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结于2005》展锋长篇小说评论

“乡土叙事”的可贵尝试

陈建功

《终结于2005》以珠江三角洲地区永欣村姬姓家族面对城市化进程时的生活变迁与情感历程为线索，通过这一家族几代人与土地休戚相关的奋斗史，再现了一个时代的风云变化和大时代背景下农民与土地之间斩不断的血肉之情。这是一部视野开阔、具有强烈现实品格的作品。作者将视角聚焦到广东沿海地区富裕农村农民身上，饱含感情地刻画了形态各异的众多人物，体现了作家“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深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第一线”的姿态，为反映改革开放30年来沿海地区的时代风貌和精神追求付出了极大的努力。

农民和土地的关系是这部作品开掘的着力点。小说不仅写出了历史条件下农民在土地上繁衍、生息的自然情状，更写出了土地带给农民的亲近、温暖之感，写出了当土地资源成为土地资本，成为换取财富的手段，成为各方面利益争夺的焦点时，新一代“农民”对土地的复杂情感。小说努力塑造了“大伯”这样一个既承继了历史又蕴涵了时代气息的农村家族领袖形象。他为我们考察城市化进程中的社会矛盾冲突、认识农村问题所提供的思考是复杂的，也是颇有启示意义的。小说触摸到了广东沿海地区农村跳动着的经济脉搏，展现了社会转型时期农民所面临的复杂境遇，读来鲜活生动，真实可感。这得益于作家对南方农村生活的细致观察和深刻体验，得益于作家反映时代变迁的自觉追求。

在这部小说中，对以祠堂为核心的家族风俗风貌的描摹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无论是对婚丧嫁娶等各种仪式的书写，还是对兴办族塾、分胙肉等传统礼俗的描绘，都蕴涵着南方农村独特的文化风情，别有意味。作家甚至还兴致勃勃地描绘了番薯这一经济作物在当地从蓬勃兴盛到难觅踪迹的轨迹，可谓见微知著，笔力深邃强劲。

正当全党全国人民怀着深深的自豪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反映改革开放生活的文学创作也昂首阔步登上文坛，《终结于2005》也献上了令人刮目相看的篇章。刚刚结束的党的十七大，为我们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可持续发展指明了方向。总书记号召我们，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使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使人民精神面貌更加昂扬向上。我相信，我们的广大作家、文学工作者一定会不辱使命，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积极描绘人民奋斗的多姿多彩的图景，奏响祖国发展的昂扬高亢的乐章，创作出更多的反映时代精神和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优秀作品”，谱写新时代文学事业绚丽多彩的新的篇章！

《终结于2005》印象

阎晶明

这是一部有历史感但历史线索的“线性”并不明晰的小说。小说的题目有一个明确的时间表述，故事由“我”这个晚辈延伸至大伯、祖父、曾祖父、十七世祖、十世祖，历史的脉络通过伦理的排序一目了然。“姬”姓家族在一个村落里的繁衍生息、生生不已，让土地与农民的关系突显为小说故事的重要主题， 这样的立意很有特色。但我们也可以看到，历史或时间的线性发展在小说里并不是如河流般一脉向下的，由于小说的基点是一个并没有直接参与故事的“我”，所有历史时段发生的风云变幻，都是通过“我”的任意进入而展开的，所以从另一角度看，历史没有纵向展开的机会，从十世祖到父辈的沉浮过程，都由“我”信手拈来般讲述，漫长的历史时间因此变成了一个“共时性”的空间，一条河流的跌宕变成了一片湖水的波澜。“2005”几乎是整部小说惟一明确的历史时间，其他的时间概念要么模糊处理，要么也并无特别重要之处。在小说里，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在时间概念上的模糊处理，如“大约在曾祖父一岁那年”。“那年他二十五岁”，“那是一个很寻常的春天，确切地说是曾祖父辍学的第四个春天”。“那年”这个指代性的说法前后，要么没有明确的交代，需要阅读者去推算，要么就是即使说明了也没有“重大历史关头”的强烈印迹。

