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重下的灵与肉

摘 要：《金瓶梅》的作者兰陵笑笑生为我们讲述了一群市井小人物的人生际遇。其中，浓墨重彩地描摹了众多奴婢的悲辛生活，包括窘迫的生活、繁重的劳役、严酷的惩罚及泄欲的工具等几个方面。作者由奴婢生活的表层不幸进而上升到奴婢精神异化的层面，隐曲地表达了黑暗的时代对人性的异化和摧毁，谱写出人性破败的生之悲剧。

关键词：《金瓶梅》 奴婢 悲辛 异化

《金瓶梅》之所以是一部伟大的作品，原因之一便是其首次用文学之笔塑造了一群个性鲜明、活跃在市井生活中的小人物。其中，奴婢形象的塑造尤为突出。对这些边缘小人物作者投入了巨大的热情，细致揭示出他们悲辛的日常生活。尤令人称道的是，洞察人性的兰陵笑笑生揭示了这一阶层在变态的生活重压之下从肉体到精神的全面奴化。作者在不动声色的描写中传达了这样的认知——时代的堕落带给人生诸多苦难，裹挟其中的小人物无可奈何地沦陷下去，无法也无力改变他们的悲凉人生。

一、悲辛的生活

总体来说，《金瓶梅》中的奴婢们历经的悲辛生活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窘迫的生活

奴婢是一群失去自由，依附他人生活的底层群体。《金瓶梅》世界中的奴婢，大多是因生活贫困没有出路才卖身为奴的。最为典型地揭示奴婢窘迫生活状况的是在第九十五回，两个乡下女孩，一个叫生金，一个叫活宝，被母亲领进城里发卖，因为吃到了平时根本不能吃到的肉汤泡饭，致使一个“撒了被窝屎”，一个“溺的裤子提溜不动”。在表层戏虐的描写中，折射出底层奴婢生活的赤贫和可悯可悲的境遇。“生金”和“活宝”的称谓隐性地揭示出下层百姓内心最为企盼的愿望，金钱的极度匮乏与她们的名字构成嘲讽性的对比。成为奴婢后，虽然温饱不再成为困扰她们的问题。但是，如果得不到主子的青睐，生活依然不宽裕。西门府中的奴婢来昭一家招待客人的饭食只是：“一锡锅热饭，一大碗杂熬下饭，两碟菜蔬。”[1]与主子一顿普普通通的早饭就需要“四个咸食，十样小菜儿，四碗炖烂下饭”形成鲜明对比。两相对照，贫富之悬殊，社会之不公，立竿见影地显现出来。但是，如果得到主子的优宠，生活自当别论。这也部分地解释出西门庆在引诱奴婢献身时总能得逞。只要与主子私通，进行财色交易，奴婢窘迫的生活便立马改观，得宠的奴婢甚至能过上比较奢靡的生活。仆妇宋惠莲刚进入西门府时，连一件像样的衣服都没有，与主子勾搭成奸后，她瞬间“阔”了起来，每日都要花销二三钱银子。浅薄的她为此洋洋自得，到处卖弄，为自己的人生埋下了悲剧的伏笔。当然，没有姿色、不能给主子提供特殊服务的奴婢们的物质生活依然还是窘迫的，只是满足温饱而已。

2.繁重的劳役

《金瓶梅》中的奴婢劳动量非常繁重，虽然没有专门记叙某个奴婢一天的工作时间和工作量，但是通过文中大量的信息我们还是能够看出他们任务的繁杂。比如西门庆在外嫖风弄月之时，贴身小厮必须跟随，无论早晚，都要耐心等待调遣。第七十八回西门庆和林太太从午后时分即开始幽会，一直到二更时分才离开，其间小厮玳安和琴童就一直在耳房等候。西门府的女主子回家探亲或赴宴之时，奴婢也要跟随护送。西门府四个得宠的大丫环虽然是高级奴婢，学习弹唱，有时为了主人的门面，她们也被允许穿金戴银打扮自己，但是她们平日还必须伺候主子。心高气傲的春梅也要为主子潘金莲洗裹脚布、预备洗澡水、铺床叠被、端茶倒水等。奶妈如意儿伺候官哥更是辛苦，天生胆小的官哥不断地生病，主子们为此不停地责骂她，怪罪她没能好好照看小主子。但为了谋生，她只能隐忍。西门府宴会繁多，来往宾客亦多，这些都无形地加大了奴婢们的日常劳动量。他们的工作没有时间的规定，只要主子需要，他们必须随时提供各种服务，其繁重程度可想而知。

