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州阁楼中的胡适本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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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这是蒋中正为胡适题写的挽联。精准的盖棺定论，道出他一生的完美与矛盾。生前身后，许多人试图探寻，自由和保守为何能在一个人身上达到极致，最终答案总会指向他人生的起点：古老的徽州。

徽州北部绩溪上庄，一片被黄山余脉环抱的静谧土地。时值盛夏，全镇只有绿白黑三种颜色。群山连绵如黛，稻田碧绿如海。马头墙镶黑色小瓦，高耸着勾勒写意轮廓。雪白墙面被经年雨露晕染出青石底色，自然形成泼墨山水。胡适少年时代的故居，就是这些徽派古宅中的一座。

曾在北大红楼寻找发起文学革命的胡适，在台北中研院花园小房寻找寂寞夕阳里的胡适，在上庄，我似乎发现了最本真的胡适。这里的风物气质，与他的温润、保守多么一脉相承。晚年在台湾，他说:“我将来写自己的传记时，要一大章来写徽州的社会情形”。可惜这一章终究没来得及开启。或许，和所有来此寻访的人一样，他也想神游故园，追溯生命的本色。

幽深天井里的沉默房间

“万山不许一溪奔，拦得溪声日夜喧；到得前头山脚尽，堂堂溪水出前村。”这是南宋杨万里的七绝，胡适曾用这首诗来形容上庄杨林水口的风景。常溪河经水口堤坝牵引，流入全村，形成网状水系，村中每条小路两旁都有清溪，水里看不到一丝杂质，似乎用手捧起来就能喝。

从水口循着溪水呵护的“适之路”向北，不久就走到胡适故居，推开虚掩的木门，里面是一座鹅卵石铺就的宽敞院落，黛瓦院墙背后，“竹竿尖”山峰起伏。这套傍山枕水的宅邸总共占地1100多平方米，当年除了胡适和母亲冯顺弟，还住着他大哥二哥两家人。

冯顺弟是胡适父亲胡传的第三任妻子，1889年，她从中屯嫁到上庄时还不满十六岁，胡传已四十八岁，他的发妻死于太平天国兵乱，续弦妻子病死，留下三儿三女，一半比冯顺弟还大。婚后胡传在上海担任淞沪厘卡总巡，体恤新婚妻子在大家庭中孤独尴尬，把她接出来带在自己身边。1891年，胡适在上海大东门出生，乳名嗣穈（音：门），母亲叫他穈儿。胡家这一辈兄弟名字里都带“禾”，“穈”的意思是赤色禾苗。后来胡传调到台湾担任驻军统领，母子二人也跟着漂洋过海。

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次年2月，胡传请人把妻儿先送回上庄。1895年8月，胡传在返乡途中病死厦门，享年五十四岁。也有人认为，他是抵御日军时阵亡，凶死之人牌位不能入宗祠，家里才说是病逝。父亲去世时，胡适三岁零八个月，已经有了模糊的记忆。“我仿佛记得我父死信到家时，我母亲正在家中老屋的前堂，她坐在房门口的椅子上。她听见读信人读到我父亲的死信，身子往后一倒，连椅子倒在房门槛上。东边房门口坐的珍伯母也放声大哭起来。一时满屋都是哭声，我只觉得天地都翻覆了！”

“老屋”，即现在故居院落大门旁边的小楼，为胡适祖父所建，回到故里后，胡适和母亲先住在那里，几年后搬到“新屋”——胡传生前主持兴建的砖木结构阁楼，占地一百多平方米。和所有晚清徽派民居一样，外墙不开窗，日光通过幽深的天井射进前堂和后堂，走进水磨青砖的大门，会明显感觉到阴凉。前堂东屋曾住胡适二哥，西屋是幼年胡适与母亲的卧室，后来成了他和江冬秀的新房。与西屋相连有一间小小的厢房，原本供佣人居住，但胡适母亲把它改作书房，以便时时监督儿子读书。

