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管变更影响研发投资吗?

时间:2022-10-16 05:03:41

高管变更影响研发投资吗?

摘 要:本文以2008年新认定或复审后的上市高新技术企业为样本,考察了高管变更对研发投资的影响。回归结果显示:高管变更的前一年与当年对研发投资没有显著影响,高管变更后一年对研发投资有显著影响,高管变更的前一年与后一年,流程研发下的高管变更对研发投资影响小于“大厨式”研发下的高管变更对研发投资的影响。笔者认为,高管变更对研发投资的影响不具有必然性,是否削减研发支出受制于有无追求短期业绩最大化的动机与研发模式的影响;高管持股在高管频繁变更下失去了应有的激励作用;提高研发机构的地位与管理水平,促进研发产业的发展,是我国高新技术企业研发能力提升的必由之路。

关键词:高管变更;研发投资;“大厨式”研发;流程研发

中图分类号:F8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3)11-0128-06

一、引 言

我国正处在经济转轨时期,复杂的经济环境使得高管人员变更较为频繁,笔者对2009—2011年披露研发支出的高新技术企业发生的高管变更进行了统计,董事长和总经理的平均变更比例分别为10.2%和15.7%,两职同时变更的比例平均为4.5%。目前,高管变更对研发投资的影响研究主要集中在高管风险态度与研发投资行为[1]、高管任期年限与研发投资行为[2]、年龄与研发投资行为[3]、高管持股与研发投资行为[4]和高管的教育程度、专业背景与职业经历对研发投入的影响等几个方面。上述国内文献的研究中,采用2009年后的高新技术企业研发投资数据研究的还比较少,而我国会计准则、税收等法律法规在2007年有了较大变化,2008年又对高新技术企业进行了重新认定、复审,并且,流程研发与非流程研发(后文统称“大厨式”研发)

下的高管变更对研发投资的影响还没有文献进行研究。本文的价值在于以2008年新认定或复审后的上市高新技术企业为样本,对高管变更是否影响研发投资做了实证研究,力图发现高管变更前后对研发投资的影响程度,更主要的是验证了“大厨式”研发与流程研发下的高管变更对研发投资的影响,从而丰富了现有的高管变更对研发投资影响的研究,并为企业研发的可持续发展及研发产业的发展提供经验证据。

二、研究假设

由于高管在公司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高管的变更被看做是公司的重大战略决定,高管变更会影响研发投资。Dechow 和Sloan [3]与Bushee[5] 认为 CEO在离任前通常会减少R&D支出,R&D支出同高管任期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当高管面临更换压力时,高管更多地满足其在职消费,从而降低了盈余现金作为研发投资的平滑作用[1]。

除继任外的高管变更,无论是正常变更还是非正常变更都减少了高管任期。如果高管变更减少了研发投资,但这种影响在流程研发模式下会小,因为研发机构自身系统和研发流程能在一定程度上独立于高管变更,是一个责任中心,而“大厨式”研发模式下,企业不能够重视研发制度建立,高管的个人特质和研发投资决策对研发支出的影响更大。由此,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H1:高管变更的前一年,高管变更会减少研发支出。

H11:流程研发下的高管变更前一年对研发投资影响小于“大厨式”研发下的高管变更对研发投资影响。

接近离任或退休的高管会在研发上做出削减,以企业的未来利益为代价来增加现在的收入[3]。刘运国和刘雯[6]证明了即将离任的高管的确没有积极性增加R&D支出。流程研发虽然受高管变更的影响小一些,但需要重新适应战略、组织和环境的变化。新的战略、领导结构和组织变化会导致资源的重新分配和利益调整。高管变更当年,都有一个变化适应期,高管变更的当年一般比较谨慎,会出现减少研发投资现象,研发投资的减少有利于下一年度寻找更有利的项目。所以,我们做出如下假设:

