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贤亮笔下的男人女人形象简析

正如同生与死、爱与恨这样的母题一样,男人与女人同样是一个永恒的话题。无论是在文学作品中,还是在现实生活里,它们将会伴随着人类社会而存在。这就是我通过对张贤亮的作品《爱情三部曲》文本的分析试图求解的问题。

一、被压抑的男人和被压抑的性

《爱情三部曲》实际上是一个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心路历程的真实再现。在泛政治化的叙述话语背后,权力的阴影无处不在左右着主人公及其周围的人们,处于无权态势下的人们在这样的压力下展现出了人性中固在的本能和弱点。

《绿化树》中的章永棱,“资产阶级”这样一个标牌在他一出场便紧随其后,权力对人物角色以及主人公“受虐”人格特征的限定也宣告完成。在这里,我想用一组对应的概念来表达这样一种关系,即:权力的优势群体与劣势群体。因为,权力是一种公共资源,对这种资源的占有存在着多和寡、强与弱的差异。而在竞争中处于优势的一方必然倾向于利用这一工具去压制在竞争中失利的一方。优势与劣势的格局便会在较长一段时期内得以相对稳定地存在。章永棱以及他在劳改农场的同伴们,就是在权力这支无形的指挥棒下失去了人身自由,成为一个个纯粹的“劳改犯”,他们当中的许多人都是很有才华的知识分子,有的甚至是某一领域的专家。章永棱所处的劳改大队虽然没有围墙和铁丝网,但我们在作家叙述的过程中感受得到他处于被限制、被监视的生存状态。他的行为和工作过程永远都处于监督之下,虽然有时这种监视行为被罩上了一层温情的面纱。权力的主体虽然模糊不清,但它却具化为王队长、曹书记这样一些个体。正是他们完成了对章永棱这一类“劳改犯”从肉体自由到心灵的完全的控制。

从性的角度而论,自由状态对于章永棱而言是一种遥不可及的奢望,外在的环境及各种人为因素剥夺了他的这一权利。那么,按照倍倍尔的说法,他很难再被认为是一个健康的人。《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中,章永棱之所以沦为“废人”、“半个人”,根本的症结在于他心理潜层中存在着对来自于权力对象的伤害的恐惧。小说中着意描写了章永棱与黄香久的新房布置,其中,给人印象最深的莫过于墙上糊有的登有“大屠杀”照片的旧报纸,和一床绣有“带犁铧的拖拉机”的花被子,这两件东西实际上是两个很有象征意味的隐喻。它们象征着当时无处不在,有形无形的权力对象。从章永棱第一次进入新房开始,一种压抑的感觉便始终伴随着他,使得他惶恐不安。在印象中,它们无处不在,这更折射出章永棱所受的心理创伤之深。他这种被动的受虐人格使他丧失了主动的攻击本能。于是,在心理上产生了“”感,而在生理上则“阳痿”。这样的精神体验在《习惯死亡》中更是体现得非常明显:文中的主人公曾经多次遭到政治迫害,而且一直都处于大规模政治批判的威胁之下,于是,他总觉得自己欠“那些人”一个血窟窿,而“那些人”却欠他一颗子弹。这里的“那些人”是在指涉代表着专制与暴力的权力所有者。文中的主人公以一种变态心理疯狂地渔猎女友,他真正的动因不在于,而在于对隐藏在政治背后的权力体系的一种宣泄和反抗。用文中主人公的话来说,就是:“用堕落来表现超越”,“用堕落来表现你的抗议”。

二、被虚构的女人

张贤亮的《爱情三步曲》中的主人公在现实的激情与理性的智慧之间做着痛苦的选择,这种选择的结局往往是以理性的不堪一击为结束。饥饿、性这些东西无时不在左右着章永棱的意志。而张力图在这两极之间获得张力与动态平衡的时候,实际上,他又陷入了一系列的精神困境之中。传统士大夫重理轻情的人格理想让他不自觉地编织起了男权话语的樊篱。女人在这个过程中被虚构,变成了一个个高度抽象的文化符号。

张贤亮在小说中刻画了一系列类型化的女性群像。他们虽然身份各不相同,但她们在男人身边的用大致上是相同的。即:围绕着一个男人,成为其情感历程中的一个个驿站,在这个男人为实现社会使命而奋斗的过程中招之即来,挥之即去,为他提供母性的关怀,妻性的奉献,抑或是情人的柔情,以及作家写作上的烘云托月作用。她们仅仅只是男人严峻的人生旅程中浪漫的插曲和点缀。在张贤亮的笔下,男人是轴心,而女人不过是围绕他旋转的轨迹而已。作者在呼唤男人要战胜逆境,超越自己,要为远大的治国安邦的政治理想而努力的同时,为女性指派的任务却是传统的工具角色。

而《习惯死亡》中的主人公毫不负责地投入众多女人的怀抱,也被安排成为一种世纪末社会精神堕落的表象。所以,作者试图通过这样一种视线的转移来消弭主体的人的罪过。男人所有的行为都有合理的根据,那受到伤害的女人呢?他们的罪过该由谁来承担?在这里,作者提供的答案便是:女人是咎由自取。她们的罪过正在于他们的善良和温顺。男人是无过错的,男人在追求他们所应当追求的东西,所以,他们的何种行为都是能被接受的。如果女人们为此而痛苦,那么这样的痛苦男人无法帮你解除。

正如后来张贤亮在访谈录中说的那样:“中国还是个男权社会……坦率地说,我还是个没有脱俗的男人,嘴里虽然高唱尊重女性,但聊起女人来总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正是在这样的男权意识驱动下,张贤亮笔下的男人显得充满理性,富有才情,但实际上,他们在本质上却是自私、虚伪和孱弱的。而作为高度观念化的叙述对象,作品中的女性完全处于一种被虚构的话语结构中,仅仅作为一种虚拟的叙述对象而存在,缺乏独立的主题人格精神,这也是作者心态的一种不自然的流露! 正如应学犁所说的那样:“如果说,政治可以跳越、经济可以跳越,那么,作为整个民族意识中最底层的东西,是难以跳越的。”

参考文献:

应学犁:《论〈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的哲学主题》,《南京大学学报》第3期。

余韬:四川民族学院汉语言文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