书的借人量高于中文图书，说明该校的英文教学比重很大，进一步印证了教会大学的这一学校性质、读者特点与需求；4，中文图书的借出量远高于借入量，可能表明中文图书馆藏也较有特色或质量，外校需求较多。而中文图书的借出量更远远高于英文图书的借出量，则可能是当时互借以同城互借为主，北京地区的教会大学也以燕京大学为主，同城其他大学的读者和普通民众的英文需求不是很大，或者其他大学本校的英文馆藏基本能满足本校的教学需要抑或燕京大学的英文馆特，其他高校少有需求。因缺乏更多数据和史料证据，尚难确定原因。另外可以明显看出，抗战爆发对图书馆事业的影响，馆际互借量因此急剧降低，但燕京大学图书馆仍在坚持这一服务，尽管已经是零星的几次。

由于这是目前笔者所见唯一的一所大学图书馆的数年馆际互借详细统计数据，且是教会大学，亦是孤证。笔者上述简单分析是否能真实反映教会大学图书馆的馆藏结构与读者需求有待更多数据与史料的进一步验证。

除上述发现的一馆数年馆际互借统计数据外，严文还为我们留下了一组同城多馆的年度馆际互借统计比较数据：

顾文三转引并翻译了严文这一统计，并增加了一点自己的分析说明：“从这小小的统计中可以观察吾国图书馆互借之趋势。二大学图书馆借入之书总多于借出之书，协和医学图书馆并无借人，而借出之比例大于借入数百部，因为这是专门图书馆，所藏亦多专门图书。至于北平图书馆，本为参考性质之罔书馆互借注重专门化及国立图书馆之渐渐变为互借中心，已为无可遮避之事实。”这个统计表用翔实的数据向我们表明，至少当时在北京地区，开展馆际互借业务的图书馆是会有这方面业务的单独统计，是我们没有发现或者也可能是有业务，却未留存记录。对于后者的原因，严文曾分析道“许多小图书馆没有保存馆际互借明细记录的制度，这是因为事实上他们中大多数在一定时间内不会借大量的书，而且他们认为为这些制定专门的文档和记录没有必要。许多记录有图书到期的时间，一旦书归还后，这个记录就被扔在一边。”而后，严文根据国立北平图书馆的经验，分别列出了借入馆和借出馆在馆际互借过程中需要用到及需保存的单据。顾文三中对此也进行了翻译转引。令人有些遗憾的是，表二没能类似表一那样再细化分别列出各单位各类文献的借出与借入量，而严文中曾提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即在北平的图书馆中，借出和借入杂志的数量都远远多于图书。因尚未发现严文此言的详细数据，我们暂时也无法更深入地分析馆际互借在当时流通中的作用。

由于教育部直到1944年3月10日在其公布的《图书馆工作实施办法》中才开始在省市（院辖市）立图书馆和县市（省辖市）立图书馆的阅览部（组）的工作事项中明确要求“编制各种阅览统计，出借互借统计”，而此时尚属抗战末期，战事还没平息，此后又是国内解放战争，政局动荡，国内图书馆事业再没回到抗战前的水平。我们还没发现此后的省市立图书馆馆际互借的统计，可见教育部颁发的此类行政办法，在当时很可能已是一纸空文。

