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期率困扰农村经济

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农村经济自身周期性规律，使农业、农村和农民成为近年来中国经济波动中最直接的利益受损对象。

传统上，中国的农村经济一直被看作是灵活自由的农耕经济，能够提供粮食、原材料和廉价的劳动力，从而支持城市和国民经济发展。但是，以观察的眼光看，农村经济与中国现代化部门之间的关系，远比这要复杂得多。

这种复杂性表现为，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呈现出快速和慢速发展周期，农村经济和其他经济部门不断相互作用和影响。中国农村经济所做的，不是仅仅被动地承受现代化经济部门扩展和痉挛所带来的冲击，还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那些痉挛。

粮食周期矛盾起伏

经济和政治原因，加上国家安全因素，使中国的粮食在农业经济及其周期性宏观经济的不稳定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施加了有力但并不总是有利的影响。中国粮食产业的起伏和兴衰，反映了抵制粮食进口的国家政策与农民必须从粮食获得的低收入之间的不断争战。

中国的“粮食安全战略”中有一个主要目标，类似未来国际冲突中的应急计划，其目的是把国际社会实施制裁、停止粮食进口时中国可能承受的打击，降低到最小程度。例如，中国政府关心的是，用宝贵的外汇资源来维持农村居民或“农民”的收入和消费水平，而不是用它来发展现代化的经济部门。

坚持限制粮食进口，实际上会断绝国内的粮食来源，让中国大致面临两个选择。首先，中国会允许国内的粮食价格上升到足够高的水平，使农民自觉自愿地种植足够多的粮食。这可能导致一系列问题：粮食价格偏高；需要增加城市居民的工资，以提高其粮食补贴；各种产品的价格相应增高；城市居民抱怨由此引起的通货膨胀。

另外，中国也可以采取通过施加压力和说服劝导结合起来的办法，保证农民种植足够多的粮食，从而通过粮食高产来保持市场上粮食价格的低水平，使城市的通货膨胀得到控制。然而，这种做法的副作用是，农民的收入更低了――至少在官方指定的专门生产粮食的地区。后面这种方法是中国政府采取的基本粮食战略，但是这种战略也遇到了麻烦，因为它只能间断性地取得成功。

政策补贴杯水车薪

这种战略之所以陷入麻烦，是因为有些时候，当农民开始种植更多的粮食后，遇到了风调雨顺的好年景，粮食生产获得了大丰收，粮食价格随即下跌，不足以维持一个可以接受的农村生活标准。

过去的25年，每当这种情况发生时，政府都要插手帮助农民，抬高粮食收购价格，对农民给予补贴，以便农民能够维持稳定的生活标准。这时，政府就要支付难以承受的高昂补贴费用。

当粮食收购补贴过于昂贵，粮食供应充足、粮价低廉时，政府开始松动其“压力加说服”战略。于是，农民转而种植其他农作物，有时候这种转移非常快。然后，经过几年的时间，粮食产量开始收缩，粮价逐步回升。这时候，一个新的粮食种植周期就会重新开始。

这种周期性变化对农民收入产生的影响巨大的。其原因不难看出：种植粮食给农民带来的利润十分微薄，如果以适中而合理的工资来估价他们的劳动时间，结果甚至是造成了损失。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政府一直强迫农民种植粮食，粮食产量居高不下，由此造成了粮食市场价格的大幅回落。

2004年以前，粮食补贴的预算支出都是微不足道的。有关农村消费的统计数据显示，尽管2001年种粮面积有所减少，农民收入得以增加，但到了两年后，农村家庭的消费增长仍然保持低水平。当政府2004年再次提出或强调农业年度种植粮食的要求时，也抬高了粮食收购价格。与此同时，政府还免除了农业税和农民向地方政府缴纳的大部分费用。

免除这些农业税相当于增加了政府对农业的补贴。这种财政支持不是通过增加财政支出，而是通过降低财政收入预算来实现的。税收减免并不只给那些与低收入抗争的专门种植粮食的地区（所谓的“粮食基地”）的农民带来了好处，它也让所有农民同时受益。

消费鸿沟深壑难填

就收入和消费而言，在经济慢速发展周期，农村经济面临着更为极端的体验，而城市地区则发展得较好。然而，在快速发展周期――除了20世纪80年代以外，城市地区总体上也跟农村地区发展得一样好。因此可以说，不是农村受到的冲击在快速和慢速发展阶段更为极端，而是农村地区在这两个阶段的发展情况都不太好。

从1984年开始一直到上世纪90年代末，这种不同的城乡消费实践所带来的长期影响是，加剧了城市和农村的人均收入和消费水平差距，农村人均消费收益一直十分微薄。2005年，农村家庭消费才呈现出恢复的迹象。

相对于城市消费水平而言，降低的农村消费与经济活动周期之间的联系表明，有两种基本力量在发挥作用。其一是，经济快速发展周期内的通货膨胀增长，它增加了城市的收入，但在调整通货膨胀时延缓了农村消费的增长速度。其二是，在经济慢速发展周期内，政府重新强调的粮食种植政策。换句话说，中国的宏观经济管理纪录显示，无论是经济快速发展和慢速发展，都对农村消费行为造成了不利的影响。

差别对待，逃离乡村

到2005年，中国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大规模流动，即使不是农村经济发展最重要的成果，也是其重要成果之一。

做一个最可能的估计，到2005年年底，60%的中国城市人口是在之前两年半的时间里，从农村地区移居到城市的。换句话说，在目前中国的城市人口中，最多只有40%的人口，是改革开放开始之时享受补贴的城市人口及其后代。2005年，在总数为5.6亿6千万的城市人口中，有3亿多的人口原来是农村家庭的。

有关调查得到的信息显示，在城市地区工作的农村移民的生活水准，远比他们仍然留守在农村地区的亲戚生活水准高。中国的经济改革和政策，显然给这些来自农村的人口带来了好处。

如果仅仅考虑到那部分依然生活在农村的人口，那么，就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不均衡状况来说，实际情形可能更为糟糕。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的宏观经济调整政策明显地把农村地区置于更加不利的境地。在很多方面，这种对农村的政策偏见，是控制通货膨胀和刺激发展的实际努力，于无意之中带来的结果。

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的快速增长阶段，除了2004年到2005年，银行存款增加，通常将款项贷给城市项目，特别是基础建设项目。同时，调整工资意味着弥补为了帮助减少改革的负效应所带来的代价――但这些补偿性调整只针对正式城镇职工。

此外，对城镇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并未纳入农村人口。这样，再就业培训补贴、失业保险以及最低收入保障作为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城市改革困境的安全阀，并没有覆盖到农村人口。

总的来看，国家经济力量对农村的影响，在快速增长阶段和慢速增长阶段都是明显的。刺激快速增长的政策，使城市得到不成比例的收益，而放慢发展的政策，则是农村经济受到更大的伤害。

文章及作者简介：本文节选自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研究报告：《中国经济波动及其对农村经济的意义》。该报告成文于2007年5月，由盖保德与刘建兴博士共同执笔。盖保德是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中国项目的高级研究员，曾任美国前财政部东亚办公室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