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天里的旭日阳刚

1

第一次看他的视频，有一个赤膊的精壮汉子，夹烟的手定在空中，说不出脸上是狂喜还是痛苦，唱到“如果有一天，我老无所依”时，一仰头狠狠把下牙床一绷――这人身上有股能豁出去的劲儿。

见他的时候，他俩已经成名了，很多媒体围着采访。他正给别人签名，签得龙飞凤舞的，我才知道他叫王旭。

有人说：“您这字儿是练过啊？”

他面无表情：“天天一大车一大车的货都得签字，不签名字要扣钱的。”

原来，他是一个仓库保管员。

我俩握手时，边上有人对他介绍我“这是谁谁”，说完停顿一下，等他反应。

他像没听见一样，没假装说“哦，你好你好”，也没问“谁”，就俩大眼珠子看着我，严肃地说：“你手挺凉的，找个暖和地儿吧。”

他俩上春晚前，彩排的时候我看他一身平常的旧绿裤子，一件洗得看不太出来颜色的毛衣，满脸萧条，问他在春晚上换不换衣服，他说：“不换，我没钱。有钱也只会买这样的。”

他拿个装胖大海的铁杯子，感冒了，嗓子有点儿哑，也不担心直播的时候唱破了，“破了就破了”，春晚只让唱一首歌，他觉得这一点儿不如在地下通道里唱“痛快”。“那种感觉非常来劲儿，非常过瘾。有的时候过道里人特别多，来回过，人的声音嗡嗡嗡嗡地吵着，我烦那个声音，我就要唱崔健的歌，吼老崔的‘一，二，三，四……’唱完一段之后，再看，消停了，没有一个人吭声。”

2

农民工很多，唱歌的也不少，但有这种劲儿的人少。他44岁了，这个年纪的人，有的都在家里踏实当爷爷了，他还在地下唱摇滚。

他16岁的时候，从收音机里听成方圆唱《游子吟》，对那个“六弦琴”感兴趣，坐火车去开封花45块钱买了一把金龙牌吉他。这是民权县的第一把琴，买回去之后，县里没人会这个，他对着吉他看来看去，“我就想，这7个音，1，2，3，4，5，6，7，只有6根琴弦，怎么能发出7个音？当时挺纳闷，然后就来回抠，抠了很多天，左手手指不经意间按到弦了，一拨，还有音，这才知道，哦，按着也能出声。然后就开始找，1，2，3，4，5，6，7。”

他愣是自己把和弦都找出来了。

但在农村里，像他这样拿把吉他唱歌的人，长一辈的人都说是二流子。可他并不在意，说：“管他干吗，我还是弹我的。那时候我家门口那条公路上车少，我们就在马路上抱着吉他走着唱，‘你到我身边，带着微笑’，不然就是‘阿里，阿里巴巴’，瞎吼。”

这样的小男生，不分时代地域，哪儿都有一小撮，但一般稍长大一点儿就被制伏了――人都得活着。

3

他十七八岁的时候农村联产承包制开始，他承包了一个苹果园，种了100多棵苹果树，种得不怎么好，但日子过得痛快。

没两年苹果树都死了，他就刨了种庄稼。小麦、大豆、花生、棉花、玉米、西瓜、甜瓜，到冬天还撒了两亩地的菠菜。他年轻，力气大，不觉得苦。

说起春天播完种之后犁地，他是真兴奋。“那个麦子，播完种之后都是一条一条的沟，得拿一个很沉实的木板，想绑多宽绑多宽，然后绑上根绳，从地这头往那头走。弄过去之后，看着可好看了，那地平展展的，然后一溜一溜、整整齐齐的麦苗就都长出来了。”

有生命力的那个壮阔劲儿他喜欢。

但农民种地没什么效益，20世纪80年代末，农业负担开始加重，再怎么下力，一年到头种的东西只够自己吃的，挣不着什么钱。晚上他们几个人坐在苹果地里，抱着吉他，边上四五个人，想起一出唱一出。苹果地离马路非常近，马路上也有人站那儿听，有的骑着自行车直接就从马路下地了。