3.严酷的惩罚

西门府对奴婢的惩罚非常残酷，奴婢一旦犯了错误，主子可以任意打骂他们。更为悲惨的是，家反宅乱的西门府根本就没有什么规矩可以遵循，一切以主子们的情绪好坏为出发点。主子有什么不高兴的事情，随时拿奴婢来泄愤，即便他们并没有犯什么错误。秋菊就是一个颇为悲惨的奴婢典型。作为潘金莲手下的一名粗使丫环，她确实有“为人浊蠢，不任事体”的固有缺点。所以，她无论有错还是无错，经常遭到潘金莲无情的打骂，如同一个可怜的出气筒。文中多次详细地描写了秋菊遭受非人折磨的情况：扇耳光，顶着大石头跪在院子里，用马鞭抽，脱去衣服让小厮拿大板子毒打等。秋菊经常被打得“杀猪也似叫”，丫环如此，小厮同样也不例外。平安和画童因为发现了西门庆和书童的淫行丑事，即被恼羞成怒的西门庆随便找了个借口，痛打了一顿。其恐怖程度，不啻为审讯犯人。先是找了两个会动刑的排军用拶子夹手，敲了五十敲，然后又打了二十棍。打得皮开肉绽，满腿杖痕。将画童拶的“杀猪儿似怪叫”。即使非常得宠的奴婢也免不了遭受惩罚。比如一向很讨西门庆欢心的小厮玳安，也难逃主子们的责骂和踢打。更为残忍的是，西门府对还未成年的小奴婢无意中的触犯也毫不留情地进行责罚。家人来昭的儿子小铁棍才十一二岁，因为捡到潘金莲遗落在花园中的绣鞋，触犯了主子的禁忌，即被西门庆粗暴地毒打一顿。打得鼻口流血，被他的父母抢救了半日才苏醒过来。在豪横的西门庆眼中，奴婢就如他的私有物品一样，可以任意处置他们，责罚他们，甚至荼毒他们的生命。毒打小铁棍时，作者再一次写到这个可怜的小奴婢“杀猪也似叫起来”，从而揭示出这些奴婢非人的处境，他们在主人眼中如同牲畜，生命权得不到保障，随时处于“被杀”的状态。作者不止一次地描写这些奴婢凄厉的惨叫声，隐曲地传达出西门府对这一卑微的群体来说不啻于一个阴森恐怖的鬼蜮世界。

4.泄欲的工具

身处的西门府，奴婢出于生存的压力，主子的，或对享乐生活的向往等原因，不得不充当主子的泄欲工具。淫欲无度的西门庆坐拥娇妻美妾六人，还不满足，到处拈花惹草，不断地寻找新的女性供其淫乐。俗话说“近水楼台先得月”，家里稍有姿色的丫环、仆妇及伙计之妻都逃不出他的魔掌。据清代张竹坡在《西门庆淫过的妇女》中统计，西门庆淫过的妇女中奴婢占了很大一部分。其中包括：“春梅（婢）、迎春（婢）、绣春（婢）、兰香（婢）、宋惠莲（仆妇）、惠元（仆妇）、王六儿（仆妇）、贲四嫂（仆妇）、如意儿（仆妇）等”[2]正如潘金莲嘲讽西门庆所说的那样：“属皮匠的，逢着的就上。”西门庆在发泄时往往表现出强烈的占有欲和狂的特点。在这个淫棍的心目中，占有的女人越多越满足，而且对方表现得越卑微他就越畅美。奴婢作为依附主人生存的群体，无疑可以满足他这样的畸形扭曲的心理欲求。西门庆占有这些奴婢时，几乎没有费什么力气和心思，很轻易地就征服了她们。他想收用春梅，春梅二话没说就被他收用了；迎春和绣春随着主母李瓶儿与西门庆的勾搭成奸也顺理成章地被西门庆奸耍了；勾引仆妇更是不费吹灰之力，宋惠莲因一匹蓝缎子投入西门庆的怀抱；王六儿十分爽快地答应了西门庆的求欢，迫不及待地约定第二天幽会。为此，她还精心地做了准备：“那妇人听见西门庆来，收拾房中干净，熏香设帐，预备下好茶好水”[3]；占有仆妇惠元更为简洁，没有任何交流和铺垫就直接发生了肉体关系。

