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墙头马上》中李千金形象研究

【摘 要】诞生于元代社会历史土壤的元杂剧，塑造了很多与传统审美取向截然不同的叛逆女性形象。其中尤以“元曲四大爱情剧”中的几位女性最具代表性。李千金作为白朴《墙头马上》中的女主人公，是元剧中光彩夺目的女性形象之一，其个性火辣热烈、敢做敢为，不仅向往美好的爱情，而且勇于突破封建礼教的束缚，大胆追求爱情自由与婚姻自主，表现出强烈的自我意识和反抗精神。她是剧作家白朴倾心塑造的理想女性形象，集中反映了白朴复杂矛盾的心理状态和多元并存的创作特色。同时，她与元杂剧爱情戏中的其他女性形象在争取个人幸福的过程中表现出的共有的积极主动的精神和大胆勇敢的气魄，构成了元代女性特有的精神气质，展现出封建社会女性短暂的觉醒、进步和反抗。因此，探究其极具代表性的个性特质，也有利于了解元代剧作家群的精神世界和元代独特的社会历史背景。

【关键词】《墙头马上》；李千金；白朴；封建礼教；反抗精神

“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文，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 i文学艺术源于现实，是现实生活的反映，一个时代独特的文学样式集中反映了那个时代特有的社会现实和民族心理。元杂剧是元代文学的代表，它产生于元代社会历史的土壤，是中国古典文学的奇葩。流传至今的元杂剧剧本有五百多种，其中很大部分属于婚恋题材。与其他时代的婚恋作品相比，元杂剧塑造了一系列个性鲜明，大胆反叛的年轻女性形象，宣扬了一种与传统价值观念相悖的婚恋观，展示出元代女性独特的精神气质和价值取向。其中尤以“元曲四大爱情剧”中的女性形象最具代表性。下文即以白朴的《墙头马上》为例，研究李千金形象的独特魅力和丰富内涵。

一、白朴与《墙头马上》

白朴（1226--？）原名恒，字仁甫，又字太素，号兰若，元代著名杂剧家、文学家。汉族，祖籍州（今山西河曲附近），后徙居真定（今河北正定县），晚岁寓居金陵（今南京市），终身未仕。白朴本出生士大夫家庭，少年时代又得著名诗人元好问悉心教育，由此具备很好的传统文化素养。加之元代长期未开科举，其父白华也因忧于乱世而训诫子弟致于为学疏于求仕，所以白朴得以倾其心力于文学创作，二十几岁就以博学能文闻名于真定一带。

白朴的一生，在杂剧、散曲和词方面都取得了很大成就，而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是他的杂剧。他在元代杂剧的创作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历来评论元杂剧，都将他与关汉卿、马致远、郑光祖并称为“元曲四大家”。他也是最早以文学世家的身份投入杂剧创作的先驱者之一，其剧作见于著录的有十六种，流传下来的只有《梧桐雨》《墙头马上》两种，而《墙》剧则与关汉卿的《拜月亭》、王实甫的《西厢记》、郑光祖的《倩女离魂》并称为“元曲四大爱情剧”。

该剧讲述了唐高宗时期工部尚书裴行俭之子裴少俊，奉命到洛阳采购奇花异卉，途经洛阳总管李世杰的花园，偶遇其女李千金，二人一见钟情，并以诗柬赠答，相约与后花园私会，后私奔至长安。裴少俊不敢将此事禀告父母，二人只好双双隐藏于裴家后园生活，并生下了一儿一女，七年后此事被裴尚书偶然发现，他痛斥李千金并逼迫裴少俊休妻，李千金百般努力也难以说服裴父，只好忍受夫妻别离母子相隔之痛回到洛阳老家。后来裴少俊状元及第再相迎娶，裴尚书也在知道她的真实身份后“牵羊担酒”赔话，李千金最终看在一双儿女的份上与裴少俊破镜重圆。

该剧情节曲折跌宕、人物鲜活生动、基调大胆明快，洋溢着挑战礼教权威的激情，充满浓浓的喜剧气氛。其成功塑造的李千金形象，也成为元杂剧中光彩夺目的人物形象之一，与元杂剧其他著名女性形象（如崔莺莺、张倩女）一样是对婚姻自由与个性解放的讴歌。同时，李千金曲折的命运所折射出的特定时代的女性生存境遇，也使《墙》剧在喜剧氛围中仍不乏悲剧因素，欢笑之余亦启人深思。

