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兴安岭:用什么续写未来?

“高高的兴安岭，一片大森林”――提起大兴安岭，很多成年人就会想起小时候听过的这首老歌，模糊的印象是它的方位在东北，山脉很大，森林茂密，人迹罕至。

然而，2003年9月中旬，当记者随“中华环保世纪行”采访团穿行在大兴安岭林区，已很难见到高大而茂密的成片森林。“高高的兴安岭、一片大森林”的感觉怎么也找不到。

大兴安岭的未来会怎么样――对中国最大的林区来说，这似乎是一个十分唐突的问题。然而，这个问题，不仅早已存在，在今天已相当紧迫、突出。

往事与光荣

与人们印象中有所不同的是，大兴安岭绝大部分位于内蒙古东北部，自西南向东北绵延千余公里。整个大兴安岭山脉面积为22万平方公里，比江苏、浙江之和还大。山脉很长，却并不高峻，大多是海拔数百米的浑圆山体，在西北、西南山区的人眼里，很有些稀松平常。但这里的森林则是谁也无法轻视的，有资料说，木材蓄积量至今仍占全国的1/6之多。

从林业上看，大兴安岭大体分三部分，最大的是由内蒙古森林工业集团管辖的内蒙古大兴安岭林区，面积10.6万平方公里；次为8.35万平方公里的黑龙江大兴安岭地区；再就是地方林区。其中，黑龙江的大兴安岭地区十分特殊，它位于山脉的东北坡，跨黑龙江、内蒙古两省区，在行政上归黑龙江管理署，行署所在地为加格达奇，但作为林管局又是国家林业局的直属森工企业。故有“黑龙江的行政、内蒙古的版图、国家林业局的企业”之说。

大兴安岭气候异常寒冷，历史上人烟极其稀少。直到建国前夕，整个大兴安岭都是连片的原始森林。莽莽林海孕育着繁多的野生动植物，掩埋着丰富的矿藏，包裹着数不胜数的美景奇观。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建设急需大量木材。1952年，内蒙古大兴安岭林区首先拉开开发大幕。内蒙古森工集团刘振国书记回忆说：“当时国家建设和抗美援朝都需要大量木材，林管局一成立就‘边生产边建设、先生产再生活’，伐木工人开进林区就支起帐篷干活，那时没有公里、铁路，工人把伐下的树木放入河中，木材就顺河漂进嫩江，再由嫩江捞上岸运走。”

他回忆说，当时工人很苦，但干劲大，捞木头的工人猛喝一瓶酒后，才能跳进冰冷刺骨的江中干一阵，为此，国家特批这里的白酒敞开供给。

20世纪60年代，更靠北的大兴安岭地区进入开发。1964年，铁道兵开进。据说，为修筑大兴安岭的数百公里铁路，铁道兵付出了巨大牺牲，平均每公里牺牲一个铁道兵。铁路的贯通，使大兴安岭地区的开发全面铺开，难以计数的木头从大兴安岭源源不断地运往祖国各地。

在此后几十年中，大兴安岭为国家做出了巨大贡献。内蒙古森工集团先后开发了6.69万平方公里的森林，累计生产商品材1.62亿立方米，将近全国林业提供木材总和的3％，上缴利税费及各种社会公益性投入120多亿元；黑龙江大兴安岭地区累计为国家提供木材1.1亿立方米，占全国林业提供木材总和的2％，平均年产量占全国国有林区年提供商品材的10％，上缴税费36亿元。

陷入“两危”

大兴安岭开发后的相当长的时间里，人们对自然规律认识甚浅，根本没有“永续利用”的概念，对森林基本抱着“可劲儿”砍伐，而不顾其新生能力的态度。和全国几乎所有林区一样，大兴安岭走的是过量采伐、过度利用的路子。

随着树木成片成片地倒下，整列装满木头的火车昼夜不停地驶出，大兴安岭的森林资源急剧减少。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森林资源危机首先显现。