在畸形的环境中，看不到人性的坚守和人伦的规约。对主子的占，没有痛苦和挣扎，取而代之的是发自内心的窃喜和高兴，心甘情愿地充当主子玩弄的工具，以此换取到物质利益的满足，巩固她们依附乞食的奴婢地位。

小厮同样难逃主子的性占有。西门庆对长相清秀的小厮也不放过，书童和王经即是他最喜欢的两个男宠。当然，晚明时期，社会上的风气大大开放，不少达官显宦、巨商大贾都颇好南风。名士屠隆就养有多名娈童，王稚登也公然宣扬自己有“娈童季女之好”。有需求就会有市场，社会上甚至开始出现和妓院一样专门售色渔利的男院，以满足时人的需求。世情小说《金瓶梅》深刻地反映了这种风尚。美貌纤秀的小厮极易引起主子的觊觎，无论是否愿意，他们都要满足主子的要求。作为西门庆最得意的男宠，书童确实符合当时南风爱好者的所有审美要求。他“生的清俊，面如傅粉，齿白唇红，又识字会写，善能歌唱南曲。”[4]但与女奴不同的是，与主子发生肉体关系，他是以此为耻的。当他得知平安和画童知晓他的隐私时，“把脸飞红了”，但是囿于奴婢的身份，他只能服从，不敢反抗。男主子如此，女主子同样将奴婢当成满足淫欲及报复丈夫的工具。西门庆因为留恋李桂姐约有半月不回家，寂寞难耐的潘金莲与小厮琴童发生了行为。无独有偶，潘金莲的好姐妹春梅后来发迹成为守备夫人后，因为丈夫“房帷之事，久不沾身”，使她“烧心”，就将奴婢周义勾搭上了。后贪淫不已，死在了情人身上。她的情人周义被守备的兄弟周宣抓获，为了维护家族的利益，将他残忍地活活打死。周义在道德上确实存有缺陷，不该和主母通奸。但是，他并不是罪无可赦的恶棍，下场似乎太过惨烈。但在主子们的眼中，当奴婢威胁到自身利益的时候，他们便会毫不犹豫地给予镇压和打击，必要时，甚至会剥夺奴婢的生命。

二、精神的奴役

如果从文化历史的视角来考察奴婢的生存状态和精神情状，那么我们就不得不感叹漫长封建文化伦理道德的巨大掌控力量。当一种文化规约成为习惯势力之时，个人的意志和操守就显得极其微末。造成的后果是人们往往为时代文化所裹挟，使非人道非正常的现象看上去顺理成章。将不合理的制度顶礼膜拜为必需遵守的神圣职责，甚至将其作为道德和审美的最高境界加以推崇，并以身作则躬行实践，即使这种皈依可能会给他们造成巨大的痛苦也在所不惜。更为吊诡的是，诸多浸淫日久的社会民众根本没有，也不可能思考这一制度是否合理的问题，封建文化礼教已经植根于他们的血液中成为自觉的认同，这种认同在主奴界限、尊卑有序这一层面上表现得尤为浓重。

广义上说，在封建文化体系内，除了高高在上的皇帝，其余的皆是皇帝的奴婢。制造顺民和强化奴性是历朝历代统治者的统治策略之一。在某种程度上，封建文化本质上即是一种奴性文化，于是，大批麻木自私、奴性十足的民众应运而生。封建社会，奴婢也分等级，而且这种等级还被严格规范。解读《金瓶梅》可以看到，西门府中大奴婢下有小奴婢，小奴婢下还有更小的奴婢。大丫环是最得宠的，小丫环则要听从大丫环的安排，而上灶的仆妇的地位则更低下一些。男婢也是如此，大小厮玳安就能指挥其他的小厮。促使奴婢产生了两面性：一方面他们是主子卑微的奴婢；另一方面，他们又是更低一级人物的主子。比如蔡太师的大管家翟谦即是一个地位较高的奴婢，在主人蔡太师面前，其表现是毕恭毕敬，不敢有丝毫懈怠。然而，一旦脱离了主子的视线，他又摇身一变，成为众人巴结谄媚的对象。西门庆因为成功依附蔡太师而使他的官场生涯顺风顺水，即使因为贪污腐化，草菅人命被弹劾，也能有惊无险地度过。将西门庆引荐给蔡太师的中间人即是大管家翟谦。对翟谦，西门庆极力巴结，不仅物质上贿赂对方，还在情感上投资，彼此称兄道弟，更为其精心挑选了妙龄女子韩爱姐供其淫乐。翟谦的府中亦豢养了成群的奴婢，其饮食起居更是堪比富豪。翟谦成了贵人，人人争相攀附，根本原因就是他的主子是蔡太师，而他的地位也随之水涨船高起来。

