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花季告别苍白

有关方面公布的一组数字令人担忧和痛惜：目前全国刑事犯罪案件的70%为青少年犯罪，其中十五六岁的未成年人犯罪又占青少年犯罪的70%，13岁以下的未成年人犯罪近年明显增加。

一位公安局长说，他们不久前打掉的一个犯罪团伙中，15岁以下的青少年有18人，有的是辍学学生，还有的是留守儿童，5年抢劫现金、首饰、手机等物品价值70多万元。

还有一位年仅15岁的孩子，穿着父母买的名牌服装，享用父母每月的零钱，却毒死了自己的母亲，原因是多次要钱上网，父母都不给。

我国从政府到社区，都把预防未成年犯罪提到重要日程，为什么未成年犯罪的形势依然严峻？青少年成熟趋早，但这能和犯罪年龄提前发生联系吗？

成年人的迷茫和空虚，多表现为人生目标的缺失，而青少年则大多表现出生活目标的错位，进而痛苦乃至扭曲。比如，两个孩子看到同学家里富有，就决定绑架这个同学，索要70万元。事后他们说：“绑架的时候，好像看到70万元就向眼前飘来了。”这说明一些犯罪的未成年人不仅有品质问题，更有心理和能力缺失，是强烈的欲望使之迷茫并驱使他们走向误区。

打开少年犯的心扉，就能听到这种痛苦的心声。新华社记者乔云华用三年多时间，走访多个省市的管教所、看守所、学校和社区，实地采访了120多名少年犯，出版了《罪与罚：与少年犯对话》一书。他说，少年犯的年龄越来越小，案情越来越重，犯罪时毫不在乎，犯罪后亦无悔意，说明学校对他们的人生观和法制教育严重不足。难怪一位老师坦言：“现在对学生的教育没过去耐心了。过去为教育一个学生，可以和他讲一个小时，现在只是训话和写检查、请家长。”学校的品德和操行教育空泛而失当，法制教育缺乏针对性和连续性，使学生对法律毫无敬畏。

我们常向犯错的孩子居高发问：孩子，你善良、诚实的美德哪里去了？也许同样的问题也应该问问家长、老师和社会：我们给了孩子怎样的生长环境。

父母言传身教的美德是送给孩子的最好礼物。有一位盲人常对自己的孩子讲，爸爸每年出门最少100次，如果每次遇到一个人的帮助，那我失明19年来，就受到过1900人次的帮助。没有这些人的提醒或搀扶，我早就有伤亡了，所以你应该替我回报社会。在他的教育下，孩子记下了市内100多路公交车的站牌、人行便道的走向，爸爸每次出门都详细告诉他坐几路车、下车后怎么走，孩子还主动去帮助其他残疾人。让孩子学会关爱并受益的，是他的父亲和社会。

著名教育学家苏霍姆林斯基说，“一个少年，只有当他学会了不仅研究周围世界，而且仔细研究自身，努力认识自己内心世界的时候；只有当他能运用精神力量，使自己变得更好、更完善的时候，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人。”但我们的教育却重于传授硬性的知识和说教，疏于具体的生活和生存指导，对怎样化解矛盾和冲突，怎么对待朋友和维持友谊，却往往语焉不详。我们应该起码教育孩子具备三种能力：一是调节情绪的能力，二是缓解压力的能力，三是识别和决策能力。当情绪激动时，不妨听听音乐，做下运动，用回忆美好的经历来转移注意力；当压力大时，可以写下日记，找朋友谈心，或者引吭高歌；当心里有“必须”、“一定”的意念时，不妨想想其他的实现路径。

明年1月我国将实施对未成年人轻型犯罪封档的法律制度，即在法院判决后，轻型犯罪档案不公开，以减少对孩子今后的影响。这是一件具有社会意义的司法改革。许多青少年一时犯罪而成一生污点，在后来升学、就业无望时再铤而走险。让他们不带着标签走向社会，有利于拨动他们自我教育的心弦，也是借鉴了其他国家的经验。在美国，对轻微、初涉犯罪的青少年，一般以时间不等的社区服务作为处罚，从事力所能及的公益劳动，如打扫卫生等，有点像中国严重违章的司机要去维持交通秩序一样。这样不影响他们的生活和学习，减少了被禁闭的自卑感，也避免了监狱环境的交叉感染。美国甚至让失足的未成年人担任陪审员，亲自感受法律的威严，体会违法后的失尊，促使他们尽早恢复人格，回归社会，这些都不失为严肃司法制度下的从善之举。

（作者为《瞭望》周刊社副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