2.3 浙江省立图书馆在杭州及浙江省内开展的馆际互借情况补遗

王文在第三节的其次部分中曾以翻阅四卷《浙江省立图书馆月刊》未找到馆际互借数据为依据，明确认为“当时浙江省会杭州城内尚未开展全面的、制度化的和具有一定规模的馆际互借。”但据《浙江省图书馆协会会刊》报道，之江文理学院图书馆与浙江省立图书馆就开展过馆际互借，“本馆（之江文理学院图书馆）与浙江省立图书馆相隔过远，本校同学前往借书以车费时间两不经济。故本馆商请浙江省立图书馆予以递送借书。嗣蒙省馆俯允照办，每周递送一次，迄今已有八月，本校同事同学无不称便云。”此外，在陈训慈馆长领导下，浙江省立图书馆开展的市内团体借书和省内通讯借书因具备一定的馆际互借意义（或可看成是准馆际互借）也被顾文三纳入馆际互借的范畴加以介绍。连同市内递送借书、机关因公借书，当时浙江省立图书馆开展的这四项服务，可谓轰轰烈烈，为当时全国图书馆界的一大亮点。据顾文三介绍，市内团体借书规则第二条“上项所举之机关人员（机关学校团体或商店[厂中人员]），因距离较远，或职务上之牵制不能自行来馆借书，得请由各该机关内之图书馆管理员……代办人汇集该机关内若干人需借之图书，来馆请借，借到后，分发于其所需借之各人，但仍由各该机关之主任人员及代办人对本馆负责。”可见，这种名义上是团体借书，因仍通过读者所在机构的图书馆管理员作为代办人，再由代办人将借来的书分发，这与通常意义上的馆际互借相差不大。而该馆推行的省内通讯借书则更进一步，具体的借书手续可以不经代办人（馆），而直接与浙图通信借阅，对读者甚为便利。根据“（浙江）省内通讯借书办法”，只要是浙江省内民众，由省内各机关学校或殷实商铺之负责保证，填写保证单及印鉴单（此项保证单及印鉴单可向浙图委托之各县立图书馆或民教馆索取），连同预存邮寄费二元，邮寄浙图，经审查属实后，即寄发借书单。因为需要读者先行就近到当地的县市立图书馆或民教馆填写保证单及印鉴单，如果读者发现当地馆有自己需要的图书，自然也就不会再花邮费向浙图相借，当地若没有，继而再申请浙图邮寄借书，这已经是一种馆际借书行为。实际上，这个通讯借书办法中开宗明义就提出“浙江省立图书馆为便利省内各界借阅本地不能借得之图书，特订定省内通讯借书办法如下：…”。

2.4 并非没有图书馆在借阅规章中订立明确的馆际互借服务条款和具体办法

王文在第三节的再次部分根据《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中关于各类图书馆规章介绍没有发现述及馆际互借办法而提出“当时的国立、省立图书馆的借阅规章中都没有明确的馆际互借服务条款，更没有具体办法。”仅凭《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这单一史料来源很容易疏漏。据《中国国家图书馆百年纪事》记载，1947年2月1日国立北平图书馆制定《馆际图书互借暂行规则》6条。可惜笔者继而翻阅《中国国家图书馆史》、《中国国家图书馆馆史资料长编》、《北京图书馆馆史资料汇编》均未找到这6条原文，可能留存在内部档案，我们未能公开得见。

对于高校图书馆，笔者则找到了较为完备的馆际互借章程实例。1932年冬，北平协和医学院图书馆编目部长章新民因病给假调养，由于待编图书日积月累亟待整理，该馆主任戴志骞夫人委托袁同礼物色人选，袁即推荐李锺履前往。李于1933年2月1日至7月31日，在该馆临时服务半年之久。期间他深感该馆在行政管理及整理图书等方面“尽善尽美”，为向国内同人介绍其先进经验，动笔写就了数万字的长文《北平协和医学院图书馆馆况实录》。文中详细披露了该馆的各项规章制度，其中就包括《与其他图书馆互借书之章程》。该章程顾文三中有转录。王文中提及了《图书馆学季刊》中诸多涉及馆际互借的线索，却遗憾地未能注意到在该刊上曾分三次连载完的《北平协和医学院图书馆馆况实录》（另有抽印单行本问世），在最后一次的连载上就出现了该馆的互借章程。作为西人所办之医学院校，该章程原系英文，李锺履将之翻译为中文，笔者节录如下：

（一）书籍小册子及杂志，可借于中国任何组织完善，声誉显著，中国邮政可达而向无延误之机关。

（一）请求借书者，必须由其机关之主脑签字方为有效，如系图书馆则由馆长签字，并须将请求书寄交本院院长，或图书馆主任，无论何种机关之职员，私人均无有享受本馆借书之权利，故凡私人所递之请求书，均须由本馆征得各该机关主脑之同意，并证明担保后方可借书。非隶属于机关之人士，本馆概不借与书籍。