值得重视的是，由奴婢而爬到主子位置的人，其人格的二重性就表现得更加强烈。曾经为奴的身世经历让他们饱尝人情冷暖，被主子压迫责罚的惨痛记忆让他们在爬上主子的地位之时更加变本加厉地将曾经遭受的屈辱和痛苦发泄到别人身上。一旦得到了一定的特权，她们总要将这种从来不曾体会到的，朝思暮想的权威运用到极致。婢作夫人的春梅成为守备夫人之后，肆意发挥主子的权威。为了把情人陈经济弄到府中，她必须将知晓秘密的孙雪娥赶走，于是设计装病，寻衅闹事毒打了孙雪娥，并成功将其逐出府。而其他无辜的婢女也受到了牵连，大丫环月桂被罚跪，另一个奴婢海棠被打了耳光。春梅的行为让我们知道：奴婢都有两重人格。对上是卑微的奴婢，对下则是凶恶的主子，学会了服从也就知晓了统治，学会了治于人也就学会了治人。

对于人类来说，呼吸的不仅仅是自然界中的空气，还有文化。文化是不可选择的，“一定时代的一定人群一旦来到人世间，就别无选择地生存在一定的文化空间中，他们继续着某种文化传统，又注定要将这种文化传统传承下去。”[5]封建伦理文化作为一种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其稳固性是不容置疑的一个现实存在。即使是不人道的文化依然会生生不息地传承下来。病态的社会造成了病态的人格，封建社会不仅对人的肉体进行摧残，更吞噬人的灵魂。当奴婢切身的生存境遇比较悲惨时，他们也会进行有限度的反抗，但是囿于时代、文化的局限，他们的思想还没有、也不可能上升到人道和民主这样现代性的高度来审视加诸他们自身的种种束缚是否合理的问题。其思想依然处于蒙昧、混沌状态。所以，“五四”那一代学人将启蒙和民主视为改造国民性最为重要的利器来大力鼓吹，希图重新塑造出健康清明的国民，进而建成一个崭新的国家。但是这样的期盼在现实生活中实行起来却是困难重重、举步维艰，旧文化、旧礼教浸淫太久使我们的国民劣根性积重难返，即使是五四开眼看世界的激进闯将们也难以消弭自身在新文化与旧道德夹缝中的矛盾与尴尬，更遑论身处封建社会之中，没有经过现代知识洗礼的奴婢们了。他们对封建社会的认同和皈依完全是一种“集体无意识”，这种认同是他们习焉不察而又异常顽强的存在。

春梅的言行是这方面最好的注脚，她对丫环秋菊的冷酷无情可以说达到了比潘金莲更为残忍的地步。其实秋菊除了浊蠢被她看不起外，更深层的原因则是她的行为方式严重违背了春梅所认同的奴才原则。她教训秋菊要懂得上下尊卑，绝不能“葬送主子”。春梅虽后来做了主子，但心依然是奴才的心。这一点，很是发人深省。

综上，世俗小说《金瓶梅》中塑造的形形的奴婢深刻地揭示出他们卑微地位及悲凉人生。繁重的劳役、严苛的惩罚、性的侵占犹如一座座大山，层层压在这一被剥削被损害的社会阶层身上。可悲的是，封建文化等级制的规范和对财色的欲求，将他们塑造成主子们温顺的羔羊，没有思想的觉醒和实质的反抗。他们的人生亦因此染上悲凉的色彩。

（本文为北方民族大学自主科研基金项目“明清家庭小说中的奴婢形象研究”，项目编号：2011SDJ006。）

注释：

[1][3][4][明]兰陵笑笑生：《金瓶梅词话》，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232页，第439页，第355页。

[2]黄霖：《金瓶梅讲演录》，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04页.

[5]陈家桢，周淑芳：《金学视点：情感与亚文化》，北京：中国三峡出版社，2007年版，第130页。

（乌兰其木格，王引萍 宁夏银川 北方民族大学文史学院 750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