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白菜

困难有很多。却没想到，在那到处可种菜，并且没有一户农民不种菜的小村，竟会买不到青菜。

难于想象吗？你想，村里连小学教员、医疗站医生、供销点售货员、粮食购销站的工作人员都种菜。只有上级派来的工作队不种菜，但他们吃“派饭”，还有谁需要买菜呢？在那些远离集镇的穷乡僻壤，那关于青菜买卖的概念生长得起来吗？

我插队的那个地方不是西北或东北，是后来作为经济特区的福建。约八百年前，宋朝在福建泉州、浙江明州（今宁波），还有广州，设市舶司，那是掌检查出入海港的船舶，征收商税，管理外商的官署。这多少已有些后世海关的味道。

我插队的山区在闽北，远离大海，听不见涛声。但闽北是从海边通往南宋京都的要道，七八百年前，那里古老的驿道早已被经商的车马踏出一条并不荒凉的商道。我插队的村庄离那商道不足百里。

十七世纪，欧洲人喝到的第一批茶叶，就是从这片土地上由荷兰人经爪哇运往欧洲多国的武夷茶。那以后，这里的农民曾使千年种粮的土地飘扬起茶叶的清香。迄今，在村庄古宅残破的大石门楣上，还清晰可见雕龙镌凤的形象，石狮、石马、石鹿、石麒麟栩栩如生。那形象出现在这种天高皇帝远的地方，并非皇家皮鞭逼迫下的工艺。那形象在告诉我们，这片穷乡僻壤历史上曾经有过一个较为繁荣的时期，那形象该是当时乡村经济培育的艺术。

村庄里还流传着明代西洋传教士到此布教的故事。真不明白是什么力量驱使着那些洋人，远涉重洋到这样的偏僻地方来建教堂。比起他们，我们告别故乡的路程，不及他们遥远了。

洋人消失的时候，教堂被当地农民改造成了庙宇，塑进中国菩萨。我们去插队的时候，菩萨不见了――在我们到来的前两年，被乡村红卫兵捣毁了――单剩下立菩萨的土台子。洋人留下的大钟，则在大炼钢那年被砸碎填了高炉……那时刻听着遥远的故事，不免想，当初那些洋人也该向当地农民买青菜罢，茶叶能买卖，青菜也必能买卖。但是，我们来的时候，村庄里找不到一个卖菜的人。

不管时光过去多久，那些日子都站在记忆中。

我最初吃的青菜，是农民送的。分给我们种菜的“自留地”，由于各种原因，我们往往种得不景气。至今记得第一个把一颗大白菜卖给我的是一位无妻无子的孤老头。

那时刻那颗大白菜被剥去外皮，被洗得相当白净，躺在一个竹篾编制的大土箕里，土箕悬挂在一根晾晒衣服的竹叉上。小村的白日，人们都出工去了，相当安静。那时刻有一头母猪在墙上蹭痒，一蹭一蹭地把那根竹叉要蹭倒了。竹叉就立在门外。这白菜为什么挂在门外，莫非要卖？

我转进门去，就看到了那老汉。就问。老汉不置可否。踌躇着说，要，就拿去吧。我给了钱。我不记得给多少钱。老汉也不在乎给多少钱。总之，我成功了。应该说他和我都成功了。

那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那个日子我把大白菜抱回去犹如捧回一个纪念杯。我向我们的同学宣告这项收获。那个日子，我们餐桌上漾动的喜悦不亚于欧洲人喝到武夷茶拿破仑吃到四季豆。

但是，我们很快就领略到，那位孤老汉把菜卖给我是需要勇气的。因为在这个民风极为淳朴的山村，村头村尾很快就流动起对卖菜老汉的评说。最宽容的意见是：一个孤人，老了，还有病，也是没有办法。

小村当然不是没有买卖关系。大规模的买卖活动发生在夏收和秋收。农民们集体担着粮食卖到国家设置的收购点去。那里的收购员用手把捏着我们种出的果实，然后宣布等级和价格。有权去数钞票的是生产队的出纳员。生产队则以“预支”的形式，每月向农户预支若干元人民币，那人民币来自信用社的贷款。农民们主要用于购买盐巴、火柴、肥皂等日常生活必需品。添置新衣一般在冬天“分红”之后，那时刻农民以“结算的方式”获得了转换为货币的劳动分配。一年一度的“分红”，周转期比水稻的生长期更长。当中国有八亿人口时，六亿农业人口接受这一分配形式。

我们去插队落户，那就是我们共同的经济生活。那是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当我们在自然条件适合种植菜蔬的村庄却遭遇买不到青菜的难题之时，中国的经济意识为生产意识所取代的情状，该是相当普及相当独特了。那些穷乡僻壤里的商品意识，已萎缩到一个不能再干涸的形态，那就是我们生存其中的经济基础。而买不到青菜的困难，实际已是：我们遇到的一切其他困难的基础。

但是我们来了。我们同农民们共同完成的一项为生存而发生的行为，使这些穷乡僻壤里的菜蔬有了价格。

不久，乡村里流传：“吃粮靠集体，用钱靠自己。”这不全是由于我们同农民之间发生的买卖关系。在那些离集镇较近的乡村，以及远离集镇的乡村，都有村姑村妇，老汉，也有男性青年，正一次次向城镇出发，营造出一个又一个自发的买卖场所。这些中国农民，是向集贸市场发起进攻的主力军。