（一）本市以外之机关，请求借用之书籍，本馆例在本院之周刊上预先登一布告，以便本院教职员在书籍尚未借出之时，尽先使用。

（一）借书之机关必须负担一切费用，例如保险费，邮寄，信差专送费，遗失赔偿污损折价等。

（一）珍书责籍，现行杂志及本院常用之书籍，皆不出借。

（一）每次借与其他机关之书籍，其数目之多寡，期间之短长，皆由图书馆主任决定之。

可能由于该馆专业性强，主要以馆际借出居多（如见上文北京地区部分图书馆馆际互借数据统计中所示），章程的重点是针对向馆外的借出，且非常谨慎，服务对象有所限制，要有对方机关领导的同意和担保并寄送请求至本院院长或图书馆主任，也不受理无机关隶属的个人请求。李锺履在文中还附带了该馆制作的相关馆际互借函片（顾文二中也展示介绍了国立北平图书馆的相关函片），简约、明了、实用，在民国图书馆界的馆际互借服务推广中颇有参考价值。此外，李氏介绍的该馆关于统计部分的规章中还包括“其他机关所借书籍及杂志之数目”，这项规定也就使得我们得以在严文中看到了该馆的馆际借出数据。

燕京大学图书馆无疑也是民国时期高校图书馆中馆际互借工作的典范。我们之所以能看到该馆详细的馆际互借统计数据，与该馆重视此项服务，在图书馆规则中专列馆际互借条款是分不开的。如下是燕京大学图书馆规则第11条“馆际借书”：

凡关教员个人授课参考，或学生论文研究急需之书，确为本馆所无而确知桌馆藏有可以借出者，得请求本馆备函代借，所有往返一切用费均由请求借书人担负，但每人同时借书概以两本为限（中文书以一函为一本）。学生请求代借者，须向出纳处领取馆际借书条，填注签名，并请指定借该书之教员签名，交出纳处直接借取，如欲转托他人或亲自往借者，本馆概不备函。所借书籍较为贵重者，只能在馆阅览，并须加意珍惜，如有将所借书籍损失毁污者，均须按该馆定章赔偿。所借书籍由本馆借到发交日起，限十日归还，如欲续借，须先向出纳处接洽酌办，俟得借书机关允许时方可展期，但以一次为限，否则当按原限归还，如有任意逾期不还者，除每日每本罚洋一角外，得停止其本学期请求馆际借书之权。

此外还可见《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图书馆转借北平图书馆图书规则》5条。

3 对王文民国时期馆际互借基本特点的商榷与补遗

3.1 服务对象并非全部局限于知识分子

王文在4.1“服务对象局限于知识分子”中所举北京图书馆等实例并不能代表全部，学历和知识水平不是民国所有图书馆馆际互借服务的门槛。服务对象不一定是北京图书馆所限之“专门学者”，如顾文三中所言，浙江省立图书馆开展的市内团体借书和省内通讯借书，“读者不一定是专门研究者，目的亦不一定是专门研究。由此可知吾国情形不同，决不能因限制极严而疏忽学术之发展”。这里顾文提到“吾国情形不同”，严文中曾指出我国馆际互借的图书不仅出借给认真的学者，也包括在校学生，顾文三中还进一步指出“此点与外国不同。外国图书馆不但不允借给大学生（也有例外）”，即使是大学毕业生也“限制极严”，如美国。顾文一就曾专门介绍了美国国会图书馆限制研究生借阅图书的相关情况。另外如王文在“2现代图书馆事业的推动者为馆际互借付诸实践的努力及政府主管部门的法规确认”所述及的，1939年民国教育部颁布的《修正图书馆规程》已开始规定各级地方公共图书馆在阅览部职责中包含互借，而地方公共图书馆的服务对象是不仅限于专门学者和知识分子的，更服务于普通民众。

其实，王文中所引李小缘先生“借者信用昭著，人格端正”之言才是馆际互借能得以有效开展而需对读者提出的要求。浙江省立图书馆省内通讯借书的读者要求就是有担保的省内民众。高学历的知识分子诚信素养未必就高，大学里的窃书贼时可见。顾文一中也认为“限制不在资格，而在借书的基础是否良好。”普通民众，只有守信，信誉良好，就可以使用馆际互借服务。

另外，除王文4.1节中提到的北平中央研究院心理研究所与上海同济大学图书馆之间开展的馆际合作外，国内高端学术机构与高校图书馆之间也开展馆际互借，笔者还看到有中法汉学研究所图书馆，“本所图书馆与中法大学图书馆间之馆际互借，早经实行，成绩良好。近更与辅仁大学图书馆约定，自去年三月起，开始馆际借书。本所同人每人一次得借书六种，借阅期限为一月，期满得续借一月，借还手续完全由馆方负责。自实施以来，双方甚感方便。本馆现正计划与本市其他各图书馆接洽互借，以增进学术合作云。”