H2:高管变更的当年,高管变更会减少研发支出。

H21:流程研发下的高管变更当年对研发投资影响小于“大厨式”研发下的高管变更对研发投资影响。

Qian[7]对CEO变更和投资决策进行了研究,发现CEO变更后,新任CEO会通过采用不同的投资策略来实现战略的重新定位,达到改善公司绩效的目的。长期来看,持续的研发投入会给企业带来更大的价值,符合相关利益者的价值最大化。高管变更后的第一年开始,高新技术企业继任高管有着更大的动机进行研发投入来提升未来企业的价值,以获取管理权威和市场认可[1]。高管变更后的第一年的战略制定、组织结构调整到位,为下一步研发投入提供了组织保障,由于研发组织结构的约束力,流程研发下对研发投资影响小于“大厨式”研发。由此,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H3:高管变更后一年,高管变更会提高研发支出。

H31:流程研发下的高管变更后一年对研发投资影响小于“大厨式”研发下的高管变更对研发投资影响。

三、研究样本与变量设计

1.样本筛选、数据来源与分布

上市高新技术企业未披露研发费用的占一定比例,并且,许多企业有常设研发机构而无研发支出,个别的企业披露了研发活动但无研发金额披露,如表1所示。

企业未披露研发支出总额,从目前的报表要素构成中,报表使用者很难界定研发总额,因为开发支出是递延资产,期末余额减期初余额不能作为本期发生额,而开发支出中有多少转入无形资产,无形资产明细表中难以获得。在无法获得企业年度研发费用总额的情况下,我们近似地用资产负债表中的开发支出与管理费用明细表中的研发支出之和表示(中小板和创业板一般在董事会报告里面披露了研发费用总额,其他板块较少披露)。在剔除了研发支出为0的样本和极端值后,实际得到2009—2011年的数据分别为682、824、902。研发支出数据与研发机构以外的数据来源于CSMAR数据库。

2.样本选择偏误的检验

“大厨式”研发与流程研发的一个基本区别是有无研发机构,因为有研发机构的企业一般建立了研发制度,我们不管研发管理体系和管理水平如何,以是否设立了研发机构或研发中心为标准对“大厨式”研发还是流程研发进行甄别。由于目前我国会计准则对于研发机构信息的披露为非强制性,所以,当年报中没有披露研发机构信息时,意味着该企业没有专职研发机构或者有但没有披露。而我们没法区分这两种原因,这样就有可能造成我们的样本选择存在偏误。为此,以企业是否披露研发机构信息为因变量,当公司披露研发机构信息时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其他变量为公司所在行业研发机构强度,数据来源于《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取值为行业研发机构个数的自然对数;销售增长率取值为本期营业收入与上期营业收入之差除以本期营业收入;公司资产负债率取值为负债总额与资产总额之比;公司规模取值为样本期末公司总资产的自然对数。采用Probit回归检验结果显示,企业研发机构与行业研发机构强度在5%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这说明从行业数据来看,行业研发机构强度越大,其上市高新技术企业披露研发机构的就越多,也就是说,从事研发投资活动的高新技术企业大多选择了披露研发机构,本文样本选择中的研发机构样本筛选不存在偏误。对于研发投资而言,为稳健起见,笔者在剔除存在极端值的样本后,以企业是否披露研发投资信息为因变量,当公司披露研发投资信息时取值为 1,否则取值为0。其他变量为公司所在行业研发投资强度、销售增长率、公司资产负债率和公司规模,取值方法同上。采用Probit回归检验结果显示,企业研发投资强度与行业研发投资强度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这说明从行业数据来看,行业研发投资强度越大,其上市高新技术企业披露研发投资的就越多,本文的研发投资样本选择不存在偏误。

3.变量设计及模型建立

(1)被解释变量

本文以研发比例(RD)作为被解释变量。现有文献中,对研发支出的衡量指标主要有四种: 绝对指标是研发支出;相对指标是研发支出/总资产、研发支出/营业收入和研发支出/企业市场价值。研发支出/营业收入代表研发强度,选此指标者较多,但“应计收入”下的营业收入存在泡沫性。Tobins Q是衡量企业市场价值的一个常用的相对指标,绝对指标可以用“股权市值+净债务市值”表示,其中,非流通股权市值用净资产代替,由于我国企业的市场价值难以准确计量,Tobins Q运用有很大局限性。研发支出/总资产与研发支出取对数道理相同,可以避免异方差现象,本文采用研发支出/总资产计量研发支出。