二、《墙头马上》李千金形象

元代杂剧在故事情节、人物塑造方面，都发展到相当娴熟的阶段，为我过古代的戏曲艺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墙》剧在艺术上最大的成功就是塑造了李千金这个极富个性魅力的女性形象，她在封建礼教严酷约束人们思想与行为的时代所表现出的热情大胆、敢做敢为的自主意识和独立人格，强烈地震撼着读者的心灵。

（一）肯定个体生命的本能欲望

封建社会是一个严格强调等级制的社会，反映在两性关系上就是男尊女卑，因此，封建社会的女性不得不接受许多来自男权压迫下的不合理要求，封建礼教更是将其奉为戒律。未婚女性被囿于一墙之内接受闺门训诫，要求“足不出户”，即使出门，也应“行不回头，语不掀唇，出必掩面，窥必藏形”。两性之间严守“男女授受不亲”的礼仪规范，“”是令人嗤之以鼻的话题，“贞节”成为女性强大的精神枷锁，“三从四德”则是女性毕生的命运。

李千金是洛阳总管李世杰之女，官宦家的小姐，理应是接受过这种正统社会礼仪教养的，深藏闺房，“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安心等待父母议结亲事。而她一出场则逢三月上巳节，春光烂漫，美好的景致煽动了她少女特有的天真、热情与好奇，她情不自禁地赞美这“良辰佳节”，内心充满着无限的憧憬，这种人性固有的对美好事物的向往被她毫不掩饰地表达出来。

此时的李千金，年芳十八，正是女子最美好的年华，情窦初开，性意识觉醒，渴望着美好的爱情，却困于闺门，内心的幽怨、烦闷、无奈无处可诉。只有和自己的贴身婢女单独相处时，才感到一丝慰藉和自由。所以当梅香打趣说她“少一个女婿”时，李千金心里积郁的苦闷才得以畅快地宣泄：“我若招得个风流女婿，怎肯教费功夫学画远山眉。宁可叫银缸高照，锦帐低垂。菡萏花深鸳并宿，梧桐枝隐凤双栖。”这种对性的表达已突破闺秀风范了，可是她不以为耻，反倒觉得是现实耽误了自己，因此“耽搁的女怨深闺”。李千金把自己作为健全的、正常的人的本能欲望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她本能地反感束缚她一举一动的礼仪教条。

即便是在该剧结局处，李千金选择与裴少俊破镜重圆，却并非基于对裴家父子的充分认可。七年隐忍的婚姻生活已消磨掉爱情的狂热，裴家父子的所作所为更深深刺伤了她的心。此时的李千金已是一双儿女的母亲，她对自己的婚姻与家庭有了更为理性的认识，与裴少俊的感情已不构成她生命中必不可少的强烈需要。促使她妥协的主要因素乃是她体内的母性意识，正如当初她的爱情也是基于生命本能的呼唤一样，此时做母亲的心愿已成为她生命的意义所在。

李千金承认人性的正常需要，而这些需要却因为封建礼教的束缚得不到理解与支持。她的每一次重大抉择，无不尊重自己的内心的需要，亦无意去伤害别人，可是她却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这就揭示出封建礼教与正常人性的不协调性。

（二）追求爱情自由与婚姻自主

封建社会在婚姻礼俗上受制于封建家长制，即婚姻需“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子女无权自己决定其配偶。在婚姻价值系统设计中，崇尚婚姻而排斥爱情，甚至爱情被当做一个不道德的被否定的字眼。而就算是“父母之命”的婚姻，也还要维护门当户对、夫荣妻贵的婚姻观念。

该剧中李千金初遇裴少俊，脱口而出：“呀！一个好秀才也。”言谈举止之间坦荡直率，其实真正遇到动心的人，本也来不及思索，赞美与喜爱是出于本能的。而裴少俊也情不自禁赞美道：“呀，一个好姐姐！”可见两人的爱情在一开始就是两情相悦的，是接近爱情的本质的。李千金的大胆直露，有别于传统闺秀的做作矜持，显露出更强烈地主动性，因此这个形象显得如此鲜活生动，活泼自然。

爱情的产生激荡起李千金心底积郁已久的热情，促使她由对礼教教条的厌恶变为大胆热烈的反抗。她热情洋溢地憧憬：“休道是转星眸上下窥，恨不得倚香腮左右偎。便锦被翻红浪，罗裙作地席。”还大胆的决定“既待要暗偷期，咱先有意，爱别人可舍了自己。”在李千金看来，男女之间的不仅不是难以启齿的，还是令人向往并值得追求的。这样的观念在那个时代显然是僭越礼教规范的。她的爱情的产生不问对方家世背景，她的大胆的决定也不考虑贞节教义，在她的身上，表现出对真挚爱情的强烈追求，这超越了封建礼教冷酷的教条。另外，连饱读礼教经典的裴少俊，也没能抵挡住爱情的力量。这从侧面揭示出李千金追求自由爱情的合理性。