小说对历史时间的态度直接来自于其叙述的方式，这就是长达80多万字的小说都是通过一个人来完成，由一个飘忽的主观视角讲述其不可能完全亲历的故事。这自然不是展锋的首创，早在先锋小说盛行的时期，莫言、苏童等作家就多次使用过这一叙述方式，展锋同这些作家的共同处是，“我”并不受身份的限制，可以如幽灵般来到任何历史时段的故事中，不加说明地进行真切描述。但展锋显然会遇到更大的挑战，因为他要完成的是一部历史长卷的叙述，是一次大规模的讲述。而其他作家一般只是在中短篇小说中采取这样的方式。我的阅读印象是，就其事先确定的叙述方式而言，展锋面对的几乎是一个完不成的任务，难度太大，特别是他要叙述的不是“意识流”、不是个人意念，而是承载着社会与历史内容的现实故事。展锋的叙述能力超出了我的想像，他已尽了最大可能。叙述视角的制约与其带来的艺术效果是同时并存、不可剥离的，这已是一部完整的、成功小说的标志。试想，如果除去这个固执的、自信的、冒险的叙述人，历史的脉络或许会更清晰、故事的现实强度会更加强，但其灵动性和个性风格就会大幅度缩减。这或许正是这部小说值得人玩味的地方。

《终结于2005》的另一个特征也是与叙述方式相伴而来的。小说故事程度不同地涉及到叙述者对家族伦理的态度。我们知道，上世纪90年代先锋小说的很大一个标识，就是从叙述上颠覆了传统的伦理规则，后辈人可以在小说叙述中大胆描述父辈、祖辈的经历，这种无限放大的涂抹为小说的伦理观念带来新的刺激和冲击。展锋小说也有这样的特点，当然，我认为他的写法还是带着收敛进行的，有限度而又小心翼翼，达到了同先锋小说一样的感觉或效果，但并不让人产生“不肖子孙”的印象。小说经常会用一些特别的描述来展现先辈的“风采”，其中也有不无完整的情爱描述。这部小说从总体上看，语言风格在平实中略带一点俏皮与诙谐，而且这种风格从开始到结尾相对保持一致。这样一种语言风格使小说故事变得更有动感、易变和多样，生发出一些特别的意味。这也是小说难得的一个方面。

古典的终结

胡 平

2005年的终结，结束于一幅乡村巨变的当下图景，展锋的长篇小说《终结于2005》与广东其它一些创作相似，主旋律色彩浓郁，确切贴近现实与改革，大结局则落足于一个新时代的启端。

但这部作品的主旋律倾向更为隐蔽，它以家族史的面貌出现，更像是一部典型的乡土题材创作，重在描述农民与土地上的农民，也描述农村宗法社会的延续，这就相当地扩展了作品的内涵，其意义不局限于社会价值，更触及南中国农民的繁衍史和精神史，表达出人类的某种存在本质。给人的印象是它的现实描写中现实感并不很强，就是说，并不很使人沉浸于具体现实情境与现实情绪中（实际上，在史诗性创作中对于各个历史阶段的过于逼真的刻画未必是好事），这是由于作者始终将注意力投放在叙写永欣村村民的精神特质和命运轨迹上，致使现实仅仅成为历史的过程。这种方式使这部作品具有突出的统一感和内在张力，体现了作者纯文学意识的成熟，也决定了这部小说不俗的艺术品格。

鸟瞰全篇，作者的构想是成功的，故事主要围绕姬姓家族五代人与土地的关系展开，因此将祖先的生存斗争、土地革命的风潮、土地的再分配直至乡土农村的消亡贯穿连通起来，使小说获得足以展示农民历史命运的广阔空间和概括格局。这部作品无疑使人们更加切肤地体味到土地对于普通农民意味着什么。直至篇末，村支书“大伯”将全村人安妥为城镇居民后，自己仍然保留了村民身份，转去仙岭村落户，终结的一笔再次提醒了整部作品的意境。我们看到，小说中包括了大量男性生殖崇拜及两性关系的描写，全书自矗立的九龙柱和树丛里的野合写起，以后不绝如缕，凡男子多涉及性能力，有暗示多涉及性联想，而作者用意正在于借人物之口说出过的：在这里女性是作为土地的象征而存在。就是说，书中的性符号与农村意象不可分割，女人与土地、男人与耕种、生殖与种植、繁衍与收获、生活方式与生产方式，都被相当程度地融合为一，构成完整和自给自足的生存图景，作者的主要劳动，就在于精心描绘出了这幅亘古不变却终于发生改变的古典图景。

