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以为历史是有回音的

徐锦江（以下简称徐）：我们是老同学，知道你之前一直在经商，怎么想起写作了？

贝贝（以下简称贝）：到年龄了，该做做自己喜欢的事了。我们都有文字情节，不是吗？从小就这样。趁现在还有时间，读书写字，做回自己，也应该算得上是件愉悦的事。

徐：在今天这样的时代，写作对你而言意味着什么？

贝：在一个非文学的时代做文学，是件很孤寂的活，同道者寥寥，偶尔的褒訾之言，犹如天籁之音。文学既没有力量，又无功用可言，这是大家都明白的事实。但对我来说，我并不在意，我只求把自己的所思所想表达出来，在内心做某种了结。

徐：何谓“了结”？

贝：就是把自己的一些感受、一些思考通过文字的梳理，使之变得更为明确：哪些是要继续探索的，哪些是要坚持的，又有哪些是要摒弃的。我是通过文字进一步整理思路。

徐：我注意到，在你的作品中，你的关注点往往聚焦于一些重大的历史时期或历史事件，作为一名女性，我没有看到你对爱情的刻画，这是为什么？有特别的原因吗？

贝：也曾经有朋友问过我同样的问题，我想过，可能是性格使然吧。之所以关注大场景、大事件是因为类似的东西吸引我，能引起我的兴趣，能让我进入思想的状态，而人类的苦难，更能使我长时间地纠结，在心痛之余去向往美好，这样的过程，无论是思维还是情绪都跌宕起伏，让我深感自己还活着。至于爱情题材，不是我的兴趣所在，可能是因为我本人的爱情经历过于简单，从恋爱到婚姻走得很平缓，没有什么波折，没有切入心肺的感受，所以是写不好这样的题材的。

徐：就你刚才所言，我的感觉是苦难特别能打动你，能唤起你的创作激情，是这样吗？

贝：严格意义上讲，是这样。

徐：为什么？

贝：美好的东西，大家都能感受，并且感受的角度都差不多，最多是程度的问题，而苦难却不同，各人有各人的视角，尤其在认知上千差万别，非常个体，不大容易产生公共经验、虚假认知这样的伪艺术问题。

徐：人类的苦难，这个题目过于宏大，具体指的是什么？

贝：我没有书写历史的野心，历史学通常是关于社会的，而非个人的。但对小说而言，一定是个人或某些人的，他们当然是人类的一部分，他们的苦难也是人类苦难的一部分。在一个外部世界越来越难以拒绝，而内心的真实悸动已无足轻重的今天，个人的命运实在是无把握可谈，你生于怎样的时代，成长于怎样的社会环境往往决定了你的未来。尤其是经历了重大历史事件的个人，曾经的遭遇对他一生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我非常在意这样的人生，特别是远离了具体事件之后，这些事件给人留下的烙印。当然，由于我刚学习写作不久，水平有限，想法与作品本身还有很大的距离。

徐：举几个你喜欢的小说家。

贝：小说，我真的看得很少，现在刚刚开始补课。90年代以前看过一些，后来基本不碰。不过，我一如既往地喜欢诺曼・梅勒、菲茨杰拉德、勒萨、还有米兰・昆德拉。最近看到一本西班牙作家胡安・马尔塞的作品《蜥蜴的尾巴》，很喜欢。像约翰・杜兰的作品也很棒，他的《日本帝国的衰亡》写得好极了。我现在有点搞糊涂了，“作家”这个概念到底包含了哪几类人？金庸算不算作家？

徐：时代在变，许多观念、词语都在变，每个人都可以自由表达，你认为金庸是作家吗？

贝：我觉得他当然是。作家就是要发现或创造只有作家才能发现与创造的东西，就此而言，他绝对做到了，他创造了一个“江湖”。

徐：刚才你提了一些作家的名字，好像没有中国作家。

贝：刚才我说的都是小说家。小说我本来就看得不多，并且窃以为小说是西方的产物，距今已有四五百年的历史，其一路走来的演变过程是极其清晰的。而中国的文学作品，像《红楼梦》、《三国演义》、《三言二拍》等等，严格地界定应是话本，与小说不能同日而语。这只是我个人的以为，做不得数的。况且时间有限，要读的东西太多，现当代中国作家的作品读的就更少了，不过，以后会在这方面多努力的。