在胡适记忆中，母亲常常关上房门无声地流泪；他犯了错要教育他时，“无论怎样重罚，总不许我哭出声音来。她教训儿子不是藉此出气叫别人听的。 ”孤儿寡母的喜怒悲欢，都压抑在这间阴暗的西屋里。徽州礼教森严，绩溪处处可见历代留下来的贞节牌坊，出嫁从夫，夫死从子，是徽州女人的宿命。冯顺弟二十三岁守寡，守了整整二十三年，空有“太夫人”之名，在家中要看胡适哥嫂的脸色，要维系大家庭的和睦，还要竭力从生活的夹缝中为胡适争取教育经费。胡适怀念母亲时写道：“这种生活的痛苦，我的笨笔写不出一万分之一二……如果我学得了一丝一毫的好脾气，如果我学得了一点点待人接物的和气，如果我能宽恕人，体谅人，我都得感谢我的慈母。”

徽商家庭的兰香书韵

故居内部装修是在胡传死后完成的，素雅简单，家具用的都是普通木材，今天仍然可以感到，一家之主突然逝世，给这个家庭带来的落寞萧索。安徽大学胡适研究中心兼职副研究员、与胡适同宗的胡成业告诉笔者，胡家当时家道中落，装修资金紧张，而且胡传本就不喜奢华，生前嘱咐过新屋只需“略事雕刻，以存其朴素”。

“略事雕刻”成就了胡宅的脱俗。徽州人多是因战乱迁来的北方移民，出于安全考虑，住宅外表低调，内部精良，砖雕、石雕、木雕极尽繁复精美之能事，并称徽州三绝。寻常人家用浮雕手法刻复杂的戏曲故事、华丽的仙鹤荷花等，而胡宅十二块落地隔扇门、四块窗棂板上，是平地阴刻的兰草。每一块都只有寥寥数笔，但风神出众，意趣高洁。作者落款“东山老人”，乃上庄徽墨雕刻大师胡国宾。胡国宾专职雕刻墨模，作品“地球墨”曾在1915年巴拿马世博会上获金奖。他花了一年多的时间，在胡宅门窗饰板上创作了这组千姿百态的艺术品。多年后，已离家的胡适写了一首白话诗，在台湾被改编成脍炙人口的校园歌曲：“我从山中来，带着兰花草，种在小园中，希望花开早……”其中也许寄托着胡适的故园之情。

胡传没有给儿子留下一座“豪宅”，但留下了浩瀚的藏书。故居二楼是回字形通转式阁楼，这里原本不住人，只保存胡传的书。我登上去看，空无一物，只有厚厚的尘埃。村里人说，“”时，那些书被成捆成捆抛到院子里，一把火烧了三天三夜才烧干净。

胡家本不是书香门第，而是地道的“徽商”。胡适说过，“我家历代都是以经营茶叶贸易为生的，也就是自故乡山区贩茶往上海一带自设的茶叶店中出售。”胡适能够做学问，没有像他哥哥们一样经商，全赖父亲一纸遗嘱：“穈儿天资颇聪明，应该令他读书。”

出故居向西走，经过好一番曲折，终于找到胡适幼时读书的私塾：来新书屋。现在是民宅，没有挂牌。天井比胡适故居还要狭窄，时值正午，原来作为教室的前堂里也没有多少阳光。胡适在这里读了九年书。刚回上庄时，胡适才三岁半，母亲就让他进私塾，门槛七八寸高，他的小身体根本无法独力跨过。上课时他要被人抱上高凳子，下课自己爬不下来，还得被抱下来。别的学生一年给教书先生两块钱，冯顺弟省吃俭用，第一年就送了六块，以后逐年递增，最多时一年送十二块。她的要求是，先生必须对胡适另眼相待，不仅要教他背书，还要给他讲解古文的意思。几年下来，年长的孩子都远不如他懂得多。