但是，这部鸿篇巨制的主题显然还不局限于农人与土地，否则，便难于解释为什么写出了88万字。

当代长篇小说创作在主题与题材的处理上不断发生着变化，就主流而言，开放型结构已基本上替代了封闭型结构，多数作品不再设置总体悬念和主导事件，不具备吸引读者阅读兴趣的重点线索，大体依靠生活流的自然形态推进内容，取得的明显效用是更趋向于极致地保持了生活面貌的本真性状。《终结于2005》是具有此种审美形态特征的创作，它的主题其实无比宏大，大到只能用百年家族史概括，这样便无所不包了。我们看到，作者不仅在作品里倾注了全部心血，也灌注进几乎全部生活经验，作品中寻找不到稍有戏剧性的冲突与矛盾，也寻找不到充满悬念和紧张感的情节方向，有的只是生活自身平缓而坚实的演进过程，人物自身自然而执著的生命过程――倘若在此情况下读者仍被深深吸引，那么作者在艺术上得到的成功便相当重大了。不妨顺带提到，这部作品中所透示的来自作者个人的生活经验是异常丰厚的，在无数情节的无数细节里，作者表现出他对岭南乡土环境与人情世故的几乎无所不知。

这是艰难的极具挑战性的书写工程，还需要作者掌握强大的叙事能力，以完善地控制全篇的基础风格、各阶段内容的均衡、不同场景与人物间不同色彩的协调、情节段落与时间节奏的把握等等，但最后作者是基本做到了。老到的叙述在小说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展锋的叙事略带主观口吻，暗含反讽机锋，坚持到底，首尾相贯，其间并无松懈之处，可以说比较圆满地实现了主要的效果。

有利便有弊，有得会有失。《终结于2005》的主题方式、结构方式与内容构成使创作充分赢得自然质朴真切的品格，彻底解放了叙事，但同时也削弱了产生于选择与集中的魅力，难以避免地降低了阅读的，这恐怕是不容易做到两全，也很难说清了。

向文学高地的新进发

廖红球

展锋长篇小说《终结于2005》是一部令人惊喜之作。2004年4月，广东作为试点省份之一率先在全国实施重点文学创作扶持资金，共有8位作家7部选题入选项目，实际上聘任作家、签约选题并没有把全部名额用满，当时我们的想法是：对优秀作家和优秀作品继续敞开大门，虚席以待。2006年2月，这部长篇小说脱稿后我是最早的读者之一，阅读完毕内心相当激动。按照有关程序，作品提交专家共同审读，大家一致同意将其增补为广东省重点文学创作扶持资金项目选题。2006年12月，该作品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在省内外评论界获得很高评价，翌年入选2007年度中国作家协会重点作品扶持资金项目。2007年9月，荣获广东省第六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奖。作家展锋从事文学创作多年，论著甚丰，曾经挂职深圳、珠海深入生活，进入新世纪后，潜心耕耘，厚积薄发，出手不凡，以《终结于2005》为标志，他的创作又攀登上了新的高度。

小说讲述的是一个家族式的姬姓村庄由发展、兴盛到因农村城市化改革中失去土地，农民改为城市居民的故事，以土地的得失为出发点，演绎了珠江三角洲富裕地区农民独一无二的人生经历和情感世界，叙事上结合现实和历史两条线索，时间跨度长达600年，展现出一种大气磅礴之美。综观整部作品，故事情节生动，人物形象丰满，语境叙述合理，形成了成熟的写作体系，在艺术追求上别开生面，哲理思维方面也显示了作家的勇气和胆量。可以说，这是新世纪以来广东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收获，是一部具有恢弘史诗气质、独特艺术探索精神和散发着深邃思想光芒的优秀作品。全书分上、下册，共35章，堪称“厚重之作”。

