矫正“被异化”了的国企改革

据财政部的数据，2010年，国有企业实现利润19870.6亿元，同比增长37.9％。这似乎又一次表明，经过30年改革洗礼，特别是经历了2003年以来的这轮经济增长，国有企业已彻底走出了困境，并充满生机。

然而近些年与国企骄人绩效相伴随的是民众对国企逐利、国企垄断、扭曲市场、分配不公、内部人控制……的尖锐批评。

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国有企业的性质、表现与改革》课题总负责人盛洪说：“不要害怕批评、害怕讨论。但任何批评与讨论都要以数据说话，不能单纯地一句‘企业办社会’就把国有企业的所有特权都解释没了，更不能有意地突出某些数据，来掩盖另一些数据。”

国企改革的困境

“政府应少干扰国有企业，多服务非公企业。”政协委员李荣融在全国政协经济界别讨论会上这番看似简短的话却意味深长。

国企改革改到今天，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多的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刘小玄研究员快人快语：“一句话，国有资产的行政化、资本化已完全融为了一体。”刘小玄表示，在正常情况下，行政是受民主力量约束的，资本是受市场力量约束的。但当行政化与资本化融为一体后，行政即可保护资本，使其不再受市场约束；而不到位的民主也没有办法约束行政。于是，社会就出现了很糟糕的结果，腐败也不可避免。这也是目前改革所面临的一个困境。

30年的发展，我们形成了国有与民间两个市场。民间市场的存在使国有部分的增值空间大大提升。国有部门垄断的资源(如土地、金融)，通过一元化与多元化经济组织不对称力量的交换，不公平地控制了民间市场所创造的价值。最明显的例子是就是房价。

在没有实行土地“招拍挂”制度前，民间公司可以进行土地开发，农民可以把土地转让给开发公司。因为是多元化供给，那个时候房价很低。后来农民的地都要统一收到国家手里再卖，结果是价格飙升。

显然，如果民间市场消失，国有控态，才能使所谓的国有控制获得最大化的利益。不难看出，其中的关键在于控制力，而非简单的企业规模大小问题。

关于控制力，刘小玄说，民间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中央政府靠金融，地方政府靠土地，民营企业靠劳力。”确切地说，过去民企的快速发展是靠劳动力优势，但伴随着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以及劳动力成本的大幅度上升，民营企业在劳动力方面的优势，几年之内就会丧失殆尽。事实上，现在的民营企业很多都不愿意做实业了。如果这块一旦塌陷，垄断市场中的国有资产升值也就没了来源。

由此刘小玄认为，改革的目标归根到底就是要公平竞争。而公平竞争，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行政与资本的分离。

国企改革的反思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国有企业的性质、表现与改革》课题组执行负责人）赵农研究员介绍，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营企业只是政府计划的接受者和执行者，政府通过计划的制订和实施“为公众而生产”。

改革开放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确立，国有企业获得了独立法人资格，被界定为“国家出资企业”，政府职能也由“为公众而生产”变成了“为公众而赚钱”。国有资产为人格化或机构化的资本，并驱动国有企业“做大做强”。

赵农研究员分析，当国有企业所在的行业存在较为激烈的竞争，国企因亏损严重使财政背上沉重负担时，政府就会选择国企退出；相反，当国企所在行业具有垄断性结构条件时，政府反而会通过制度性进入壁垒的设置，在市场性垄断的基础上，加设行政性垄断，从而攫取超额利润。赵农研究员分析说，这就是“抓大放小”的实质所在。

一旦政府的赚钱动机与其所拥有的公权力相结合，就会促使其通过法律、规章乃至行政手段控制诸如土地、矿产、金融等稀缺资源，并为国企或自己牟取暴利。

诚然，国有资产资本化的改革取向，在市场化的转型初期，具有逻辑的必然性和历史的进步性。但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建立，以国有资产资本化为特征的国企改革的历史使命将告终结。这不仅是因为国企的相对低效性，更在于国有资本在营利性领域的继续存在会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动力――竞争的充分性与公平性构成严重威胁和损害，以致愈加显现出其对整个社会的不经济性。

新加坡国企发展的教训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杨沐研究员表示，跟中国很相近，新加坡的国有企业被称为政府关联企业，占新加坡GDP的60％(远比中国高得多)。在企业管理方式上，由淡马锡公司代表财政部按照企业投资公司的管理模式进行。

1965年，为了发展地方经济，新加坡设立国有企业对外引资，为外国资本服务，比如港务局、银行等。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这些企业逐步上市，改造成政府关联公司，并成为了新加坡本地的经济主力。

杨沐表示，虽然新加坡的整体社会管理做得非常好，但是在中短期内却看不到社会活力，整个市场同政府结合在了一起。每个劳动力都追求到大公司、到国有资本公司及政府部门工作，以求得稳定的职业、优厚的报酬。整个新加坡社会因此缺少了创造力与冒险精神。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新加坡的民营企业一直很弱小，并不拥有像东亚四小龙那样的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制造企业或营销企业，更没有自主品牌的生产。在新加坡，这也是令政府非常忧心的问题，由于以国有经济为主，同新加坡相类似的情况也正在中国发生着。在国际上，中国同样缺乏一批有竞争力、有创造性的大企业。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内部性问题。

国企应该去掉什么，留下什么

国有企业的存在到底是为了什么?是为了国家经济安全?百姓就业?共同富裕?国际竞争力?

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蔡继明教授认为，回答这些问题不能从概念出发。人们常说，国有企业应该有进有退，应该从竞争性行业领域退出，进入那些关系国计民生、国民经济支柱、关系国家安全的领域。可问题是什么叫“关系国计民生”？餐饮、食品、服务业，这不都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吗?可为什么我们的改革首先是从农业开始的。粮食应该属战略资源，但我们却通过家庭承包制打破了单一的公有制经营模式。

为什么这些实行了非公有制的行业反而发展得都很好呢?为什么一定要公有制为主导，或者是国有制为主导?如果回答是“只有以国有制为主导，才能保证国民经济发展的方向”，那么是什么方向呢?回答是“社会主义方向”。那社会主义方向又是什么呢?回答是“以公有制为主导”。

这种循环论证，使问题终究是无解的。目前所谓的国有产权、公有制问题没解，就在于我们一直跳不出这样一个论证循环。所以要深化改革就需要有一个观念上的突破。

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说明，人的自由恢复得越多，政府管制放松得越多，私人空间扩大得越多，经济活力提升的就越多，经济增长就会有更大的自由度。在自由的市场经济里，资本会向回报高的地方流动。哪里的投资太少，哪里的单位资本回报往往就更高，各地区、各群体也才能因此享受到“水涨船高”的效应。

（摘自4月21日《社会科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