3.2 图书馆协会开展馆际互借和抗战时期及战后图书馆开展馆际互借的若干补遗

首先纠正王文中的一个纰漏或笔误。王文重点提到的“无锡市图书馆协会”应为“无锡图书馆协会”。新中国成立前不存在无锡市，1929年无锡曾经筹备设市，1930年因市区人口没达到普通市组织法规定的30万而作罢，整个民国时期无锡就一直是个县。无锡图书馆协会简章的第一条就是“本会定名为无锡图书馆协会”。名称中不多一个“县”字，更不带“市”字。另外，王文中关于无锡图书馆协会的成立时间也不对，并非成立于1931年，其在1930年11月就召开了成立大会。

其次，不少地方图书馆协会早于中华图书馆协会成立，如上海图书馆协会。而馆际互借条款也最早出现在上海图书馆协会这一地方图书馆协会的章程中（1924年6月）。据李锺履介绍，该章程由杜定友先生亲自所拟[403。王文引述了《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上刊登的条款，未突出强调该章程的时间及馆际互借在图书馆协会章程中“最早、第一次”出现的历史地位。

除王文述及的以外，还有一些地方图书馆协会对馆际互借进行了推动。1931年安徽图书馆协会成立后在拟办事项中就包括“实行各图书馆之交换与互借”，并写进了协会的章程之中。《山东图书馆协会协会简章》第三条“本会举办之事业”中也有“乙，实行图书之互借及交换制度”。浙江省图书馆协会的本会事业中也包括“三、办理图书之互借及交换”。浙江第二学区图书馆协会（由嘉兴所属各县公共图书馆和部分学校图书馆组成）在1930年12月8日召开的第二届会员大会上议决通过“图书出借手续统一办法案”，该法案的要求之一是“各加盖铭记之借书证得通用于各馆”，这类似于今天的通用借书证。此后在该协会的第五次大会上还议决通过“县公私著作实行互借案”（一说此为“通讯互借”），其互借范围已经拓展到私家藏书。1945年在刘国钧先生倡导下成立的兰州市图书馆协会也开展了馆际互借，实施资源共享。

抗战期间，国统区的图书馆也开展过馆际互借。如1938年12月10日国立中央图书馆为联合重庆各图书馆共同协助起见，拟定重庆市各图书馆互借图书规则六条。

延安时期的中央研究院图书馆和延安地区的其他图书馆也建立了馆际协作关系。由于研究院的9个研究室涉及到社会科学领域的各个方面，该馆可供专门研究的参考书籍不可能完全满足需要，尤其是教育和新闻两个研究室需要的图书最为缺乏，所以当研究人员急需用某方面的图书无法满足时，中央研究院图书馆就帮助到延安地区的中山图书馆、鲁艺图书馆、解放日报资料室去借。中央研究院图书馆的馆际互借行为为抗战时期党的理论研究工作提供了很好的文献保障。

延安图书馆协会的发起更是源于对馆际互借的需求。当时鲁艺图书馆的同志在与鲁迅图书馆主任高戈伍交流工作体会时谈到鲁迅图书馆的许多文艺类图书鲁艺图书馆没有收藏，而鲁艺图书馆的一些藏书又是鲁迅图书馆所缺少的，可以调剂复本、相互交流，互相提供借阅方便。这一建议得到高戈伍的赞同，通过多次磋商和走访延安地区的各大图书馆，经各馆同意，于1941年7月20日在中山图书馆召开延安图书馆协会成立大会。延安图书馆协会成立后立即开展了许多切实有效的活动，通过编制馆藏联合目录，组织各馆将自己所保存的复本书刊和欲交换的书刊开出了详细目录，由协会进行通报介绍等措施，促进了馆际互借活动。

基于完整的国家地域考虑，民国时期日占区图书馆开展的馆际互借活动也是不能被遗漏的。1905年日本在取得帝俄控制的我东清铁路南段（长春到大连）权益和财产后设立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经营包括图书馆在内的南满铁路沿线多项事务，搜集各类情报。为加强联系，促进图书周转流通问题，1916年满铁学务课曾在奉天召开过一个关于馆际互借的会议。此后，在南满地区形成了以满铁本社图书馆（后独立发展为大连图书馆）和满铁奉天图书馆这两大图书馆为中心，其他图书馆“藉以巡回文库相互贷借制度”的满铁图书馆网。由于联络紧密，此举客观上不仅对于满铁社内，对其附属地区民众一般文化水平的增进也是有作用的。

