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晚年茅盾谈话录

1980年的儿童节是个好日子。这天晚上，我又拜访了文学巨匠茅盾先生。

当年，茅盾84岁，在北京医院住院。要见他必须通过“两关”：一是医院挂了“免见牌”――“医嘱谢客”；二是凡要见茅盾，必由他的儿媳陈小曼女士安排。自1978年12月在茅盾家中拜见他后，一年多来，我与陈小曼多有交往，请她转交信和照片，请茅盾题签的《小溪流》刊名以及我写的《》《黄公略》等书的题名。这次想见茅盾，陈一口答应：“沈老在北京医院×楼住院，六一晚上你去吧。”

我和妻子按时赶到北京医院，在一个大房间里，只见沈老穿着无领毛线开衫，比一年前消瘦些，但精神尚好，一个战士剥了桔子递给他，沈老津津有味地咀嚼着。我说：“沈老，你的牙齿还好呀！”他回答：“假的。”我把沈老的半身塑像――湖南文艺美术师小林的新作，摆在他面前的小桌上，问他：“沈老，这是用浏阳石雕的，你看像不像？”他瞄了一眼连说：“像，像。”

沈老刚用完桔子便与我“闲聊”，我把卡式录音机打开，他竟一口气跟我畅谈一个多小时，可见他精神好，谈兴浓。

“宣传部长”

沈老的一生，经历了中国现代史上大半个世纪，也是风云变幻的血与火的年代。除了文学创作外，他自身的经历也是一部丰富多彩的“书”。

“我的一生所搞的事情，作为一个作家，还算是比较丰富的。”他回味无穷地说。我以为这话是指创作本身，便随声应和道，沈老摇头说：“不，不是指创作题材，是指生活道路。”我建议：“你可以写回忆录呀，把一生的经历写出来，对后代也是很有教育意义的。”“是啊，我还在写，已写到1927年的大革命了。”

沈老回忆了一段往事：“1925年底，为了派出代表参加在广州举行的第二次代表大会，我们在上海成立了左派的，恽代英是主任委员兼组织部长，我是委员兼宣传部长。我俩都是二次大会代表，开完了那个会议后，就把我留在广州担任中央宣传部秘书。那时担任国民政府主席兼中央宣传部长。但实际上他管不过来，于是，同志就宣传部长。那时（1926年春）的中央宣传部，除了部长和我这个秘书，只有六七个工作人员，我这个职务等于办公室主任，我就住在同志家里，方便些。当时，同志正筹备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他的主要精力放在农民运动上，所以宣传部的日常事务就由我办，我拟好稿子就让他看一下。同志也住在一起，她除了帮忙抄抄写写，就是带孩子，管家务，那时大概五六岁，毛岸青还在吃奶。”回忆到这里，沈老笑道：“嘿嘿，这中间有一段时间，同志去韶关考察农民运动，他要我去他的宣传部长，这样，我就起‘宣传部长’来了。”

沈老这段回忆十分珍贵。我曾对的革命实践作过一些调查访问，关于他去韶关考察农民运动，还是头一回听说。

从回忆录《我走过的道路》看到，沈老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与国共党政要人、、宋庆龄、瞿秋白、恽代英、萧楚女、邓中夏和、及文化名人鲁迅、郭沫若、叶圣陶等均有交往，丁玲还曾是他的六个学生之一。他还亲历上海“五卅惨案”及广州中山舰事件。沈老可谓中国现代史的“活字典”和见证人。

“保护了我”

“1945年1月，由延安飞抵重庆，他给我带来了一封的亲笔信：

雁冰兄，别去忽又好几年了，听说近来多病，不知好一些否？回想在延时，畅谈时间不多，未能多获教益，时以为憾。很想和你见面，不知有此机会否？敬祝健康！

上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接读的信，我很感动，他这么忙，还惦记着我。”

回首往事，沈老十分激动，他谈到解放后，任国务院总理时找他谈话，请他出任文化部长。沈老坦率地说：“我不想当部长，只希望继续从事创作。”过了一天，派人把沈老接到中南海的颐年堂，和已在等候，微笑着说：“我跟恩来商量过了，还是要请你出任文化部长。雁冰，你是中外知名的大作家，这第一任文化部长非你莫属啊！”沈老推辞不了，只得受命，一下子当了15年的文化部长。