其厚重，在于对“乡土叙事”传统进行了可贵的探索。在中国，农民与土地的关系是一个重大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命题。但对于当代作家而言，面对一个历经悠久历史后已经相当富裕、繁华的村庄的终结，以及村民因为农村城市化而衍生出的种种情感波动和矛盾冲突，却是前所未有的崭新课题。展锋敏感地把握住了题材的优势，通过历史和现实两条相互交织的线索，展示了珠三角地区的历史文化、地域风情以及农村城市化历史进程中农民性格的多重性。从具体内容看，作品让农民获得了真正的主体性回归，拥有主体身份和叙事视角，摒除知识分子式居高临下对“乡土”的生硬创造，不作简单的暴露或歌颂、批判或启蒙，较好地处理了“文学”的乡土和“现实”的乡土的衔接与统一。他对乡土精神的开掘不是田园牧歌式的，也不限于民风民俗、习惯礼仪，没有简单、表面的乡村渲染，而是联系一定的历史进程看待珠江三角洲地域性、特殊性的乡土，将政治、文化、历史、社会等诸多因素熔冶于一炉，从生存状态、伦理倾向、价值观念、生活方式与情感方式等内容重新书写一个真实可信的乡土。借助描写珠三角地域农民与土地的关系，反映出具有普遍意义的中国农民与土地在生存、利益和情感上千丝万缕的联系，通过珠三角一个村庄的终结引发的矛盾冲突和农民身份的转变，反映出广大农民在沧桑历程中所具有的多重性格以及生存方式乃至思维方式的转变轨迹。作家在尊重历史的前提下，以浓郁的人文关怀精神，观照中国从农业社会生产关系向工商的现代化的经济转变的历程，带有中国广大农村和众多农民在转型时期所具有的普遍性和典型意义。

其厚重，在于为“粤味小说”艺术创新作出了成功的尝试。“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反映在文学创作上就应该体现出更多的岭南特色、岭南风格、岭南气派。过去部分作家存在着一定的认识误区，认为粤语与普通话书面语之间在表达过程中构成一定障碍，会削弱地域特色。实际上，粤语的北进已经成为一个明显的趋势，比如最常用的词汇“拍拖”“买单”“搞定”等等就是粤语“北伐”的特例，这其中文学作品发挥的作用功不可没。广东许多优秀作家对此一直进行了不少尝试，譬如陈国凯的长篇小说《大风起兮》，吕雷、赵洪的长篇小说《大江沉重》，程贤章的长篇小说《围龙》等大量运用粤语词汇，不仅行文生动，而且阅读起来非常亲切。《终结于2005》在某种意义上描绘的正是一幅珠三角绮丽的民俗风情画，同样很巧妙地把粤语融进了文学语言里面去，书面语与地方俗语融合得天衣无缝，显示出别具一格的广东小说特点。小说以第一人称的叙述语式展开家族记忆，却又以反讽、嘲弄、自省的语气居多，虽然还带有寻根的流风余韵，但更注重以质朴和本真来呼应撒野求欢的南方农家生活。展锋作为入粤作家，凭借对语言的敏感，使粤语在写作叙述中发挥出浓烈的新鲜感和魅力，字里行间不管是俚俗传说还是日常事相，不管是男婚女嫁还是利益角力，都具有本真、世俗的特质，妙趣横生，令人莞尔。整部小说拥有广阔的历史视野，既有神奇的家族神话、玄妙的历史图谱，也有琐碎的生活事相、复杂的现实矛盾，一方面重点描绘了曾祖父、曾祖母、祖父、大伯、二伯等众多家族人物，一方面也生动刻画了镇委书记洪志伟、末代村长高脚等围绕土地问题而产生冲突的新式人物。一系列栩栩如生的新形象为广东文学画廊增添了光彩，小说兼具传奇与真实的艺术特色让人印象深刻，有评论称其为“中国版的《百年孤独》”，应当说这是一种很高的赞誉。

