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出里约,飞到亚马逊

时间:2022-10-16 10:02:26

在《里约大冒险2》中你看到了什么?是热情的桑巴,还是充满异域风情的拉丁美洲,还是日落余晖下的一望无际的亚马逊丛林,或者是仅仅记得的那句“Happy wife,happy life“?这些也同样是我在被一系列视觉”奇观“轰炸后的直接感受,然而回看故事不免对于这群”蓝色鹦鹉“产生了一个大大的问号。故事真的似我们看到的这般简单吗?它是不是传递给了我们更多东西?那么为什么这些影片传递给我的信息会让我对它产生了新的看法呢?

这或许要从影片的结尾说起。有人会说,这个影片的结尾和普通的好莱坞的电影没有什么区别啊?同样的正义战胜邪恶,同样的最后一分钟大营救,同样的大团圆。没错,在形式上《里约2》可以说是一部非常合格的好莱坞流水线的电影,它是个商品,而且是个好看的商品。那么它的结尾到底出现了什么?让我们回想一下,最后是谁作为英雄拯救了蓝色鹦鹉的家园呢?是来自城市的“Blue“,是这样一只来自城市的鹦鹉,被同类称之为”宠物“的鹦鹉作为英雄完成了最后的营救。我们姑且先对这样一个设定做一个”悬置“。

回到故事,我们先将故事分为四条线。A线:布鲁和珠儿重回亚马逊,及其与野生鹦鹉的相处。B线:动物保护者里奥和琳达寻找野生金刚鹦鹉,并寻求建立自然保护区。C线:奈杰尔的复仇。D线:盗伐者对于建立保护区的反动作。在故事的进行中,先以A线为主线,交叉出现B、C、D三条线。在影片的后五分之一处,A线与B、D两线汇合。在《里约2》中,大部分的故事冲突是来自里约的布鲁和常住亚马逊丛林的鹦鹉之间的冲突,而在最后二十分钟转变为丛林保护者和盗伐者之间,也就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冲突。下面我将从这两个“冲突“进行分析。首先,我们要完成一个“置换”。在第一个冲突中,仅仅是如我们看到的一个作为”宠物“的布鲁和野生鹦鹉的对抗吗?当我们把他们都置换成”人“的时候。他们会摇身一变成为了我们熟悉的两群人,或者两个阶级。不妨把这样的冲突看作是”城市文化“与”乡村文化“的冲突。

一个中产者的形象

城市在《里约2》中出现的时间并不长。除了开头的前20分钟,影片大量的笔墨都着重放在了亚马逊丛林的奇观展示上。这使得我们容易忽略掉了前二十分钟为我们传递的重要信息,也就是对于城市生活的建构。这里需要表明的是当鹦鹉开口说话、运用语言表达的时候,它就不再是一只鹦鹉,而是一个人物。我们需要用分析人物的方法去观察它。在影片的开始是一场城市才有的盛大跨年狂欢,灿烂的烟火和高耸的耶稣像。这些符号开启了对于主人公生活环境的建构,值得注意的是此时的两只鹦鹉早已为人父母,无需担心温饱,也可以尽情享受生活。三个孩子也有保姆代为照料。城市的生活在画面中看来是那样的美好。他们过着有Ipod、有电视、有足球赛、有速食饼干的生活。布鲁深谙城市的生活乐趣,它有着一个中产阶级男士的保守和审慎,生活信条是“Happy wife,happy life“。第一个突转来自于一个新词“亚马逊”,当珠儿提出要带着孩子重回亚马逊的时候,作为一个久居城市的鹦鹉,他显得十分的慌张。他为他这次本以为短暂的旅程准备了一个装有GPS、瑞士军刀、口香糖、电动牙刷和便携式水杯的腰包。仔细想想这俨然就是一个城市中产阶级“父亲”的形象。这个故事基本可以置换成,一个久居城市的中产阶级男士娶了一个乡下女孩,多年以后女孩决定带着老公和孩子回到乡下小住一下亲近自然。而这个男子需要依靠他在城市生活的经验来应付接下来的旅程。和城市里的哥们分享妻子提出的“乡下”之旅后,三五好友在认为这个旅程“野性十足”之外,也会告诉他乡下蚊子多,毒蛇遍地。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城市人对于乡村的“想像”。而这些完成了对于“布鲁”城市中产者的身份建构。在接下来的丛林生活中,它携带者这些中产者的特质肩负起了代表“城市”的任务。