徐：谈到阅读，你平时主要阅读些什么？对你现在的创作而言，哪类作品会对你有所帮助？

贝：我从小就喜欢历史，是受我父亲的影响，这一习惯一直保持至今，正史、野史我都喜欢。2008年以后，侧重于思想史，并由此而涉及法学、社会学等其他的人文学科。中国人说文史哲相通，其实在西方也一样。你想知道“自由主义”的演变与渊源，你就必然会追溯到英国的清教徒，也就必然的要读些宗教史，顺理成章的也会想了解当时英国的社会状况及它的法律制度。而所有这些对我都很重要，因为它们使我确立了价值观或称之为宇宙观，这一点，不仅对写字的人，对所有搞艺术的人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没有大的关照，要想成就好的艺术作品，几乎是不可能的。

徐：在写作时，你是先有故事，让故事本身阐述意义，还是先有观念，然后再去找故事？我怎么觉得你的作品有理念先行之嫌。

贝：其实这两种状况都有。希望故事有意义是我的追求，这是个人好恶问题，与其他无关。坦白地讲，我不太接受“私小说”之类的东西，就像我不喜欢中国古代的某些文人诗、文人画一样，理由不言自明，这些太像是喃喃自语，与别人没多大的关系，我赞同米兰・昆德拉所说的：整个小说就是一个长长的质问，沉思的质问。

徐：这与传统意义上的“文以载道”有何区别？

贝：这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码事，“文以载道”其宗旨在于传道，是变相的灌输与说教，在当今这样的时代玩这个，是自找死，我可不想找死。我只是希望能真实地展示人生的状态，绝对不会对自己以外的第二个人去说教，我没有这个权利。

徐：我读了你在《上海文学》的短篇小说《之前年代》，文中有些议论，关于法律的恒定性，与你刚才所说的似乎有些矛盾。

贝：法律必须尽可能地有延续性，这是常识。恒定的法律，民众才能理解、熟知、遵循；朝令夕改的法律，不仅颠覆法律的正当性与严肃性，也会使它的有效性遭到毁灭打击。民众面对这样的法律无所适从，何谈有效执行。这是经验，人类的经验，更是常识。我想揭示的是，在日常生活中这样的经验对每个人都很重要，因为法律每时每刻都在关照你的生活。当然，我不否认，在情感上，我在呼唤常识的回归。

徐：你是如何协调你在哲学、法学等领域的兴趣与小说展示生活之间的关系的？

贝：阅读本身就是积累，它潜移默化的功能，不仅在写作中，在日常生活中都有显现，就像我以前并不在意动物的生存权利，而现在，我成了动物保护坚定的拥护者，那些绿色和平主义者的同路人。

徐：那么历史呢？历史在你的作品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贝：我一直以为历史是有回音的，你可以短暂遗忘，也可以假装遗忘，但永久忘却是不可能的，只要有人想记起。存在过的，发生过的，不在你身上，就在他身上产生回音，通过这样、那样的回音，我们能多角度地审阅历史，从而更临近历史本身。所以历史即是场景又是情景，我们都生活于历史中，无人能超拔其上。

徐：在写作技巧上，有什么心得能让我们分享？

贝：还记得给我们上元曲的李平教授吗？他不仅给我们讲了音律，还讲了中国字的妙用。我们现在都在用“词”写作，如何把“字”用好，让一个词组，一个句子有更大的张力，我正琢磨这事呢。

徐：对未来有什么打算？会不会放弃写作，又去经商或干别的了？

贝：这可说不好，不知道，谁敢对自己的未来打包票，你刚才不是还说这是个变幻的时代，所以我不敢对未来说三道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