其厚重，在于为现实题材文学创作提供了有益的启发。毫无疑问，农村城市化是重大创作题材。从《终结于2005》可以看出，展锋无论是在理论积累还是生活积累、情感积累和思想积累上都是做了充分准备的。作品来源于真实的生活原型，在特区一个村庄的土地分红被终结、农民转为城市居民的变革发生不久，即推出鸿篇长卷，真实再现超前于全国农村改革的特区农村改革的发展经历，并昭示着未来农村城市化进程的某种发展趋势，这对作家的驾驭能力是一个极大的考验。作品比较深刻地展示了珠三角地区农村城市化的过程，揭示了农业文明向工商文明转型脚步的势不可挡，着重表现了世世代代以来农民以及由农民转变而成的新市民们内心深处的土地情结，并认真思考城乡二元冲突没有随着农民失去土地而终结的种种问题。我们知道，在小说里一个村庄终结了，但整个中国的城乡现代化才刚刚开始，随着时代的发展，仍然有更多命运故事在碧草蓝天间继续上演。广东文学历来有“与时代同步、与人民同心”的优良传统，广东作家也往往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敏锐的思想艺术追求，善于深入地观察、思考新生活，满怀激情叙写时代。现实主义并非简单图解，如何达到不流于“应景”而臻于精品佳作，有待大家的共同努力。有一点却是非常明确的，文学作品要通过塑造新时代的新人形象、先进人物、英雄人物以及丰富多样的艺术典型，来反映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自由发展，表现出作品所蕴涵的最大的价值含量和价值功能，作家应当在政治信仰、思想文化素质和伦理道德情操上打牢基础，才能具备对时代的敏锐触觉和深入把握，体现正确的价值取向、价值诉求和价值承载。

恩格斯曾经称赞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写出了贵族阶级的没落衰败和资产阶级的上升发展，提供了社会各个领域无比丰富的生动细节和形象化的历史材料，“甚至在经济的细节方面（如革命以后动产和不动产的重新分配），我学到的东西也要比从当时所有职业历史学家、经济学院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恩格斯：《恩格斯致玛・哈克奈斯》）。多年来，从大量的广东文学作品中，人们同样可以感受到这片热土上实事求是、思想解放、观念更新的社会风气，广东人民敢为人先、务实进取、开放兼容、敬业奉献的精神，大量涌现的改革者形象以及层出不穷的群众经验，广东文学已成为高度浓缩的、形象化的、新时期改革史的部分见证。《终结于2005》便是有此功效的优秀范本。

充满民间本色的乡土叙事

陈晓明

乡土叙事一直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主流，要在汗牛充栋的乡土叙事中另辟蹊径，谈何容易！然而，展锋的《终结于2005》却硬是在历史叙事中杀开一条血路，以其充满野性活力的笔调，建构了一部富有本色的乡土中国的历史叙事。这部长达88万字的作品对阅读是一项挑战，但只要读进去，将是令人惬意的享受，同时也使人的精神和心灵产生强烈震动。

《终结于2005》在叙事上最突出的特征就是把历史与现实嫁接在一起。叙事的出发点在于现实问题，但却把历史融入现实，把现实置入历史。展锋这部作品的现实主题无疑相当尖锐，它抓住当下的焦点问题，那就是农民与土地的关系，这种关系经历着中国近现代历史转型的冲击，更经受着当下中国激烈的现代化进程的洗礼。现代化意味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这对乡土中国是一个深刻的也是强制性的改变，这种改变因为带着历史进步的象征而对其负面影响和后遗症忽略不计。我们在这里无法复述一部近百万字的长篇小说所叙述的那些故事情节，甚至无法还原那些关键性的细节场景，但这部小说给人印象最深的无疑在于写出了乡土中国农民与土地的那种亲密方式。小说以第一人称的叙述语式展开家族记忆，对家族的强烈认同感使人想起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寻根文学”。小说虽然还带有寻根的流风余韵，但决没有寻根文学的那种刻意为之的“文化品位”，而是更加自然质朴的关于民间家族历史的叙述，既带着野性的笔调，又叙述着家族记忆中那些民间野性故事。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民间野史的汇聚，是民间野史重新建构起来的家族记忆。这个姬姓氏族据说其渊源可追溯至周公，这使具有族系认同感的“大伯”有一种满足感，这种家族的“宏大历史”只是作为叙事中被嘲弄的素材一笔带过，小说更看重的是乡村生活的那种质朴性和本真性。回到土地中去的那种自由自在的生活，那种在土地上撒野求欢的南方农家生活。过去关于乡土农民的叙事总是被赋予一种历史感，它们主要由苦难和悲剧构成，它们是一种融合目的论和本体论的叙事。在展锋这部作品中，它破除了目的论和本体论的叙事，它热衷的是那种乡土生活的原生态，那是在土地上演绎的自在的野性生活。诸如日常事相，农业情趣，邻里往来，男婚女嫁，甚至恶俗的男女调情求欢等等，都是其描写的主要内容。回到本真就是回到农家的世俗生活，回到民间的乡村，回到农民的本能和本真性。这些生活事相都由一个个充满野趣的小故事构成，它们像是一组精彩纷呈的民间风俗画，一页页翻过去，都那么淳朴自然，充满南方农村生活的本真气息。