(2)解释变量

高管变更(TURN)。首先,根据《公司法》规定,高管人员包括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董事会秘书以及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高管人员。但是,总经理在公司经营中所起到的作用明显大于《公司法》规定的其他高管人员。在《公司法》中规定了总经理的职权,几乎涵盖了公司日常经营的方方面面,从组织公司的日常生产经营管理活动,拟定年度经营计划和投资方案,到制定具体的规章制度,再到聘任或解聘公司的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等其他管理人员。可以看出,总经理能够实际掌握公司经营控制权,应当列为本文的研究对象。其次,《公司法》赋予了董事会相当大的职权,涉及了公司经营方面的所有重大事项,实际情况表明,董事长能够比总经理在公司中起到更关键的作用。

综上,无论从法律法规方面,还是实践情况方面,企业的董事长和总经理都对企业的经营决策起着关键作用,同时鉴于数据的获得性,本文将高管人员界定为董事长和总经理。当高管发生变更时,TURN为1,否则为0。

研发机构(RDME)。尽管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条件中规定了“企业应设有研发机构并具有相应的设施和设备”。但并非强制性条件,许多中小企业没有设立研发机构,当企业设立研发机构时, RDME为1,否则为0。

(3)控制变量

资本结构(LEV)。Bhagat和Welch [8]认为高杠杆公司应该削减R&D支出。同时,只有拥有足够的现金,才能使研发投资付诸实现。国内的实证结果却并不一致。本文选择资本结构(负债结构/资本总额)作为控制变量。

企业成长性(SRGR)。高成长性的公司有动机投入更多的研发费用来创造成长机会,在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条件中,销售增长率是反映企业成长性的一个重要指标。本文选取销售增长率=(本期营业收入-上期营业收入)/本期营业收入,作为控制变量。

高管是否持股(WHS)。Jensen和Meckling[9]指出随着管理人员股权份额的增加,他们的利益与股东趋于一致,削弱了偏离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倾向。刘运国和刘雯[6]支持管理层持股有利于企业研发投入的观点。R&D 投资是一种战略投资,本文选用高管是否持股来控制对研发支出的影响,持股为1,否则为0。

第一大股东的性质(FBWHS)。如果第一大股东是国有股,则政府部门拥有公司高管更换的决策权。一方面,国有股的低效率和对高管的考核侧重利润指标,对企业研发投入产生不利影响;另一方面,基于国有企业的社会责任和国家创新要求,企业可能会更多地获得政府补助,从而加大研发投入。本文选用第一大股东的性质作为控制变量,国有股为1,否则为0。

企业规模(SIZE)。Rothwell[10]和Dodgson[11]认为小企业具有“行为优势”,相反,大企业在研发投入方面具有物质优势。较多的研究表明了研发投入与企业规模之间有紧密的联系,企业规模是研发投入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本文将企业规模(为总资产的自然对数)列为控制变量。

四、实证检验与分析

1.描述性统计与初步分析

表2是高管变更企业和高管未变更企业的研发投资的描述性统计及其差异性检验,其中均值为t检验,中位数为Wilcoxon检验。从前后三年的数值看,说明高管变更后的研发投资有所增加。进一步地将高管变更分为流程研发下的高管变更和“大厨式”研发下的高管变更,前者三年的均值均小于后者,说明流程研发下的高管变更对研发投资的影响小于“大厨式”研发下的高管变更。

表4列出了各变量的回归系数及t检验后的结果。模型1的回归结果表明,高管变更与研发投资负相关,但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假设H1未得到验证。模型4和模型5是高管变更前一年分流程研发与“大厨式”研发对研发投资的影响,只有模型5在10%的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从回归系数看,流程研发下的回归系数的绝对值小于“大厨式”研发,说明了高管预期在前年变更,即使减少研发周期长的支出,但一个常设的研发机构也会发生经常性的研发支出。模型2的回归结果表明,高管变更当年与研发投资负相关,但未通过显著性检验。模型6和模型7是高管变更后一年分流程研发与“大厨式”研发对研发投资的影响,都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高管变更当年对研发投资等长期战略的影响行为有所收敛。模型3的回归结果表明,高管变更在10%的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H3得到验证,模型8和模型9是高管变更后一年分流程研发与“大厨式”研发对研发投资的影响,只有模型9在5%的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这说明,新上任的高管有强烈动机从事研发投资,无研发机构下的研发投资战略实施更容易受到高管个人因素影响。