我们不是英雄。至少我不是。在“用钱靠自己”受到当时“正统”舆论批判的时日，我们一些知识青年秉承大队工作队的旨意，曾把若干白日和夜晚投放在大队部的大长桌上，构思漫画写墙报，然后贴在小村宣传栏的土墙上，去教导村民安心生产。

但是，我们仍然要吃青菜，还要吃鸡蛋，只有很少的知青像农民那样养鸡。我们不是有意识的叛逆者。我们只是由于要存在下去，是生存的本能起来反叛我们，默默无声却相当有力地修改我们的行动和意识。当集贸市场在城市遭到封闭的日子出现时，成千成万置身于偏僻乡村的知识青年同农民之间的买卖关系从未间断过，这种关系使乡村的鸡蛋一直颠扑不破地有价格，使那部分产品变成商品。

一年又一年，一批又一批，持续十余年。我们在那里催发的不仅仅是与菜蔬买卖有关系的意识。

油灯摇曳的夜晚，我们的吉它伴着我们忧伤的歌声，在我们的住处响起，那就是这片土地千年不曾有过的旋律……那时刻，我们的屋里屋外都坐着不同年龄的贫下中农。

我们唱的有不少是异国歌曲。那些能够超越国界，超越年龄，超越职业的旋律，大约就是艺术的生命。

那屋里屋外都存在的静静的凝听，也许不只是在听我们的忧伤，说不定也会想起他们自己，甚至想起他们祖母的古老故事。

当然也唱那些昂扬雄阔的歌，比如“雄伟的天安门，壮丽的广场，第一面五星红旗升起的地方……”那时刻不是我们自己唱，是在小队部里使农民们好比在解放初期的夜校里，再度开放自己的歌喉。

还有我们青春期在乡村发生的恋爱故事。我们的双唇也曾热烈而真实地吻上乡村异性青年的双唇……即使我们自身的处境是多么难以从容，但我们带去的城市文化，对乡村往昔的文化和生活方式所产生的冲击是多方面的，是以往的任何文化教导所不曾达至的。当我们终于从那片土地上撤退的时候，也曾使那里的农民，尤其是乡村男女青年感到犹如失去一个时代。

我们回来的时候，不是凯旋。

历史从未对我们的归来留下“凯旋”之类的字眼。

我们是去接受再教育的。但是，我们也把我们的知识和宝贵青春播种在那片土地上了。应该说，中国数以千万计的知青，牵动了那个时代几千万父母心的你们的儿女，在中国的改革开放远没有到来的时日，你们的儿女已经用自己在乡间的生存，使商品意识在相当辽阔的土地上获得一定程度的复苏，使这个犁下有深土的民族在多方面孕育出新的文明因素，使那些土地上远远多于知青的人们也悄然萌生出革新自己生活的愿望。

一切时代的进步，都不能缺少经济生活和社会意识中被注入新的活跃因素。中国知青把青春植入农业国的土地，已然是在为一个伟大民族未来的改革，蕴蓄着走向改革的因素。

所有的凯歌都是用热血和青春去铺排出音符。

我们没有凯歌。

但我们付出了热血和青春。

那的确是几千万新中国缔造的一代儿女，用青春去谱写的一支歌。

后记：

这篇文章写于1992年底。这年冬天，我在写这篇文章时感觉到内心深处有谁在给我一种异乎寻常的指引。笔下的插队生活，本来是青春时期最艰难的日子，艰苦、劳累、困惑、期待，乃至心灵的痛苦和搏斗，都曾经充满了那段岁月，但描述那段岁月却令我振奋，为什么呢？写出这篇文章后，我自己阅读了很久，然后我发现自己在写这篇文章时获得了一个重要的世界观，就是可以从经济基础的视角来认识这个世界。所谓世界观，是人认识世界的一种方法，我由此知道，认识世界可以有多种方法，换句话说，我岂不是可以拥有多种世界观吗？这年冬，我感觉到自己获得了一种世界观，是发现从经济基础的视角去认识世界，世界在我的眼前变了。在过去的很多岁月中，我们探讨民主、艺术、政治、思想、观念，等等，常常就艺术谈艺术，就民主谈民主，可能慷慨激昂，激愤不已。但我在写出这篇“白菜”后，突然发现，从前的许多慷慨未免作“空中楼阁”之谈，失却基础。譬如不必用怎样慷慨激烈的语言论述“”的种种灾难，从一棵“白菜的命运”便可以清楚地看到那片岁月中我们整个民族经受的莫大损失。正是这种从经济基础的角度去看世界的眼光的获得，那以后我写出了《现在出发》（含从现在开始去认识世界的意思），接着写出了《智慧风暴》《中国新教育风暴》《贫穷致富与执政》等。所以我很看重自己1992年写的这篇文章，我曾经反复阅读，其情形可以描述为，自己学习自己写的文章。它是我写作生涯，也是我人生认识这个世界的一个转折点。

（作者系著名作家，著有《无极之路》、《智慧风暴》、《新教育风暴》、《贫穷致富与执政》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