黑龙江大兴安岭地区表现得尤为深重、突出。1964年到1997年，其木材蓄积从7.2亿立方米减少到5.2亿立方米，减少了27.8％；可采的成过熟林蓄积从5.2亿立方米减少到1.6亿立方米，锐减了69％，现有资源大部分是不合适采伐的中幼林；森林覆盖度更是猛降。南部林缘已北退140公里，而大兴安岭地区南北长不过365公里，年均减少林地4000公顷。该地区的图强林业公司副董事长耿久祥告诉记者：“过去二三十人的班组在一个山作业可采四、五年，现在三四个人的小工队，一年就要换好几个地方。”

相对于黑龙江大兴安岭地区的大会战式的全面铺开的开发，内蒙古森工集团的渐进式开发对资源的破坏速度就慢了一些，北部34％的森林尚未开发，现在已是全国最大的连片原始森林。尽管如此，它也未能避免资源危机的到来。随着北部全面禁伐，已开发过的南部林区基本上是不宜采伐的中幼林，成过林已踪迹难觅。

另一方面，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使当地的经济以木材生产为中心，“独木经济”支撑着整个林区社会。因此，当可采的林子越来越少、采林的成本越来越高的时候，“经济危困”又紧随资源危机来到，袭击了包括大兴安岭在内的所有林区。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大兴安岭林区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工资拖欠、人才外流、生活困难、发展无门、职工大量下岗，此类现象在整个大兴安岭非常普遍。以大兴安岭地区为例，1997年，经济滑入谷底时，亏损高达1.2亿元，职工工资累计欠发3.9亿元。

资源危机，经济危困。时至今日，这有名的林业“两危”仍像枷锁一样，紧紧套在大兴安岭的身上。

生态危机显现

历史上，大兴安岭的鄂伦春等少数民族，以原始的狩猎生产方式与这片森林和谐共处。这片森林也像一个绵亘数千里的巨大屏障，抵御着西北利亚寒流、蒙古高原旱风的东袭南侵，松嫩平原、呼伦贝尔大草原、华北平原因此成为肥沃的人类家园。

正是有了这道天然屏障，松嫩平原、呼伦贝尔草原的气温较同纬度的其他地方高出1～3摄氏度，无霜期长15天，年降水量多100毫米。这些因素对农牧业生产有利，对减缓草原沙化非常关键。

大兴安岭林区还是黑龙江、嫩江的水源涵养地，它护卫着松软的黑土地不被雨水冲刷走。专家测算，仅涵养水源效益，每年可达54亿元之巨。

实际上，生态效益远远不止这些。但是，森林在维持陆地生态系统中的主体作用，长期以来不为人们所认识；而大兴安岭的此类生态效益也是人们今天才意识到的。当多取少予、甚至只取不予的掠夺式采伐持续几十年之后，大兴安岭大森林与人类的和谐被严重颠覆，大自然开始以自身的规律无情地报复人类当初的无知。

大兴安岭的森林采伐以黑龙江大兴安岭地区最为过量，生态危机也是这里最为突出。其南部林缘已大幅度北缩，东南部出现了无植被庇护的三角形干旱、半干旱地带；水土流失面积由1986年的1.4万平方公里，增加到2002年的2.27万平方公里，占全区总面积的27.4％。水土流失使耕地资源遭到破坏，更使国土资源损失严重，中俄界河黑龙江主航道（国界线）向我国一侧移动，其中黑龙江省塔河县某段与1956年比，国境线已后退200多米，最多处达500米。黑龙江上游开库康至欧浦段170公里林缘平均比建国初后退3公里。罕见的霜冻冰雪、高温天气也先后出现，2001年4月7日还首次出现了严重的沙尘天气；2002年又出现了连续数月的春旱连夏旱，程度之重，历史罕见。

此外，生物多样性锐减，越来越多的常见物种呈现珍稀、濒危状态。1998年，嫩江流域发生了百年不遇的特大洪灾，将大兴安岭的生态危机推向极至……

大自然以极端的方式反复警告，人们对森林在生态中的基础作用终于开始觉悟。1998年大洪水过后，国家作出一项重大决策：自2000年10月起正式实施天然林保护工程，规划11年投资968亿元，对分布在17个省市区、占全国69％的天然林进行保护。