控制变量中的高管是否持股在模型1、2、3、4和模型9中与研发支出负相关并通过了一定显著水平下的检验,与Barker 和Mueller[2] 、刘运国和刘雯[6]、唐清泉[4]的研究结论相反,可能与限定条件不同有关,但说明了股权激励并不一定达到真正的激励效果,特别在高管能预期变更时,可能导致高管的短视化行为,减少具有战略性投资的研发支出,增加年度利润。Defusco等[12]研究也证明了增加对高管的股权激励后,公司利润反而会下降,研发支出也下降。进一步说明了高管持股在频繁的变更下失去了应有的激励作用。企业规模在模型1—模型9中与研发支出在不同的显著水平下显著正相关,说明高新技术企业规模越大,研发投资实力越强。

五、结论与政策含义

造成企业非研发投资效率的因素是复杂的,从企业行为来看,依靠能人而不靠流程的“大厨式”研发模式是一个重要因素。因为该模式下的知识经验难以在企业中积累、传承和共享。有研发机构,建立了研发流程和研发制度是流程研发的表现,流程研发下,研发机构自身系统和研发流程能在一定程度上独立于高管变更,是一个责任中心。本文在传统的高管变更影响研发投资的研究基础上,考虑了研发机构下的高管变更对研发投资的影响。通过研究得出基本结论如下:

第一,研发机构对研发投资有促进作用。因为研发机构的存在会发生正常的办公费用,无论从声誉还是企业对研发机构及人员的业绩考核来看,研发人员均有动力与压力从事研发,并且,研发机构与研发制度的建立,研发经验能够复制,核心的经验技术能够传承,也便于产学研合作。所以,流程研发与“大厨式”研发相比,研发投资积极性更高。但目前,研发机构隶属于技术部门的比例还比较高,把研发机构作为一个独立的子公司的更少。

第二,对高新技术企业而言,高管变更的前一年,高管变更对研发支出的影响不显著,流程研发下的高管变更前一年对研发投资影响小于“大厨式”研发下的高管变更对研发投资影响,可能的原因是只有正常的高管变更才能预期变更时间,但是否削减研发支出还受制于有无追求短期业绩最大化的动机及其他因素。因此,高管变更前一年对研发投资影响不显著彰显了影响研发投资因素的复杂性,同时说明了本文的研究不足:由于样本数量限制,加之同一个样本中既有正常变更又有非正常变更,文中未对是否正常变更与研发投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研发流程和研发制度的执行力及其有效性是进一步影响研发投资效率的因素,本文的实证模型假设这些潜在变量是正常状态。

第三,高管变更当年对研发投资没有显著影响,进一步的检验发现有研发机构的高管变更与无研发机构的高管变更对研发投资也没有显著影响。说明高管变更当年与追求短期业绩最大化的动机关联性不大,对研发投资这种长期战略实施的个人影响行为有所收敛。

第四,新任高管有更强动机从事研发投资,“大厨式”研发下的新任高管对研发投资影响显著,说明高管个人行为受到流程研发的影响,研发投资趋于理性。但本文的高管持股对研发投资的影响检验说明了频繁的高管变更削弱高管持股的动力,并鉴于高管变更后一年会显著影响研发投资,说明高管任期对研发投资有战略影响,但多长的高管任期有利于企业研发投资难以界定。

本文的政策含义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高新技术企业告别“大厨式”研发是提升研发能力的关键因素。研究开发“组织管理水平”在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条件中,总体上属于软指标,是否设有研发机构并具备相应的设施和设备的重要性没有突出出来,建议将该项列为研究开发组织管理水平的必备条件,并提高研究开发的组织管理水平分值。

第二,根据本文的研究结论,高管持股在高管频繁变更下失去了应有的激励作用,而研发投资具有长期投资性质,故实行高管股票期权制度时,尽量增加高管任期,减少研发投资的短视行为,但多长的任期为适度本文未能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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