更令人震撼的是，她不仅在思想上这么盘算，还在行动上这样去实践。她央求梅香帮忙，约裴少俊在后院私会。不巧被嬷嬷撞破，面对嬷嬷的指责，她先是下跪求饶，继而据理力争，甚至还撒赖放泼，可谓软硬皆施，迫使嬷嬷放他俩私奔，为此还忍痛离开父母双亲。整个过程李千金可谓敢做敢为，机智泼辣，从行为上彻底僭越了那个时代加诸在她身上的不合理的道德礼仪规范。

同样是大家闺秀，李千金与《西厢记》中的崔莺莺、《牡丹亭》中的杜丽娘一样，大胆冲破封建礼教的禁忌，勇敢追求爱情自由和婚姻自主，但她更多地表现出元代女子特有的倔强、泼辣和直爽，显示出更为彻底的叛逆性。

其实，裴李二人的婚姻本就受乎“父母之命”，且都是官宦人家，“门当户对”，是合乎礼教规范的，但当事人并不知情，将其变成了为封建社会所不耻的“私奔”。而就是裴李二人的私自结合，对自己的爱情与婚姻的自主选择，揭示出封建社会婚姻礼俗对真正爱情的残酷扼杀，因为现实生活中很难有这样的巧合。

（三）反抗父权与夫权

封建社会是男权主义社会，封建家族也是以男性为中心，由父系血缘关系联结起来的，家长就是父系父权的代表，在家庭中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

裴李二人的爱情与婚姻故事之所以在裴家掀起轩然大波，是因为其冲击了封建社会的伦理道德体系。而作为封建家族家长的裴行俭正是这个体系的坚定捍卫者，是裴李二人爱情与婚姻的对立面。所以裴尚书在自家后园发现李千金后怒斥其为“介优酒肆之家”，在他的意识里，“女慕贞洁，男效良才；聘则为妻，奔则为妾”，李千金无媒无聘而为人妻，是万万不被允许的，决不是一个受过良好教养的女子所为。而李千金认为这样的污蔑侮辱了她的人格，便一改之前的敬畏之态，说明“妾是官宦人家，不是下贱之人”，努力为自己辩护，想要证明自己身份的清白。裴尚书显然不相信，还威胁说要送她去官司，俨然一副封建家族统治者的正义凛然。李千金毫不退让，不卑不亢地声称：“相公便把贱妾，拷下下截，并不是风月烟尘。”这个时候，李千金与封建礼教的矛盾冲突已经到了与之正面交锋的局面。面对家长的威严，裴少俊以休妻的选择作为对父亲妥协。李千金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也不愿对裴尚书妥协，依然坚持自己人格上的“冰清玉洁”。裴尚书以不容置疑的家长地位，自诩“我便似八烈周公，俺夫人似三移孟母。都因为你个，枉坏了我少俊前程，辱没了我裴家上祖”，指责李千金无媒而嫁，“败坏风俗”。李千金则以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的故事为依据，坚持自己行为的合理性，强调天赐姻缘，明知反抗无望，还是苦苦挣扎。

当然，在强大的封建势力面前，李千金个人主义的合理性显然站不住脚，最终不得不饮恨回家。如果说李千金为爱情冲破礼教束缚是主动的话，与裴父的冲突则是被动的抗争。可敬的是，这股被动抗争的勇气，在数千年的封建社会也是很少见的。在这场尖锐的冲突中，我们显然能感觉到李千金的弱小与无助，相应地，她的据理力争就显得格外悲壮。

后来裴少俊状元及第，就任洛阳县尹，再次寻访李千金，欲与之“重做夫妻”。李千金却坚决不肯，嘲讽裴少俊“读五车书回写休书”，痛斥裴尚书“做事糊突”“替儿嫌妇”。在这满腔愤怒的谴责中可以看出李千金对裴少俊的极度失望和心灵所受的伤害。即便是裴尚书“牵羊担酒”赔话，她还是斩钉截铁地回答：“你休了我，我断然不认！”只是看到啼哭的儿女，才不禁心软下来，与裴少俊重归于好。李千金始终坚持自己婚姻的合理性与人格的纯洁，并将这种信念贯彻到底。她对裴少俊并非没有感情，但为了维护自己的信念和人格，她又果断地拒绝了曾经梦寐以求的婚姻。在这出戏剧里，读者可以看到，李千金渴望爱情，愿意冒险与反抗，却不要委曲求全的爱情；坚守婚姻，愿意奉献与牺牲，却不要忍气吞声的婚姻，她要理直气壮地掌握自己的命运。李千金从始至终对自己的爱情、婚姻与家庭都保持一种不屈不挠的坚守态度，但决不因此牺牲自己的原则与信念。可以说，李千金一贯到底的至情至性、敢做敢为，与裴家父子的前后转变形成鲜明对比。读者在李千金坦坦荡荡的为人中更看出以维护封建礼教自居的裴家父子的残忍、虚伪和荒唐。