战后，馆际互借业务至少在一些大馆中仍继续开展。如上文所提1947年国立北平图书馆制定《馆际图书互借暂行规则》。同年3月该馆还与松坡图书馆达成合作，以若干种中文图书复本寄存的方式向市民提供馆际阅览和出借服务，既缓解了国立北平图书馆的馆舍紧张问题，拓展了阅览空间，又使松坡图书馆能享用到北平图书馆的丰富馆藏，实现了资源共享、互利双赢。1946年国立中央图书馆迁南京后，也与其他学术团体和机关实行过馆际互借[s63。

4 民国部分图书馆开展的影印及传钞式文献传递服务

根据对馆际互借的广义理解，馆际互借既包括图书馆之间的返还式文献的借阅，也包括文献收藏馆借助一定的手段，向其他图书馆或个人提供非返还式的文献。这“一定的手段”通常包括以照相、复印、扫描等现代复制手段以邮寄、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传送。在1950年前，由Photostat公司于1906年开发的直接照相法是文献复印的主要方法，1929年北平北海图书馆订购该公司的照书机设备即已运抵，“凡平外各图书馆或从事专门研究者，如欲参考旧杂志之论文或孤本书籍，本馆皆可代为影印，并规定各项办法云”。在《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刊登的该馆采用该机器影摄书籍的办法中告知了能影摄的最大尺寸和可印诸尺寸大小的费用等，还特别提出“图书馆为自藏而委托代影者以一部为限特为减价”。虽然暂时未能找到外地读者或图书馆利用此服务摄书或论文再邮寄传送的详细服务统计数据，但可以认为与我们今天所说的文献传递已无多大区别。顾文三中也曾提到北平图书馆举办影抄室代读者摄印或抄录所需参考资料，以资研究。同时原本不便出借者，由影印之复本或抄录之副本替代。但他认为“吾国图书馆颇注意影印传钞，但用之于图书馆互借则未有”。这一方面可能是馆际之间使用影印或抄录的副本进行互借的顾氏未见，另一方面则由于当时国内图书馆界尚无“文献传递”这一概念，更未与“馆际互借”概念相联系，北平北海图书馆代为北平以外读者影印馆藏文献这一文献传递方式并未纳入到广义的馆际互借之中。

利用照书设备进行影印在民国图书馆界并不普及，常用的文献复制方式还是人工抄录。这种抄录行为在民国的一些图书馆中被称为“传钞”（这里“钞”字义同“抄”），甚至被作为一种专门岗位而设立，尤以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浙江省立图书馆和国立北平图书馆为代表。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开展的传钞服务最为突出，1927年该馆改组时，专设的传钞部可能是当时图书馆界中唯一为传钞而单独设立的部门。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的传钞业务大致可分对内对外两大类，三大内容：对内，一是委托国立北平图书馆、嘉业藏书楼等馆外机构钞备本馆所缺之书（如《永乐大典》），二是增钞本馆部分珍罕馆藏的副本；对外则是应馆外机构或个人的需求抄录本馆之珍罕秘藏。浙江省立图书馆也先后向京师图书馆、嘉业藏书楼、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宁波天一阁补抄《四库全书》、《永乐大典》、本省方志等文献。国立北平图书馆也曾影摄、影钞《永乐大典》。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作为与馆际互借紧密相关的概念，文献传递更多地还是为读者传递本馆缺藏的馆外文献，这与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受读者委托传钞本馆古籍有所不同（这更接近于现在的本馆文献复印）。而上述几家民国图书馆从馆外传钞文献，虽然主要是出于各馆补充本馆馆藏、补齐所缺重要经典古籍（如《四库全书》、《永乐大典》等）的目的，但由于这些在文人学者中是常有需求、应当必备的，最终也还是在为读者服务，我们也可以近似地将此看成是当下意义上的文献传递。这种文献传递是对民国时期图书馆开展的返回式馆际互借的一种补充。