但一两年后，跟他一样大的人都结婚生子了，就他一个人，吊儿郎当每天在那儿晃悠。

和媳妇第一次见面，他就拉着人家的手，哭诉了一回身世，媳妇“可怜”他，就嫁了。很快他们有了儿子。

如果没有选择，他也就这么在生活的框里过下去了。可是，1989年，县里来了歌舞团，要到河南、山东、河北、山西去巡演。他想去，老婆死活不让，他说：“那我也得走。”那时候，就好像有个东西勾着魂，什么东西都拉不回来。

歌舞团一共13个人，搭台、拉幕、独唱、伴唱，他都干。他烫了头，穿着皮裤、高跟皮鞋，还有一件红色的衣服，这就是他的演出服了。

团长安排他在民权的一个乡里演出，他刚往台上一站，底下就有人认出他来：“哟，那个是卖苹果的！”他唱了一首《一无所有》，唱到“你这就跟我走”时，底下人接话说：“你早就该走了，卖什么苹果呀，好好唱你的歌吧！”

到了春节，他回家带回20块钱，里头有跟别人借的10块钱。“手冻得通红，裂着大口子就回家了。那时候感觉家里的被窝特别暖和，往里一钻，再不想出来了。”

4

后来他跟老婆一起卖馄饨。民权有个葡萄酒厂，上完班有吃夜宵的，就半个小时的吃饭时间，他们得准备100个碗。“碗是干净的，摆成一排，调好的料放在桶里。我们一看那些人呜呜地冲这边过来了，赶紧盛汤，馄饨往里头一扔，噼里啪啦的，管它多少，反正5毛钱一碗。端完一轮又端另一轮，挺紧张的。紧张完了，忙了一身汗，然后等他们走了，收摊儿，回家，睡觉。”

后来他们又卖过小百货、卖年糕、卖菜，给人加工蛋糕，收花生。王旭说起蛋糕来格外有股香甜劲儿：“我这个人比较实在，加工的都是足料。有的人加面粉多，鸡蛋少，或者用糖精什么的，我就用纯砂糖、纯蜂蜜。”

他说：“我是主张那种一分利的人，不主张两分利。”

他就这么忙忙叨叨的，只有去县城买东西，带着老婆骑着自行车在马路上，才想起唱歌的事，刚唱一句“春去春会来”，“我老婆说唱什么唱，跟哭似的。后来我又唱‘抱一抱那个抱一抱’，我老婆说这个行，挺好玩的。”

小买卖做不成气候，还常被抄摊儿。20世纪90年代末，他去了新疆乌鲁木齐市，靠卖力气挣钱，一天10块钱。“上面拆了房子，我就在底下哗哗地弄，一头一脸都是土，到最后就露个小眼睛。”

春节在黄河小浪底，他为了拿100多块钱的加班费不回家。大年三十值班，“那时没人，在大山里，感觉回音特别好，就吼呗。”那时他唱的是“东边有山，西边有河……”

不凄凉，也不自怜，唱累了，他算一会儿100多块钱怎么花，再唱一阵子。

5

2000年，有亲戚打电话说，你不是会唱歌吗，来北京吧。他扛着给人家的一包花生就上了车。

“快到西站的时候，心里直跳，就像做梦一样。看着车窗外灯火辉煌的，我心说一晚上得浪费多少电啊，在我们老家可是8毛钱一个字啊。”

下了车他直接就被拉清河去了。他的工作其实是给KTV包房烧锅炉，一个月500块钱。“500块钱也不少，我在家一年也挣不了那么多钱。”

趁老板不在，他们几个人也曾爬上舞台唱过歌，但还没唱两首，底下一个人闷声喊“老板回来了”，他们就只得赶紧放下话筒。但他觉得，这个地方“能洗澡，能唱歌，能挣钱，多好”。