小说在双重时空中展开叙事，将家族过去历史的记叙与当下遭遇的土地消失的危机穿插在一起，历史感与当下性相互碰撞，造成了一种强烈的冲击性。挥洒而去的家族历史与当下改革开放生活的巨大变迁交错在一起，刻画了中国农村经历的剧烈动荡。曾祖父拄着手杖，用什么也看不见的眼睛朝工业区张望，哆嗦着嘴唇一个劲地嘀咕：“我的地，我的地啊……”眼泪差点儿就要流下来了。这就是中国老一代的农民，最让他们割舍不下的，是曾经给予他们温暖的土地。在南方富裕的地方，乡村里的奔驰宝马应有尽有，但这些现代化的物品到底能给农民带来多少快乐？也许给新一代的农民以超常的享受，但对于老一代的农民呢？当新一代农民也老去，也还带着依稀的历史记忆看着消失的土地，他们的乡村成为城市边缘的附属物，城市把高大的阴影投射在最后残留的土地上，他们的心里作何感想？

小说在叙事上具有鲜明的艺术特点，那就是以第一人称的语式展开叙述，对于如此鸿篇巨制的长篇小说来说，第一人称虽然说在连续性上有所限制，但也打破了历史时间的封闭性，且具有强烈的当下性。因为第一人称使小说叙事不得不给出更为自由的时间结构，可以更加自如地把历史与当下穿插在一起。小说叙述的可贵之处还在于具有鲜明的反讽性，促使小说叙事又具有一种自我反思的意味。反讽性的态度使叙事不再偏执于某一种立场，而是在广阔的历史视野中，在家族混乱野性的历史谱系中自由穿梭，给出一种生活情状。关于曾祖父、大伯、二伯、三伯等等的故事，都是在建立起一个家族的神话，但这种神话并不是在确认一种自我认同的价值，或是膜拜的历史图谱，而是一种亲切的生活史，一些草民的生活事相，他们在土地繁衍生息的生存本能，既下里巴人，又妙趣横生。

小说并没有直接或者尖锐地批判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但却写出传统中国乡村生活的那种野性的质朴和美妙，它们自然成为当今现代化和城市化生活的对比。作者的价值取向还是十分鲜明的。事实上，这部作品的意义并不在于提出多少严峻的问题，也不在于它表达了多么超前的态度和意识――这些态度意识自欧洲浪漫主义时代以来就有了，在中国现代，沈从文的笔下也表达过那种态度。最重要的在于，这部作品以特有的叙事语调写出家族式的乡村生活的那种自然质朴的野性情调，它让人久久难以忘情，它以如此轻松自如的笔调叙述一种大历史的变迁，它把大历史全部转变为一种充满乡野传奇色彩的俚俗传说，它像土地一样平实、真切、自然，而内涵无限丰富。

在这里，可以看到广东文学群体的特色，他们关注当下的重大问题，同时可以把这些重大问题转变为朴实的甚至轻松自然的生活本身，因而显示生活的本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