来到亚马逊,回归到乡村。布鲁原本习惯的生活法则几乎全部失效,这里的人不习惯见面握手,而是会给你一个热情的拥抱。从保持距离的礼貌,到亲密无间的热情。一个城市女婿拜见乡下岳父大人的故事开始了。首先面对的是生活习惯的不同,乡村的人习惯早起,有着互动性和仪式化的歌舞,他们不用刷牙,他们可以吃虫子。这些都是一个来自城市的人所看不惯的。最让布鲁头痛的是“岳父大人”想要把他训练成一只适应丛林也就是乡村的鹦鹉,他需要有更强的体力,更快的反应,更多的求生技巧。同时他们也有着价值观的冲突,尤其是对于“人类”的认知。这里的“人类”可以被理解为更高的存在。如何看待人类,成为了二鸟的交锋点,布鲁认为自己与人类的关系是朋友和朋友,而岳父认为是宠物与主人。可以把这一点抽象为他们的道德标准,与人类的关系成为了“乡村”中评价鸟的标准。然而将布鲁与岳父,也就是城市和乡村的矛盾推向高潮的是布鲁不懂丛林规则导致领地的丧失。我们可以将这样的矛盾设置理解为是城市规则与乡村规则的冲突。布鲁由里约来到亚马逊,也就是由城市进入乡村,实际上是进入到了一套新的“语境”当中,在新语境中布鲁处在失语的状态,面对新的规则布鲁失去了“城市符码”的自我建构。当然这也是很多类似故事的基本冲突点,也就是“城市人”与“森林人”的冲突。

被涂抹的“乡村”

“乡村”一直以来在各种艺术作品中被表现。有人眼中乡村生活是粗俗落后的,有人眼中的乡村是纯洁美好的,有人眼中乡村是回归自然的,有人认为那里充满了压迫与反抗,有人眼中的乡村是被神秘主义色彩包围的。它可以很现实,也可以很魔幻。人们都在任意涂抹着“乡村”。同样我们需要对《里约2》中的乡村做一个质疑,这个“乡村”是真正的乡村吗?它是谁眼中的乡村?

作为一部好莱坞流水线的商业片,它的制作者来自城市,本身对于乡村的审视是处在城市视角的。可以说《里约2》的乡村是美国城市人眼中的乡村,是美国城市人审美加工后作为“商品”的乡村。他们抹去了乡村中不易于“商业”化的特质。在他们眼中,乡村人的“俚俗”是制造与城市人冲突的笑料。甚至这个“乡村”的概念是“拟城市化”后,这一点从“婶婶”的出场就可以看得出:一个乡下的妇女何以需要用水果切片做面膜,这本身就是城市化的行为。可以看出这里的乡村是“城市人”想象构建的世界。从这一点入手还可以窥探到这作者想像背后的变化。

再决定回到丛林之初,生活在城市中的鸟儿们认为“乡村”是野性的、冒险的,有很多蚊子、蟒蛇和食人鱼。在进入到乡村之后,乡村被构建为一个民风淳朴,与世隔绝的“世外桃源”。这里有奇异的动植物、高山流水。这里充满了新奇的事物和好玩的事情。乡村被勾勒成了一个与自然亲密接触的绝好平台,就连弱肉强食的残忍场面也可以在歌舞的映衬下显得诙谐幽默。画面传递给我们的一切都是美好的,和谐的。与这里的美好格格不入的布鲁显得那么的笨拙和不应景。这里面也传递了一层信息,要想融入这里的美好就要放弃掉“城市人”的身份。然而在危难来临的时,乡村人却被刻画成了逃避、不知所措和无法抵抗的弱势群体。我们可以看到乡村的形象发生着如下变化:从“冒险的野外”到“美好的桃源”再到“无助的弱者”。这可以说是好莱坞对于“乡村”一以贯之的涂抹方法,类似的例证也可以见之于《阿凡达》。这样的建构方法是一个自居文明进步的言说角度,把城市以外的区域看做是有待开化的、同时又有着原始美好的地方。而最后是需要所谓“文明进步”来予以保护的。这种角度是城市的角度,这样的乡村也是城市的乡村。

