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以为历史是有回音的

时间:2022-10-16 03:32:47

我一直以为历史是有回音的

徐锦江(以下简称徐):我们是老同学,知道你之前一直在经商,怎么想起写作了?

贝贝(以下简称贝):到年龄了,该做做自己喜欢的事了。我们都有文字情节,不是吗?从小就这样。趁现在还有时间,读书写字,做回自己,也应该算得上是件愉悦的事。

徐:在今天这样的时代,写作对你而言意味着什么?

贝:在一个非文学的时代做文学,是件很孤寂的活,同道者寥寥,偶尔的褒訾之言,犹如天籁之音。文学既没有力量,又无功用可言,这是大家都明白的事实。但对我来说,我并不在意,我只求把自己的所思所想表达出来,在内心做某种了结。

徐:何谓“了结”?

贝:就是把自己的一些感受、一些思考通过文字的梳理,使之变得更为明确:哪些是要继续探索的,哪些是要坚持的,又有哪些是要摒弃的。我是通过文字进一步整理思路。

徐:我注意到,在你的作品中,你的关注点往往聚焦于一些重大的历史时期或历史事件,作为一名女性,我没有看到你对爱情的刻画,这是为什么?有特别的原因吗?

贝:也曾经有朋友问过我同样的问题,我想过,可能是性格使然吧。之所以关注大场景、大事件是因为类似的东西吸引我,能引起我的兴趣,能让我进入思想的状态,而人类的苦难,更能使我长时间地纠结,在心痛之余去向往美好,这样的过程,无论是思维还是情绪都跌宕起伏,让我深感自己还活着。至于爱情题材,不是我的兴趣所在,可能是因为我本人的爱情经历过于简单,从恋爱到婚姻走得很平缓,没有什么波折,没有切入心肺的感受,所以是写不好这样的题材的。

徐:就你刚才所言,我的感觉是苦难特别能打动你,能唤起你的创作激情,是这样吗?

贝:严格意义上讲,是这样。

徐:为什么?

贝:美好的东西,大家都能感受,并且感受的角度都差不多,最多是程度的问题,而苦难却不同,各人有各人的视角,尤其在认知上千差万别,非常个体,不大容易产生公共经验、虚假认知这样的伪艺术问题。

徐:人类的苦难,这个题目过于宏大,具体指的是什么?

贝:我没有书写历史的野心,历史学通常是关于社会的,而非个人的。但对小说而言,一定是个人或某些人的,他们当然是人类的一部分,他们的苦难也是人类苦难的一部分。在一个外部世界越来越难以拒绝,而内心的真实悸动已无足轻重的今天,个人的命运实在是无把握可谈,你生于怎样的时代,成长于怎样的社会环境往往决定了你的未来。尤其是经历了重大历史事件的个人,曾经的遭遇对他一生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我非常在意这样的人生,特别是远离了具体事件之后,这些事件给人留下的烙印。当然,由于我刚学习写作不久,水平有限,想法与作品本身还有很大的距离。

徐:举几个你喜欢的小说家。

贝:小说,我真的看得很少,现在刚刚开始补课。90年代以前看过一些,后来基本不碰。不过,我一如既往地喜欢诺曼・梅勒、菲茨杰拉德、勒萨、还有米兰・昆德拉。最近看到一本西班牙作家胡安・马尔塞的作品《蜥蜴的尾巴》,很喜欢。像约翰・杜兰的作品也很棒,他的《日本帝国的衰亡》写得好极了。我现在有点搞糊涂了,“作家”这个概念到底包含了哪几类人?金庸算不算作家?

徐:时代在变,许多观念、词语都在变,每个人都可以自由表达,你认为金庸是作家吗?