5 影响民国时期馆际互借发展的若干因素及对CALLS馆际互借服务的启示与建议

民国时期的馆际互借发展除受制于当时的社会经济情况和政局、战乱的严重阻碍外，通过严文、顾文系列及其他一些史料，可以看到还受如下几方面因素的制约：

严文提出了阻碍国内馆际互借得以在最大范围内实施的两大障碍：1、一些大图书馆一般都感到小图书馆没有充分的馆藏文献能借给他们，如果实施馆际互借对他们来说将是牺牲。严先生认为这个困难可以被图书馆间的良好意愿所克服。2、中国的地域广大而交通不便，通过普通包裹邮寄需要很长时间，而本地读者等不了这么久。

严文的分析是不无道理的，就障碍一而言，大图书馆一味只考虑到了自己吃亏，却没有从全局和长远出发来考虑，但一旦自己参与进去就会发现，自己也会受益，如表二所述，大馆如国立北平图书馆也有为数不少的借入量，1933―1934年度比1932―1933年度还有所增长。今天的资源共享和互惠互利理念已经明证：一个大图书馆与一个小图书馆在馆际互借的数量上可能是不平衡的，但是，当馆际互借图书馆的数量达到一定程度时，这种不平衡的因素在整体上就会减少到可以忽略不计的程度，或者达到自然消失的程度。只要在平等权利、平等责任和平等义务的基础上开展信息资源共享，那么在整体上所有参与者的利益是平衡的。以CALLS馆际互借系统为例，它还可以吸收广大的军事院校和公安院校图书馆以及更多的高职高专图书馆加入，这将进一步提升CALLS的资源共享水平，提高文献资源保障率。

障碍二使得民国的馆际互借主要局限于同城或一定区域内，一大因素是邮费问题。早在顾文三提出希望国民政府降低邮费之前的中华图书馆协会第一次年会上，于震寰递交的“请建议国民政府减轻图书馆寄书邮资案”就被大会议决通过，由中华图书馆协会呈请交通部核准施行。可惜我们看到的结果却是1932年5月交通部又订定邮票加价办法。尽管中华图书馆协会就图书馆立场，致电行政院长痛陈不可，最后邮资仍然按原来办法，没有变更。尽管遇到种种困难和阻碍，主观上民国图书馆人的理念里还是努力期望开展大范围的馆际互借，如顾文三所言“将来交通便利后互借亦必因之进展”，国立北平图书馆也坚持与异地多家图书馆开展馆际互借。今天我国的交通运输已经非常发达，但所付诸的行动与现实条件下应该能达到的水平并不匹配。中国的快递业已经发展多年，但直到2011年底上海图书馆加入CALLS三期的馆际互借项目后，依托中通快递，北至黑龙江，西达新疆，南到海南，全国范围内的高校用户才享受到上海图书馆提供的快捷、便利又较低廉的馆际互借服务。上海图书馆的这一服务举措，对推动CALLS高校图书馆之间开展更普遍的返回式馆际借书业务有着很好的借鉴意义。

顾文三中还增加了一条障碍，认为“吾国教育不发达，除近年来渐受社会之注意外，一大半民众恐仍旧不懂什么是图书馆，更不懂图书馆竟能互借，不但一般人不知，即受过教育者，亦有不知为何物者，所以民智不开，实是一大困难。”由于教育的不普及，当时整体国民的素质不高无疑使民国时期图书馆在广大民众间的利用率不是很高，作为借阅服务拓展的馆际互借难免利用地更少。时至今天，我国地方公共图书馆也少有馆际互借业务，在高校图书馆中发展也不平衡，不仅直到CALLS三期项目的实施才有更多的普通大学图书馆加入进来享受服务，而且已加入这一体系的很多图书馆，读者使用馆际互借服务的还很少。CALLS及各成员馆应进一步加大这一服务的宣传力度并改进服务措施，让读者更感便捷。

对遗失及污损赔偿的惩处不能切实执行也会打击图书馆开展馆际互借的积极性。李钟履在介绍北平协和医学院图书馆馆际互借章程时就曾谈到该馆面临这类事情时的窘困，“遗失及污损赔偿一事，往往颇难实行。原因非系借书者不明该馆之章程；实应我国情面用事之习仍不能破也。譬如某机关将借去之书遗失或污损一种，按理无论该书有无价值，该机关即应赔偿，然在实际上多不肯如此办理，非系来函道歉；即系托人求情，在此种情形之下，如该书并无重大价值，该馆即不便启齿必令赔偿，然于该馆多少亦系一种损失，此种现象不仅该馆有之，料他馆亦然，似此通融愈久，则损失亦愈大，必将影响于互相借书之美举，或竟因此而不欲继续举办亦未可知。”国人的面子问题致使“执法不严”，对解决之道，李氏指出“鄙意为促进此种事业计，借书者切应遵守各图书馆之章程，勿作幸免之企图为宜”。我们认为除了一方面加强对读者的教育外，当今为了避免不遵守规则行为的发生，还应该在与他馆或在馆际互借协作联盟体系内（如CALIS）制定馆际互借规则与服务规范时专列一条，强调如有不遵守规则者，可终止对其提供服务，撤销其请求借人的资格。