沈老半躺在床上，情绪特别好，我怕他累了，几次要告辞，他都扬扬手，示意要我坐下。“在‘’中，是总理保护了我。大概是这样的，那时文化部陆定一同志是部长，实际办事，主持工作的是肖望东同志，‘’一开始，总理向肖望东同志打了招呼。所以那次红卫兵一到我家，总理就知道了，并且作了指示”。

“是来抄家的吗？”我关切地问。

“到我家来的红卫兵是人民大学的，他们一进来，总理就传来指示：只准看看，不要乱动！我们文化部也有红卫兵，跟人大的红卫兵一同进来，实际是监视外面的红卫兵，怕他们乱来。一进座，就跟我耳语了几句，要我放心。还好，那些红卫兵只在我房里看一看，没有动手。时间久了，我们单位的红卫兵对他们说：‘走吧走吧，没啥看的！’就把外边的红卫兵领走了。”

据陈小曼回忆：“这次抄家尚称得上是‘文明抄家’，没有打人，没有砸东西，只是乱翻一阵后，把一尊三尺多高的紫檀木老寿星、一些瓷器、水晶花瓶、照相机，以及外国友人赠送的小工艺品，集中到楼外的书库里封存起来，并下了一串‘不许用’‘不许看’之类的禁令。”

满门忠烈，中年丧女

“我的回忆录写到解放为止，解放以后不写了”。沈老讲：“刚才讲的那一段往事，就写在那篇《中山舰事件前后》里，将在《新文学史料》季刊上发表。准备写到1949年，还要写20年。这个20年中，中国发生了多少事情啊！”沈老讲的是“浙江普通话”，我这个江苏人全能听懂。

沈老又从他的儿子儿媳，谈到他的女儿女婿。

“我的女婿叫肖逸，解放太原时，他是个前线记者。他随同到前线喊话，要敌人投诚起义。阎锡山的部队派人出来讲条件，要投降，条件没讲好。这时，敌人听见我们的战士在喊话，就朝喊话的方向随便打了一枪，刚好打中肖逸的脑袋，他就壮烈牺牲了，那时他才30来岁。”

听到这里我感到十分沉痛和惋惜。听说肖逸的文章写得很好，有同志还想收集成册，替他出本集子。康濯同志告诉我，当他把肖逸的作品目录拿给沈老看时，沈老十分激动：“我的女儿叫沈霞。”沈老缓慢地接着往下说，“我只有一个儿子一个女儿，我从延安回重庆时，儿女都留在那里。我的女儿死得很意外，当时日本刚刚投降，由于工作需要，组织上调了一批人，从延安经过内蒙到东北去。1939年在新疆的时候，我们请了一个白俄人教她俄文。白俄人不会讲汉语，就请她指着东西发音，直接教。到了延安，沈霞继续学，俄文学得很好。派她到东北去，她也很想去，可那时她已怀了两个月身孕，生怕路上耽搁太久，行军不方便，就用刮子宫的手术流产。手术很简单，找了个大夫，大夫也是匆匆忙忙要出发。他先给别人做了个手术，又给沈霞做了，结果把那个人的病菌带到她的子宫里，第二天就发烧，病得不得了，大夫却未重视，也不来检查，只给了点止痛药，结果当天夜间就很意外地死了。”

“我的弟弟叫沈泽民，是我介绍他入党的，后来在鄂豫皖苏区任省委书记。他有肺病，苏区生活艰苦，又要打仗，他的肺病很严重，也没怎么治疗，1933年11月20日突然大吐血，不治而亡，死时才33岁”。

忆亲属，沈老感到惆怅，我听了也很难过。中年丧女是人生最悲痛的事，何况还有弟弟和女婿都是为革命英年早逝，真是满门忠烈。

沈老逝世三年后，我意外收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寄来的《茅盾回忆录》，我知道这是依照沈老的遗嘱赠送的，弥足珍贵。据沈老儿子韦韬回忆，沈老去世时，回忆录只写到1934年，仅完成预想的一半。但他当年的准备工作却远不止于此，加上他在1976年的口述录音及许多资料，“促使我们决心大胆地拿起秃笔，把父亲的回忆录续写完，了却父亲生前未能实现的心愿”。

（作者系文史学者、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