他看KTV门口别人开排档，向妹妹借了三四千块，跟经理申请把门口的摊儿承包了。干了一晚上，经理一看生意好了，半夜就找他谈话，要把摊儿收回去，自己干。王旭心里生气，但又不敢跟经理急。“一急，走了，就没地儿去了，烧锅炉就烧锅炉吧。我说我要来喝酒得免费啊，他说行行行。”

夏天，王旭穿着大裤衩，往小摊儿上一坐：“喝酒，吃小菜，往狠了吃，气得我。”

到最后锅炉的活欠他半年工资没给。他待不下去，回家了。

6

2003年，北京有地方要仓库保管员，他又来了。

来了没几天就闹非典了，人都不让出去，几个同事坐那儿山南海北地聊天，最后同事鼓动他去酒吧唱歌。

老板办公室里有电话，他趁没人的时候进去了，拨114，“喂，”他四下瞅着，低声说，“麻烦您给我找一下全北京市酒吧的电话。”

114倒没崩溃，很镇定地说“就3个”。

打了两个，都不要人。最后一个在三里屯，说正好缺一个歌手。从他下班到演出相隔两个小时，“我算着倒两次车蛮可以赶到，结果一到国贸就堵，一连迟到了3天。”最后他还是被解雇了。

再没别的路子了，他就下了地下通道。

第一次去公主坟地下通道，他顺着那个边上溜溜达达，终于走不动了，才贴着边一坐。可他还是不敢唱，来来回回出去了3趟，买了3瓶啤酒，喝完了，往那儿一坐，才敢弹。

一开口唱，他的雄心就有了。他有一套自己的方案：这两天在公主坟唱，然后顺着往东唱，南礼士路、复兴门、西单、王府井。终于有一天，到了天安门，他背着琴在前门的通道里一溜达，后面有个保安就来了，他心里咚咚直跳，心说这个地方肯定不让唱，蔫头耷脑地就回去了。

后来他就一直守着公主坟通道唱，那里“冬暖夏凉”。有一年里头施工，他嗓子里像小针扎似的，咳出来的都是黑色的痰。

他害怕不能再唱了，就锻炼自己的肺，练憋气，“能憋两分多钟，最长的憋两分四十几秒”。他还练习跑步，倒立。

这个治病的办法听着让人辛酸。他却说：“这有什么辛酸，不挺好吗？锻炼身体，我觉得比什么都好。”

这么彪悍的人，只怕城管。但城管前脚走，他后脚就回来，“打游击呗”。

他也有觉得被人瞧不起的时候，但那念头一闪就过了。“最重要的，我觉得我还得生活。我是拿自己的东西来换回我需要的，没有什么瞧得起瞧不起的，我们都在上班。”

7

他也想过要出名，在草桥住地下室的时候，一天有人拿张单子给他，说《梦想中国》海选，你拿着去吧。他不知道海选是怎么回事。那上头写着要艺术照，他花了几十块钱，戴着帽子，穿个短袖，侧着身，脸上还涂了点儿粉，照了个所谓的艺术照。

6月份，在望京一个大院子里，他从早晨六七点钟排队，一直排到下午三四点。好不容易排到跟前了，刚开口唱“总是在梦里，我看到你无助的双眼”，就被打断了：“好了，下一个。”

就为这两秒钟，他被晒得晕晕乎乎的，饭都没来得及吃就走了。所以《星光大道》给他打个电话，让他参加海选时，他没再去过。

他从此就死心塌地在通道里唱了。

有一天唱《安妮》，边上那个摆地摊儿的大姐，扭头卷东西走了。后来才知道，他把人家唱哭了。

还有一天正唱《英雄》，有个姑娘路过，让他再唱一遍，他一高兴，升高了半个调又唱了一遍。“唱完了，她说，大哥，我能抱你一下吗？我说来吧。我们拥抱了一下，我觉得特温馨。”

他挺自得其乐的，干自己喜欢干的，能挣点儿钱，还能得到人心的奖赏。

8

就是在这个通道里，他认识了另一个唱歌的人，叫刘刚。

刘刚是东北人。当狱警的时候，他天天端枪对着树林里的坟堆站着，“晚上有点儿害怕”，就对着林子唱歌壮胆，后来买了把吉他，开始练歌。退伍后他失恋了，就带着吉他来了北京。