“英雄”若问出处

那么通过这样的中产者的设置和“乡村”想象的变化,创作者这样的表征是为了传达给观众一个什么样的意义呢?我们不妨回到开头被我们悬置在那儿的关于结尾的思考。故事转入第二个冲突后,布鲁发现了盗伐者将要以极端的方式毁灭最后的家园。面对人类现代化的强大机器的进攻,野生的鹦鹉们表现出了慌张失措,并且选择逃离、放弃家园。而此时的布鲁对岳父讲了一句:“我了解人类,你了解丛林。”二者以和解的态度来选择共同面对。然而故事的走向并没有沿着这句台词来发展,最后的戏份完全被“布鲁”所占据,在营救中完全展示了布鲁的个人英雄形象,同时也凸显了它对于人类的、城市的工具的了解和使用的重要性。一切的一切都在指向一个观念:自然或者说是乡村在面临现代文明毁灭时需要来自城市的力量去保护。“英雄”若问出处,在《里约2》中英雄是布鲁――一个来自于城市的中产阶级,通晓城市知识、现代文明的角色才可应变自如。而原本的乡村人,此时只能依靠这样的英雄人物来救赎。先前的技能、丛林法则在现代文明的进攻下被制作者放在了一个完全失效的角落中而不作任何提及。所有的笔墨、镜头都在交代着一个城市的主角是多么英明神武。当然这也是一贯如此的塑造方法――“英雄来自城市”。城市作为现代的、文明的和进步的代名词在好莱坞的语言下是万能的。以此也可以得出这样一个关于好莱坞的结论:“解决现代性问题的,也必将需要现代的思维方式”。对于这样的思维方法我想我们无需苛责。

下面我们不妨分析一下《幽灵公主》。作为宫崎骏早年的一部类似题材的动画片,同样有展现的是现代文明的贪婪向自然、原始的空间进攻的故事。在这个故事中我们记住了两个人物,一个是来自城邦的少年阿西达卡,一个是住在丛林中的幽灵公主――珊。值得注意的是这部动画片呈献给我们的思考和解决问题的方式。在宫崎骏的《幽灵公主》中,人与自然、文明与原始、先进与落后的对立不似好莱坞这样通过一个个人英雄的带领就可以解决的。更多的为我们提供了关于对立的思考。而在就解决问题方面,我们看到的是两个具有行动力的主人公。一方是来自城市的阿西达卡,他是一个“助手”,而不是一个好莱坞式的英雄。而更加值得关注的是在《幽灵公主》中作为弱势的一方的代言人――珊,同样也参与到了拯救中,她是较《里约2》中的其野生鹦鹉更具行动力的角色,笔者让她主动出击而不是坐等救赎。这一“反好莱坞”模式的设计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或者可以说是一种对于“乡村式英雄”的期待,同时也是对多种方法去解决问题的的期待。

回看好莱坞近些年的动画片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转变。从早年的迪斯尼经典的西方童话动画片,到最近热映的《功夫熊猫》系列、《里约大冒险》系列和《疯狂原始人》。我们明显可以感受得到对于动画片的制作好莱坞渐渐将视野调整到了西方以外的世界,大有走出西方,走出美国的趋势。为了迎合全球化市场的口味,好莱坞必须做出转变以进行更好的市场扩张。然而这样的转变在我看来仅仅是好莱坞制作上的技巧,其根本上内核基本未曾变过。个人英雄主义依然是其“新皮囊”包裹的主要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不论是《功夫熊猫》还是《里约大冒险》,无论是我们看到的中国风景,还是巴西的拉丁风情,这些都不足以让一个第三世界的观众产生自豪,相反我感到的是边缘化。在好莱坞的世界里我们的文化是布景与陪衬。在这些让我们看似亲切的布景前面上演的依然是西方的、白人的、男性的故事。

再回到《里约2》的故事,前面我们浅谈过关于该故事的四个线索与两大冲突。然而让我们对于城市与乡村问题的忽略的原因除了视觉奇观与音乐的配合之外,更主要的是关于线索与冲突缝合的技巧。在布鲁与岳父关系降到冰点的时候,故事的笔锋一转,运用一直被铺垫着的盗伐者的这一线索完成了故事的突转。也就是说影片大部分时间展现的城乡矛盾在这个突转之后被搁置了,转而主要矛盾升级为人与自然的矛盾。最终两个矛盾因第二个矛盾的解决而一起得到释放。正是冲突的升级致使城乡矛盾被忽视和搁置了,实际上也就是创作者对于城市与乡村问题的搁置。通过人类线索的穿插铺垫,致使冲突升级。最终我们在这样的线索缝合的技巧下被植入了一个“美好”的大团圆的假象。

飞出里约,飞到亚马逊。实际上是飞出城市,飞到乡村。在享受《里约大冒险2》中的奇观和音乐的同时,我们也需要留更多的空间去思索一个不出场却又操纵观看的作者的存在。这样的乡村,这样的英雄是符合了一个商品的标准,加之奇观化的形式它就变成了一个更好看的商品。然而我们需要考虑的是在动画片的包裹下,这样的价值观实际上更易植入到观众的脑海里。我们是不是有理由期待一部作品的解决方法可以更多元的,更多的角色可以具有行动力,更少的群体被“他者化“和”奇观化“呢?(作者单位:海南大学人文传播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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