（四）漠视功名利禄

根据“三从四德”的礼教戒律，女子为人妻最基本的义务就是“侍奉公婆”和“相夫教子”。社会上认可“夫荣妻贵”“母凭子贵”的价值观念，女性人生价值的实现依赖于男性在事业上的成就。传统才子佳人的大团圆故事也多以男子考取功名的形式宣告男女主人公爱情斗争的胜利。

《墙》剧虽然也采取了这样的模式，却并没有走上迎合封建礼教的“正途”。整出剧中李千金并无规劝丈夫热衷于功名汲汲于富贵的场景，而且等到裴少俊状元及第，以为李千金再嫁自己是理所当然时，李千金却对他大加嘲讽，俨然一副不屑一顾的姿态。这种与传统女子判然有别的态度，反映了李千金对身份贵贱、门第高低的等级观念的漠视，她将真情挚意视为世间最为可贵的东西。在整个元杂剧爱情戏中，这样的女性也是大有人在。《西厢记》中崔莺莺爱上张生，其母老夫人以张生家世卑微而横加阻挠，在被迫承认二人关系后向张生提出“得官”的附加条件，而崔莺莺在与张生长亭送别时却表示：“但得一个并头蓬，强似状元及第！”《倩女离魂》中的张倩女，认为与情人能长相厮守是最重要的，“若不中呵，妾身荆钗布裙，愿同甘苦。”

三、研究李千金形象的意义

李千金是白朴笔下代表性的人物形象，她的曲折命运集中反映了白朴精神世界的矛盾冲突。白朴出生士大夫之家，对传统伦理道德观念可谓耳濡目染，元蒙的入侵却颠覆了世俗社会原有的价值体系，致使他思想成长之路出现巨大的转折。他是一个很有气节的文人，国破家亡后，他顽固地不与元蒙统治者合作，所以长期徘徊在欲仕不能，欲罢不忍的人生困境中。加上他多与勾栏歌妓等底层人物相往来，逐渐接受了与他原有价值观念相悖的新兴市民意识。在这种矛盾冲突中，他自发地产生了突破传统道德体系，追求个性解放的强烈愿望，以此来调和他的多元价值观的冲突，解决思想上不能承受之痛。

《墙》剧中李千金的爱情婚姻与封建礼教的教义是矛盾对立的，她大胆选择了自己向往的幸福，突破了礼教规范的束缚，她对前者义无反顾的坚持与对后者不屈不挠的反抗是一贯到底的。而强大的封建势力也是不可能在李千金个人主义的斗争面前妥协的。白朴用预设的“门当户对”的合理性婚姻使双方最终有了言和的可能，这样全剧就走上了大团圆的理想模式。很特别的是，这个大团圆结局并没有像《西厢记》那样走上传统价值体系的“正途”，李千金面对裴少俊的状元及第并非像崔莺莺般欣慰，反倒冷嘲热讽，要把自己的信念坚持到底。裴少俊功名的取得似乎并没有成为二人和好的关键。对儿女的责任与母爱才是李千金妥协的原因。于是，双方和好了，可是根本性的矛盾并没有解决。李千金在与封建礼教势力在貌合神离的暧昧关系中得到了最终的幸福。于是，白朴思想上的问题就粗糙地解决了。

没有白朴思想痛苦的深刻性，就不会有李千金反抗地决绝，没有寻求人格自由的强烈愿望，就没有最终奇怪的大团圆结局。李千金所有的人生抉择都深深根植于白朴最深刻的思想问题。就连李千金官宦小姐身份下显露出的热烈、泼辣的市井气，也莫不打上与白朴长相往返的底层女性的精神气质。

当然，李千金也是整个元杂剧爱情戏中代表性的女性形象。对她的研究，成为元剧人物形象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她叛逆的个性几乎是元杂剧爱情戏中女性形象的共性。可以看出，元代社会女性地位还是有所提高的，反抗压迫的斗争正显示出女性的觉醒与进步。李千金形象的独特性和普遍性，也为我们探究元代剧作家群体的审美取向和产生它的社会历史背景提供了极好的材料。

注释：

i 王国维.宋元戏曲史[M].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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