联合目录的完备情况是决定馆际互借能否高效率开展的重要前提。编制联合目录实为馆际互借的先决条件，顾文三中就将两者的关系作了生动的比喻：“联合目录与互借，犹人之与目。无目不利视，无联目亦不利互借”。通过王文和本文对民国馆际互借史实的揭示，不难发现国立北平图书馆领衔的北京地区图书馆界开展的馆际互借活动最为活跃，究其原因，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北京地区具备一系列相当完备的联合目录。自1927年起，北京图书馆（及后来的国立北平图书馆）、北京（平）图书馆协会、中华图书馆协会等单位或个人就编制出版有《北平各图书馆所藏植物学参考书目》、《北平各图书馆所藏化学书联合目录》、《北平各图书馆所藏丛书联合目录》、《北平各图书馆西文书籍联合目录》、《北平各图书馆西文期刊联合目录》、《北平各图书馆所藏中文期刊联合目录》、《北平各图书馆所藏中国算学书籍联合》等十余部专题和综合联合目录，顾文三对这些联合目录的编制也不禁感慨到：“北平图书馆界有如是伟大之贡献，深为互借庆幸。”深谙联合目录对馆际互借之紧要的刘国钧先生在主持兰州图书馆协会期间，针对当时各馆经费紧缺而馆藏不能满足读者需求的现实，为开展馆际互借，首先做的就是组织编制了《兰州市联合图书书目》。显而易见，如果由这一地之经验推广之全国，那必将进一步助力整个民国的馆际互借业务。严文即在最后结论部分建议成立中国的馆际互借信息交换中心（clearinghouse）时指出，如果没有一个国家联合目录中心，国家馆际互借信息交换中心将不可能有效率地履行其职责。非常可惜的是，国立北平图书馆曾进一步向全国各大图书馆征求目录，着手编辑全国各图书馆所文期刊联合目录，到1936年已有133家寄来目录，并编成联合目录初稿，1936-1937年度继续汇编，但出版工作因抗战爆发而被迫中断。以后未掀起全国馆际互借的高潮，多少受全国联合目录匮乏的影响（当然这个原因是多方面的）。在网络时代的今天，联合目录对于馆际互借的重要性丝毫没有减少，各馆目录是否全部数字化上网进入网络联合目录系统、著录揭示是否精准，对缩短馆际互借时间、提高满足率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CALLS三期馆际互借项目中，E读与CCC外文期刊网作为该项目服务的基础数据库，就是网络版的联合目录，其与各馆的馆际互借网关已经完全对接，读者通过检索E读与CCC转链到馆际互借网关，点击馆际互借与文献传递申请极其方便。但前提是E读与CCC对全国高校图书馆所有馆藏目录信息的揭示必须全面而准确，包括同步精准显示本地馆藏是否有尤，本地是否有全文下载的权限等，否则事倍功半。笔者自己在检索E读和CCC以及审核读者馆际互借请求时就发现，时有检索结果不揭示某论文所在卷次期刊在外馆的馆藏情况和不能准确揭示是否本馆数据库可全文下载（读者的有些请求经本馆其他一站式检索系统检索却是可以全文下载），这些无疑都大大降低了馆际互借与文献传递的效率。提高网络式联合目录的质量对进一步提升CAIAS馆际互借的服务效能有直接关系，需高度重视。

6 结语

通过本文对更多史料的爬梳，补遗后的馆际互借史实更全面地展示在我们面前。结合之前我们对当时国内外馆际互借整体发展的比较分析，笔者认为我们不应当片面地、过低评价民国馆际互借的水平。虽然当时未能形成全面的规范和全国性的规模，但“处于较低水平”不够恰当，至少用“具备了一定基础和规模”更反映客观史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