幸运的是，整个大兴安岭林区名列其中。

要生态还是要经济

以天保工程等六大林业生态工程为标志，中国林业已经开始发生重大转折――由以木材生产为主向以生态建设为主转变。

毫无疑问，在严重的生态危机面前，人们对生态的需要已取代木材，成为第一需要。

黑龙江大兴安岭地区行署专员、大兴安岭林管局局长王忠林对记者说：“大兴安岭仅纳碳贮碳就为国家每年提供68亿元的价值，森林制氧的效益值每年35.44亿元，涵养水源效益值每年54亿元，仅此就相当于每年木材效益（15亿元）的10倍多，因此，大兴安岭应定位在生态上。”

王忠林进一步阐述大兴安岭“生态优先”的理由：这里的主要树种是兴安落叶松，由于自然和立地条件差、生长期长，营造、经营人工商品林每公顷一个轮伐期亏损2122元，且兴安落叶松材质差，应用面越来越窄，现已基本退出了枕木、电柱、桥梁等主要应用范围，因此在此地发展商品林基地很不经济；这里气候恶劣，土壤瘠薄，生态环境脆弱，一旦破坏，很难恢复；如果大兴安岭没有了森林，西伯利亚寒流的长驱直入将使松嫩平原、呼伦贝尔大草原的农牧业生产受到严重制约，东北粮仓有不保之虞。

内蒙古森工集团刘振国书记也持类同观点。他说：“大兴安岭应该定位在生态建设上，应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搞公益林上；这里寒冷的气候使树木成材至少需要60年，所以靠商品林过日子行不通。”

但一个谁也绕不开的问题是：搞生态，谁来投资？这么大的一片森林，管护本身是一笔不小的成本，抚育的成本更高。更突出的是，历史形成的林区“独木经济”，使林区社会几乎所有的人、机构归根结底都以“吃木头”为生，不把他们从中转移出来，搞生态就是一句空话。

作为全社会都受益的生态建设，国家有责任投入自不必说。但在目前的条件下，完全依靠国家投入可能性很小。换句话说，没有林区自身足够的经济基础，单纯的生态恢复不过是一句空话。

突围之路何在？

同所有林区一样，大兴安岭林区是一个自成体系、有高度独立性的小社会。它先有林场，然后以场定居，围绕木材生产，形成了公检法司、科教文卫、工商物价劳动等配套成龙的社区。用林区人的话说，是“除了银行、税务，其他五脏六腑都是林业自己的” 。

正因都是林业自己的，整个林区社会甚至边缘农业人口，都把生存维系在木材生产这个“独木舟”上。森工企业只管按上级划分的指标完成砍树任务，国家则依据各自产量划给资金；林区直接和间接“吃木头”的人群，再以各种方式和渠道，从砍树的总收入中切出自己一份蛋糕。如此年复一年，封闭循环。

大兴安岭要定位于生态、进行经济转型，就必须把当地人口从“木头经济”中解脱出来，使他们告别砍树，并能生活下去，进而生活得更好。

但是，长期的计划经济和林区的相对独立、封闭，使大兴安岭的人们在这个转移的过程中步履异常沉重。内蒙古森工集团莫尔道嘎森工公司太平林场的负责人李春森对记者说：“长期以来，职工眼里只有木头，看不到其他东西，突然要停止砍树，一时大家不知道怎么办。”

李春森认为，大兴安岭除了木材资源，还有丰富的林下资源，看不到这一点，无异于“抱着金碗讨饭吃”。比如，比之农民的狭小土地，林业工人动辄人均数十公顷林地，狐、貂、鹿等森林养殖大有可为，珍奇药材、蘑菇木耳等森林种植琳琅满目，原始森林、火山熔岩、北国风光、民族风情等可以开发森林旅游。

可是，计划经济的惯性思维，让不少林业职工没看到天保工程带来的机遇，反从中找到了等靠要的理由。有的职工对记者说：只要国家需要生态，就会给钱，10年后（天保工程工期10年）还得给。

思想观念的僵化守旧，比之资金的匮乏、社区基础的薄弱等，更直接地阻碍着林区的经济发展，已经成为林区转轨的最突出的制约。林区转轨的成败，说难极难，说易极易，都归到了观念一途。

这是所有林区的难题，更是大兴安岭的必须越过的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