贝:我觉得他当然是。作家就是要发现或创造只有作家才能发现与创造的东西,就此而言,他绝对做到了,他创造了一个“江湖”。

徐:刚才你提了一些作家的名字,好像没有中国作家。

贝:刚才我说的都是小说家。小说我本来就看得不多,并且窃以为小说是西方的产物,距今已有四五百年的历史,其一路走来的演变过程是极其清晰的。而中国的文学作品,像《红楼梦》、《三国演义》、《三言二拍》等等,严格地界定应是话本,与小说不能同日而语。这只是我个人的以为,做不得数的。况且时间有限,要读的东西太多,现当代中国作家的作品读的就更少了,不过,以后会在这方面多努力的。

徐:谈到阅读,你平时主要阅读些什么?对你现在的创作而言,哪类作品会对你有所帮助?

贝:我从小就喜欢历史,是受我父亲的影响,这一习惯一直保持至今,正史、野史我都喜欢。2008年以后,侧重于思想史,并由此而涉及法学、社会学等其他的人文学科。中国人说文史哲相通,其实在西方也一样。你想知道“自由主义”的演变与渊源,你就必然会追溯到英国的清教徒,也就必然的要读些宗教史,顺理成章的也会想了解当时英国的社会状况及它的法律制度。而所有这些对我都很重要,因为它们使我确立了价值观或称之为宇宙观,这一点,不仅对写字的人,对所有搞艺术的人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没有大的关照,要想成就好的艺术作品,几乎是不可能的。

徐:在写作时,你是先有故事,让故事本身阐述意义,还是先有观念,然后再去找故事?我怎么觉得你的作品有理念先行之嫌。

贝:其实这两种状况都有。希望故事有意义是我的追求,这是个人好恶问题,与其他无关。坦白地讲,我不太接受“私小说”之类的东西,就像我不喜欢中国古代的某些文人诗、文人画一样,理由不言自明,这些太像是喃喃自语,与别人没多大的关系,我赞同米兰・昆德拉所说的:整个小说就是一个长长的质问,沉思的质问。

徐:这与传统意义上的“文以载道”有何区别?

贝:这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码事,“文以载道”其宗旨在于传道,是变相的灌输与说教,在当今这样的时代玩这个,是自找死,我可不想找死。我只是希望能真实地展示人生的状态,绝对不会对自己以外的第二个人去说教,我没有这个权利。

徐:我读了你在《上海文学》的短篇小说《之前年代》,文中有些议论,关于法律的恒定性,与你刚才所说的似乎有些矛盾。

贝:法律必须尽可能地有延续性,这是常识。恒定的法律,民众才能理解、熟知、遵循;朝令夕改的法律,不仅颠覆法律的正当性与严肃性,也会使它的有效性遭到毁灭打击。民众面对这样的法律无所适从,何谈有效执行。这是经验,人类的经验,更是常识。我想揭示的是,在日常生活中这样的经验对每个人都很重要,因为法律每时每刻都在关照你的生活。当然,我不否认,在情感上,我在呼唤常识的回归。

徐:你是如何协调你在哲学、法学等领域的兴趣与小说展示生活之间的关系的?

贝:阅读本身就是积累,它潜移默化的功能,不仅在写作中,在日常生活中都有显现,就像我以前并不在意动物的生存权利,而现在,我成了动物保护坚定的拥护者,那些绿色和平主义者的同路人。

徐:那么历史呢?历史在你的作品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贝:我一直以为历史是有回音的,你可以短暂遗忘,也可以假装遗忘,但永久忘却是不可能的,只要有人想记起。存在过的,发生过的,不在你身上,就在他身上产生回音,通过这样、那样的回音,我们能多角度地审阅历史,从而更临近历史本身。所以历史即是场景又是情景,我们都生活于历史中,无人能超拔其上。

徐:在写作技巧上,有什么心得能让我们分享?

贝:还记得给我们上元曲的李平教授吗?他不仅给我们讲了音律,还讲了中国字的妙用。我们现在都在用“词”写作,如何把“字”用好,让一个词组,一个句子有更大的张力,我正琢磨这事呢。

徐:对未来有什么打算?会不会放弃写作,又去经商或干别的了?

贝:这可说不好,不知道,谁敢对自己的未来打包票,你刚才不是还说这是个变幻的时代,所以我不敢对未来说三道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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