他卖过盗版DVD、小百货，也出租过碟……后来他娶了媳妇，媳妇把家里的工作辞了，跟他来到北京，做那种塑料套的一次性筷子，一袋筷子是5000双，串满一袋子是10块钱，一天一宿也就串两袋子。一家3口一年下来根本攒不下钱，有时还得跟朋友再借点儿。

刘刚为了音乐来北京，他媳妇却是为了跟他在一起才来北京。“来了之后是很现实的生活，吃苦受累，那么小的房子，天寒地冻的。”这些苦媳妇都跟他一起受了。

说起媳妇，他眼睛红了一会儿，说：“我心疼她，但她说我不图你什么，只要你对我好就行了。”

人在心里头总需要有一个归属，刘刚也有。“其实每天唱完歌，背着琴从通道出来，看着那些来来往往的人，有下班的，挤公交的，他们让我觉得，这世界其实挺美好的，能让我心碎。”

9

8月的一天，他俩和另一个朋友在刘刚家“开演唱会”，第一首唱的就是《春天里》。他们喝了点儿啤酒，兴致很高，最后就赤膊唱。要散的时候，朋友说录一段吧，他们就又唱了一遍《春天里》。这个视频后来被朋友传到网上，点击量过了千万。

王旭说他当时特别喜欢这首歌，他的QQ签名上写的是：“等我老去那一天，等我死了的时候，不要在我的坟前放哀乐，就给我放这首《春天里》。”

在《星光大道》总决赛的时候，每个选手都要请一个往年的冠军一起唱，王旭和刘刚去找老毕，说他们不想请冠军，想请另一个人――一个被淘汰的选手。

刘刚说：“那个孩子特别不容易，才21岁，他视力有问题，头发是白的，但是他会弹吉他，吹萨克斯，歌也唱得特别好。我认为自己跟人家比不了，在我心里他已经是冠军了。我们找他不是出于同情，而是出于敬重。”

在歌友会上，他们3个人站在台上，唱《北京，北京》。那个孩子唱完第一句，话筒忽然没声了，他没停下来，也没东张西望，而是把话筒拿开，大声唱了下去，“当我走在这里的每一条街道，我的心似乎从来都不能平静，除了发动机的轰鸣和电气之音，我似乎听到了他触骨般的心跳……”

10

有一种声音说，担心旭日阳刚只是昙花一现。

旭日阳刚说：“要说我们是昙花，我觉得我们要开得非常灿烂，哪怕只是一瞬间也好。”

他们这些天一直被媒体包围着，王旭用“可怕”来形容这个成名的过程，“等于两个人没有拿到执照，没有拿到驾照，开着火箭就上天了，多危险。这样很容易迷失方向，等你再想回来，就麻烦了。”

如果没有这个视频，没有网络，也许他们一辈子就过着很平常的生活，做很普通的人。王旭说：“那也很好。”

他原来就打算一边看仓库一边在地下唱歌，唱到65岁，“唱不动了，回家做个小买卖”。

看一个人，不是看他最终成为了什么人，而是他本来就是一个什么人。能跟这样的人共同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是一件让人高兴的事。

春晚前，我们去了地下通道。那时王旭戴个黑绒线帽，一脸黑扎扎的胡子，抱着吉他说，唱一个《笑着哭》吧。

他轻捻弦索，唱道：“生命就像一场云游，坎坷也是一种收获……伤痛就像一次放声歌唱，唱什么，有谁能够明了……突然间我感到如此狂喜的悲哀，拥有一切只不过笑着哭……”

唱得太野蛮了，通道里荒草丛生，人来人往，突然都消失不见。

唱完，他啧了一声，说：“不好，还是得夏天，喝点儿，咱们再来唱。”

春晚会过去的，但夏天有的是……

（摘自金羊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