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线”与“红线”之间:中国司法改革的困境与出路

摘要：中国司法改革在若干“红线”的制约下寸步难行，国际通行的普遍规则在“中国特色”的幌子下备受责难。“西洋派”与“本土派”的争论不仅无益于司法改革的推进，反而徒增了问题的复杂性。以通行的“底线”为司法改革的指针才是中国司法改革的根本出路。

关键词：普遍规则；中国特色；司法改革

中图分类号：D415 D916.4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0992（2011）04-0099-01

一、“底线”与“红线”：一个现实的解读

中国司法改革的现状使只要有一点点时代感和责任感的国民担忧。“进一步，退两步”的司改进程让我们对中国司法改革的前程充满了迷茫和无望。具有司法普适性的原则和规律（我将其成为底线）因遥不可及而成了痴心妄想。郁闷与无奈充斥着本想有所作为的学人。于是，多数人选择了做聪明的傻瓜。说他们聪明是因为他们比谁都清楚问题的所在，比谁都明白那些一碰便会有危险的“高压线”、“雷区” （我将其成为红线），所以他们宁愿做一个傻瓜――一个有躯壳却没有思想、有嘴却不能表示内心的木偶。只有极少数人，正是他们的大无畏引领着时代，在浑浊的世界为人们指明方向。也正是他们在极力阻止着那些真正的傻瓜企图返回历史的起点去寻找他们的“春秋美梦”。

二、“红线”挑战“底线”：中国司法改革的困境

司法的底线是我们衡量司法质量和品质的标杆。历史赋予了其检验过往“车辆”的资格和是否向它们发放“通行证”的话语权。凡是未能通过检验者，要么被彻底报废要么改良后再次受检。其实，中华民族何尝不是一辆滚滚行驶了几千年的重型卡车！？她满载过荣誉、也满载过屈辱；满载过富有，也满载过贫困。当她再次受检并准备以全新的姿态驶入快车道时却被一份份不甚满意的“体检表”困惑，在司法一栏更是如此。于是，有人不满于这种“不公平”标准而执着

过往历史，有人则疾呼必须对不合格“部件”进行改良以适应新的标准。由此，在法学界出现了“本土派”与“西洋派”之争。

诚然，正如有人争辩的那样，我们不能简单地以西方的那套标准来衡量我们司法制度的优劣，我们完全可以建立一套有“中国特色”的司法体制――事实上，很久以来我们都是这么想并这么做的。但我们必须首先搞清楚的是：什么是司法？司法的底线是什么？否则，我们完全会误以为那种高度一体化的、被戴上一个“司法机关帽子“的便是司法。我们必须记住：“历史只为那些具备运行条件的车辆发放通行证。”［1］被誉为“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的司法。其任务在于通过公平、正义的审判来保障人权并实现社会秩序的井然。常见借口一：中国的传统和现实不允许。中国的传统确实缺乏现代社会所需的法治理念和制度设计，中国的现实纷繁复杂、矛盾重重。笔者认为，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要倍加的努力，博他人之长补自己之短。上帝（如果真有的话）是公平的，当其赋予中华民族绝好发展契机的时候也给予了别人厚爱。我们能不能抓住机遇、乘势而起赶超先进在于我们的认识和行动。如果说“激情年代”的“超英赶美”只是一个神话，那么，今天的中国却已真真实事的感觉到了自己的存在而且是有尊严地存在。但历史一再表明，任何囿于过去和现实的思想、举动都是危险的。现实也表明，不勇于创新和改革就不可能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政治的民主化进程提供内在活力。常见借口二：打击犯罪的现实不容过多的人权关照。中国高居不下的基尼系数表明社会分层、社会治安形势的严重――有人在监督体制外游走，有人在“社会之外”漂泊，有人在利益面前徘徊……所以，为了维护社会的稳定必然以部分人的牺牲为代价。无数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便成了此等牺牲品。老实说，这种牺牲对受害者（此处之受害者并非犯罪的受害者）是不公平的。无罪推定原则告诉我们任何人未经审判不得被当做犯罪人。在“扫黄打黑”的一片欢呼声中有多少人在关注人权？在激情的“严打”运动中又有多少人权被漠视？我们常常不是以一种“冷眼看世间情”的炎凉来解读社会就是以“冷嘲热讽”来奚落那些脚戴镣铐、身穿囚服的人。其实，我们真应该想想：他们到底有没有罪？是不是应该多给他们一些照料？此话听起来有为“犯罪分子”打抱不平的味道，但请别忘了，也许你今天还在幸灾乐祸，明天就和他们一样，即便你是无辜的。正如有学者所言，不是你是否愿意成为被告而是有人/机关把你变成被告，在一个公权力不受制约的社会，任何人都可能被当做罪犯而被打击的潜在风险。

三、“底线”超越“红线”：中国司法改革的出路

以司法底线为标准来改革我国的司法体制是必要的，按照司法规律来建设司法是必须的。但问题接踵而来，要保证司法底线则会面临敏感话题即政治体制的改革。笔者认为，中国的司法改革能不能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关键在于突破“红线”的勇气和程度。有没有勇气去改变公、检、法的现有宪法定位？有没有决心将法院由监督的客体建设成监督的主体？有没有魄力将一切公权力置于法院的审查之下？目前，至少以下两点是应该做的：一、广开言论，包容批判。现在的“一言堂”现象仍然明显和严重。除了一些“胆大妄为”之士外，很多人都习惯于沉默。正如在第一段提到的那样，他们更愿意把自己装扮成聪明的傻瓜。想到西方国家法学流派之多、法学大师之广，思想交锋之利。我们不禁感到一丝丝的悲凉。而我们除了“官方派”以外好像找不出与之不同更遑论对立的“门派”。诚然，这与“以吏为师”、“法无二解”的传统文化有关，也与政治的宽容度不够有关。各种不同的观点和批判应当得到鼓励，因为有了批判才会有进步。在英语词汇中有一个有趣的现象，“critical”一词兼有“批判的”和“决定性的”之意。也许这是偶然，但这也是事实，因为对任何事物的发展来说，批判性总意味着决定性。二、应该逐步突破现有的制度甚至政治制度。我们不能 “毕其功于一役”但却不能固步自封、畏首畏尾。司法应当回归它本来的面相，司法规律不容许我们对其进行任意的曲解。我认为，目前进行得可谓如火如荼的审判管理改革就是曲解了司法规律。审判管理改革说白了就是通过加大法院行政权对审判权的制约来实现对法官的监督。对此种改革居然有人为其辩护，说是通过法院内部行政权与审判权的相互制衡来达成司法的协调运作！马克思说：“法官除了法律就没有别的上司”［2］“司法独立的核心内容是，从事法庭法庭审判的人员在进行审判活动和制作司法裁判方面拥有独立性和自主性，除服从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外，不受任何组织和个人的干预。”［3］

回至主题，中国司法改革中的“底线”与“红线”已出现了极为紧张的状态。是要突破“红线”而保“底线”还是为守“红线”而牺牲“底线”？答案不言而喻。

参考文献：

[1]龙宗智：《上帝怎样审判》，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版.第19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76页

[3]王利明：《司法改革研究》（修订本），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87页

作者简介：毛兴勤，男（1977―），男，云南彝良人，贵州省六盘水师范学院政法系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